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莫斯科我們曾與文藝理論部主任烏爾諾夫、莫斯科大學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尼古拉耶夫在他們家裏有過長談，在列寧格勒與蘇聯科學院列寧格勒分部的理論家弗裏德林傑爾、依葉祖依托夫和在基輔的烏克蘭評論家諾維琴科也曾長談。這時蘇聯正處於解體前夕，問題很多，爭論不斷，甚至感到茫無頭緒。他們有的對於當時文學界的熱烈爭論，作了較為客觀的介紹；有的對於新出現的觀點、思潮不很理解，批評比較激烈。顯示了蘇聯解體前文論界的一些跡象，有關方麵已寫入《蘇聯文學理論走向》一文。
蘇聯文藝理論不同於西方文論，有著自己的傳統，詩學研究的傳統，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維謝洛夫斯基的曆史詩學探究極為有名，後來出版了《曆史詩學》，提出要“從詩的曆史中闡明詩的本質”，確定世界文學的統一性和規律性。這種理論觀點與方法影響了後來蘇聯的各種文藝理論派別。20世紀初的形式學派的研究，特別是60年代初蘇聯科學院出版的三大卷《文學理論》研究，就是用了“曆史主義的闡明”來探討文學理論中的各種問題的。四十年過去了，由鮑列夫任主編的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的集體著作四卷本《文學理論》於2003年出版，副標題仍舊沿用了“基本問題的曆史主義的闡述”，仍然可見維謝洛夫斯基曆史主義傳統的影響。
詩學研究在20世紀20年代之後的形式學派的研究中，極為流行，做出了不少成績。30年代以後到50年代，詩學研究似乎走向衰落。1963年巴赫金將刊行於1929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經過修訂，更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出版，詩學研究日漸風行起來。1978年，Ю.曼出版了一本《果戈理的詩學》，這是一本很有分量的果戈理研究。
通過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藝理論著作的論題，足可見到蘇聯文藝理論的走向。總的說來，如果將俄羅斯文學理論與歐美的文學理論相比較，那麼前者的變動較小，比較穩重，尊重傳統，不如後者變化多端，色彩鮮豔。
人事全非——在莫斯科大學
到了莫斯科後第三天（即3月16日），我們要到中國駐蘇聯的大使館去交辦什麼文件。我想大使就是我莫斯科大學的同學，是學語言的，口語很好，畢業後先在使館當翻譯，現在當上了大使，我作為他的老同學當然感到光榮。辦完了事，我就向接待人員提出要見見李大使，說我是他的同學。接待人員回答說李大使不接見工作以外的人員。我說我是他的老同學，不求他辦見不得人的事，純粹是老同學見見麵，寒暄幾句。你把我的名字報上去，問問他的意思。他隻好拿起電話向裏麵通報此事，接著放下電話對我說，李大使現在工作忙，不接見任何人！這無異是李大使下逐客令了，我們也無話可說，隻好走出使館。
在莫斯科我們曾與文藝理論部主任烏爾諾夫、莫斯科大學文藝理論教研室主任尼古拉耶夫在他們家裏有過長談，在列寧格勒與蘇聯科學院列寧格勒分部的理論家弗裏德林傑爾、依葉祖依托夫和在基輔的烏克蘭評論家諾維琴科也曾長談。這時蘇聯正處於解體前夕，問題很多，爭論不斷，甚至感到茫無頭緒。他們有的對於當時文學界的熱烈爭論，作了較為客觀的介紹；有的對於新出現的觀點、思潮不很理解，批評比較激烈。顯示了蘇聯解體前文論界的一些跡象，有關方麵已寫入《蘇聯文學理論走向》一文。
蘇聯文藝理論不同於西方文論，有著自己的傳統，詩學研究的傳統，19世紀末20世紀初的維謝洛夫斯基的曆史詩學探究極為有名，後來出版了《曆史詩學》，提出要“從詩的曆史中闡明詩的本質”，確定世界文學的統一性和規律性。這種理論觀點與方法影響了後來蘇聯的各種文藝理論派別。20世紀初的形式學派的研究，特別是60年代初蘇聯科學院出版的三大卷《文學理論》研究，就是用了“曆史主義的闡明”來探討文學理論中的各種問題的。四十年過去了，由鮑列夫任主編的俄羅斯科學院世界文學研究所的集體著作四卷本《文學理論》於2003年出版，副標題仍舊沿用了“基本問題的曆史主義的闡述”，仍然可見維謝洛夫斯基曆史主義傳統的影響。
詩學研究在20世紀20年代之後的形式學派的研究中，極為流行，做出了不少成績。30年代以後到50年代，詩學研究似乎走向衰落。1963年巴赫金將刊行於1929年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創作問題》，經過修訂，更名為《陀思妥耶夫斯基詩學問題》出版，詩學研究日漸風行起來。1978年，Ю.曼出版了一本《果戈理的詩學》，這是一本很有分量的果戈理研究。
通過這些具有代表性的文藝理論著作的論題，足可見到蘇聯文藝理論的走向。總的說來，如果將俄羅斯文學理論與歐美的文學理論相比較，那麼前者的變動較小，比較穩重，尊重傳統，不如後者變化多端，色彩鮮豔。
人事全非——在莫斯科大學
到了莫斯科後第三天（即3月16日），我們要到中國駐蘇聯的大使館去交辦什麼文件。我想大使就是我莫斯科大學的同學，是學語言的，口語很好，畢業後先在使館當翻譯，現在當上了大使，我作為他的老同學當然感到光榮。辦完了事，我就向接待人員提出要見見李大使，說我是他的同學。接待人員回答說李大使不接見工作以外的人員。我說我是他的老同學，不求他辦見不得人的事，純粹是老同學見見麵，寒暄幾句。你把我的名字報上去，問問他的意思。他隻好拿起電話向裏麵通報此事，接著放下電話對我說，李大使現在工作忙，不接見任何人！這無異是李大使下逐客令了，我們也無話可說，隻好走出使館。
一路上我對同伴說，我們的機關裏都是李大使這樣的好官，當他們還是平民身份時，和我們是無話不說的朋友，一起騎自行車到莫斯科郊外度假，就地野餐，唱歌遊泳，說說笑笑，很是自在。但是一旦當上了官，即使是個芝麻官，那就不得了了。
出了使館，那巍峨的莫斯科大學建築群立刻展現在我們麵前。我舊地重遊的懷舊情緒來了，商量著進去看看住了4年的地方有些什麼變化，於是繞著大學的主體樓區走著，同時觀看周圍的樓群。大學有4個進口，前門和後門相通，十分寬大。兩邊都是附樓，附樓各設進口，有門衛把守，差不多30年前，我就住過附樓Е區615和Г區的518房間。走到Г區的門衛處，我和他們說明原因，門衛就是不讓進去。這也難怪，這些20多歲的小夥子聽我講著他們還未出生時的50年代的古老的傳說，怎麼會相信呢！隻是一個勁兒地說要有通行證。我想我們連使館的第二道門都無法跨過，見見老同學都未成功，更不要說異國他鄉的門檻了，無奈我隻好從鐵柵空隙望過去，看看我住過的那幢樓，悵惘地回身走了。心想要進去參觀、憶舊，隻能通過正式機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