那時，我並不清楚他的身世。隻以為他是很認真負責，很有修養的老教師，又是老來寡居，就很同情他。認為多同他交往，能淡化老年人的“孤獨”感，使他快樂。對於他的特別的熱情，並沒有真正理解。
一天下午，我又去他窯裏。閑聊過幾句，便指著牆上那唯一的一幀條幅問‘閑居非吾誌，隻身赴國難，，是你寫的吧？”他聽得，臉上的快慰立即消失，異常嚴肅地說是拙書，聊以自慰而已。”我越發有些糊塗，見他低頭沉吟，再不好追問，便就此告辭。後來才知道，白鬆年並不是在職教師。原先的初中曆史教師生孩子了，才雇請他來臨時代課。因為教課認真，學生反映好，才留了下來。還得知他曾是國民黨的團職軍官，解放前夕任四川省政府衛隊長，解放後幾乎被鎮壓。在新疆勞改二十多年，刑滿留場。其間曾擔任過業餘劇團京劇導演。難怪他窯牆上總掛著一張鑲在鏡框中的照片，那是業餘劇團的全體人員合影。他與團長並肩坐在正中，神情甚為莊重。大約自以為是生命曆程中最值得紀念的光彩一頁吧。他原本打算在遙遠的邊疆了卻一生，不料國家對前國民黨軍政人員政策放寬，他才申請退職回到闊別四十多年的故鄉。他也曾有過妻子、女兒。妻子早已改嫁，女兒也早不認他這“曆史反革命”父親。
了解了白鬆年的人生遭遇，我起初心情很複雜。想起了作家柳青《創業史》裏的那段名言人生的導路雖然漫長，但緊要處常常隻有幾步，特別是當人年輕的時候。沒有一個人的生活道路是筆直的，沒有岔道口的。有些岔道口，譬如政治上的岔道口，事業上的岔道口，個人生活上的岔道口，你走錯一步，可以影響人生的一個時期，也可以影響一生。”看得出，白鬆年對自己年輕時走錯的那一步是十分懊悔的。熬過了幾十年囚犯生涯，可貴的是他的生活熱望並沒有破滅。他渴望重新得到信任和友誼，得到社會的摟納和承認。一旦獲得重新生活的機會，他便像一個剛剛投入生活的青年，用全身心的投入，全新的道德準則，努力洗刷過失，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他對我的特別的熱情，其實是他在追求信任和友情；他認真負責地工作，其實是在努力獲得他人的尊重，追求人格的平等。明白了這一切，我便為白鬆年的精神深深地感動著。並思索著自己一個開始步入人生的青年，在這位曆盡坎坷的老年人身上，應當得到什麼有益的啟示。
從此以後，我同白鬆年的交往深入了一步。交談的內容也由以往的衣食住行、社會見聞、人情世故、文學藝術之類發展為自述人生經曆，談論人生體驗上。這在過去是從未涉及的話題。因此便對他的生活道路、內心世界有了更詳盡更全麵的了解。知道他曾經是延中學生。他的同學許多眼下已是埤位很髙的幹部。他起初也曾經想成為革命者。這不僅僅因為讀了許多進步書刊，還因為他的姐夫就是當地很有名氣的革命者。不幸的是，這位劉誌丹的親密戰友被錯誤“肅反”，慘死牢中。姐夫死後，姐姐和小外甥悲苦不堪。這件事對年輕的白鬆年刺激很大，以致使他對革命的前途產生了懷疑，繼而誤入歧途。
幾十年後，當他用沉重的語調談起那段不光彩的曆史，總是流露出無可奈何的神情。後來我試探著提出以他的人生經曆為基礎，寫一部小說。他竟欣然同意，並多次催促我趕快動筆。這就是後來以我倆的名義發表的中篇小說《路祭》。小說主人翁嶽壽峰的生活原形就是白鬆年。隻是把人物塑造成了一個經曆過動搖徬徨之後終於由國統區奔赴延安，走上了革命道路的典型。而把悲劇的結局安排到了另一位青年身上。稿子寫出來，白鬆年看了很激動，說那是一部對青年一代很有教育意義的人生教科書。建議在《延河》發表。《延河》的小說編輯看了，認為篇幅過長，又寫得不夠出色，將稿子退了回來。我便失了信心，他卻不泄氣。又親自把稿子送到《延安文學》編輯部。過了一段時間，小說終於發表問世。白鬆年的欣喜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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