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全國文學規劃會議召開，與會者對過去的《文學概論》一類書籍表示不滿，強烈要求改變現狀，撰寫一本新的《文學概論》或《文學原理》，這一項目就交給了文學所，並列入了國家計劃。文學所接到這一任務後，決定由文藝理論室（由組改為室）承擔下來。於是由王春元、何西來、杜書瀛與我組成了寫作組，並請許覺民先生擔任主編，但許先生謙讓不肯接手，於是決定由我們四人準備起來。
這樣我就開始了新時期第二方麵的探討，即文學理論基礎問題的研究。
新時期剛剛來臨，要求我們寫出一本有著新鮮思想的《文學概論》或《文學原理》這類教科書，但是編寫這樣的教科書真是談何容易！
因為第一，如今正在撥亂反正之中，這個“正”到底如何理解，過去不是總在宣傳談這個“正”嗎？但是這個“正”真是“正”嗎？對於這些“正”我們到底把握了幾何？我們在思想上準備得如何？第二，我們已經編寫、出版了不少這類教科書，它們的問題在哪裏？我們了解透了嗎？第三，如果上述這類書籍已經出版了100種，那麼我們是去撰寫第101種呢，還是去寫第一種呢！第四，由於“文化大革命”排斥外國文化，很長時間裏不再進口外國書籍，那麼對於久違了的外國文論我們了解幾何?它們已發展到什麼水平?中國文論如何去吸取外國文論的長處？最後，中國豐富的古代文論思想如何融入當代的文論中去呢？還是以古代文論為基礎，來寫中國的當代文論呢？這真是千頭萬緒啊！
當然這些問題不是馬上就能找到答案的，思索、理解它們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而且這些問題甚至現今還在討論，圍繞它們而發生論爭。但馬上可以進行具體的工作的，就是趕快了解中外文論的情況與教科書的情況。於是我提出了要尋找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外國文學理論著作，把它們翻譯出來，供大家了解外國文學理論的進展，我們隻能在中外已有的文學理論的高度上再行寫作。我的主張立刻獲得寫作組的其他同事的讚同，並說譯作可以作為《文學原理》項目的副產品，按照20世紀60年代的“古典文藝理論譯叢”，我就提出了這些譯作合在一起可取名為“現代外國文藝理論譯叢”。大家覺得意向很好，於是向許覺民先生做了彙報，希望他出任主編，並請他張羅出版方麵的事宜。覺民先生原在三聯書店、人民文學出版社當過領導，在出版界路子很寬，但不肯擔任主編，不過他一口答應在出版方麵進行斡旋。三聯書店範用先生十分歡迎這一項目，說什麼時候送來譯稿，什麼時候就出，並付一定稿酬，條件是譯稿要我們齊、清、定後送去。得此佳音，我就立刻鑽進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去尋找外國的文學理論書籍。不幾天就大有收獲：有美國的韋勒克與沃倫合著的《文學原理》英文本，蘇聯的波斯彼洛夫的《文學原理》，荷蘭的佛克馬與易布思的《20世紀文學理論》，法國、英國、美國作家論文學的論文集，以及其他的一批文學理論著作。對於我們來說，前麵兩本是最具代表性的。我馬上把它們複印出來並很快地看了一遍，在理論室報告了我的讀後感，並與王春元一起成立譯叢“編譯小組”，馬上組織具有文學理論知識的人員進行翻譯。
1981年全國文學規劃會議召開，與會者對過去的《文學概論》一類書籍表示不滿，強烈要求改變現狀，撰寫一本新的《文學概論》或《文學原理》，這一項目就交給了文學所，並列入了國家計劃。文學所接到這一任務後，決定由文藝理論室（由組改為室）承擔下來。於是由王春元、何西來、杜書瀛與我組成了寫作組，並請許覺民先生擔任主編，但許先生謙讓不肯接手，於是決定由我們四人準備起來。
這樣我就開始了新時期第二方麵的探討，即文學理論基礎問題的研究。
新時期剛剛來臨，要求我們寫出一本有著新鮮思想的《文學概論》或《文學原理》這類教科書，但是編寫這樣的教科書真是談何容易！
因為第一，如今正在撥亂反正之中，這個“正”到底如何理解，過去不是總在宣傳談這個“正”嗎？但是這個“正”真是“正”嗎？對於這些“正”我們到底把握了幾何？我們在思想上準備得如何？第二，我們已經編寫、出版了不少這類教科書，它們的問題在哪裏？我們了解透了嗎？第三，如果上述這類書籍已經出版了100種，那麼我們是去撰寫第101種呢，還是去寫第一種呢！第四，由於“文化大革命”排斥外國文化，很長時間裏不再進口外國書籍，那麼對於久違了的外國文論我們了解幾何?它們已發展到什麼水平?中國文論如何去吸取外國文論的長處？最後，中國豐富的古代文論思想如何融入當代的文論中去呢？還是以古代文論為基礎，來寫中國的當代文論呢？這真是千頭萬緒啊！
當然這些問題不是馬上就能找到答案的，思索、理解它們需要一個相當長的時期，而且這些問題甚至現今還在討論，圍繞它們而發生論爭。但馬上可以進行具體的工作的，就是趕快了解中外文論的情況與教科書的情況。於是我提出了要尋找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外國文學理論著作，把它們翻譯出來，供大家了解外國文學理論的進展，我們隻能在中外已有的文學理論的高度上再行寫作。我的主張立刻獲得寫作組的其他同事的讚同，並說譯作可以作為《文學原理》項目的副產品，按照20世紀60年代的“古典文藝理論譯叢”，我就提出了這些譯作合在一起可取名為“現代外國文藝理論譯叢”。大家覺得意向很好，於是向許覺民先生做了彙報，希望他出任主編，並請他張羅出版方麵的事宜。覺民先生原在三聯書店、人民文學出版社當過領導，在出版界路子很寬，但不肯擔任主編，不過他一口答應在出版方麵進行斡旋。三聯書店範用先生十分歡迎這一項目，說什麼時候送來譯稿，什麼時候就出，並付一定稿酬，條件是譯稿要我們齊、清、定後送去。得此佳音，我就立刻鑽進北京圖書館（現在的國家圖書館）去尋找外國的文學理論書籍。不幾天就大有收獲：有美國的韋勒克與沃倫合著的《文學原理》英文本，蘇聯的波斯彼洛夫的《文學原理》，荷蘭的佛克馬與易布思的《20世紀文學理論》，法國、英國、美國作家論文學的論文集，以及其他的一批文學理論著作。對於我們來說，前麵兩本是最具代表性的。我馬上把它們複印出來並很快地看了一遍，在理論室報告了我的讀後感，並與王春元一起成立譯叢“編譯小組”，馬上組織具有文學理論知識的人員進行翻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