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拉格總是繞不過去名人故居，卡夫卡排第一位。布拉格很認卡夫卡，卻不怎麼認米蘭·昆德拉，後者似乎沒有給這城市留下什麼記憶，卡夫卡的照片隨處可見。當年他父親的肉鋪子現在是卡夫卡書店，不遠處是故居，需買門票，五十克朗一人。所謂故居不過是一間披屋，進門就要碰壁，陳列幾張照片，幾行生平事跡。女館員說是卡夫卡的出生地，令人懷疑，狹小不說，還沒有任何生活的痕跡，一個肉鋪老板的家不至於清貧如此，問題在於從革命中可能保持到怎樣的程度。接下來的遭遇大致差不多，時間主要花費在尋找途中。著名的德沃夏克紀念館鮮有人知，後來進到一個小旅館，前台的年輕職員上網搜索，方才有了方位。這是一個安靜的住宅區，不像卡夫卡家，在喧鬧的市井。路人很少，也看不見公共場館的標誌，再問人，又是不知道。茫然之際，一位快步走過的女性，聽見我們的問詢，回頭指點，原來就在五十米開外，獨立於庭院一幢小樓。其實與德沃夏克的生活無甚關聯，而是後來辟地建立，研究協會一類，所以更像是機關。內容依然乏善可陳，票價依然五十克朗，倘要拍照，再付三十，然而，有什麼可拍攝的呢？在計劃經濟裏貽誤了資本發展的飛躍階段，方一走進市場，多少有迫不及待之感，難免地，就像中國人說的，掉進錢眼裏。姆哈美術館略大和豐富一些，因是捷克國寶一級的人物，從鑲嵌、裝潢、戲劇海報開始藝術生涯，於應用設計有所貢獻，最好的例子是，捷克斯洛伐克的紙幣就是他的作品之一。我以為，他的裝飾性風格可能來源於捷克的傳統手工業，玻璃，然後又反哺玻璃製作。
對於一位國家功勳藝術家，館藏就又顯得單薄了。斯美塔那博物館的尋覓有“驀回首，此人卻在——”的意境。天下著寒雨，灰蒙蒙的河麵上停著江鷗，按旅遊手冊指示，沿河幾個來回，亦無結果，便進咖啡午飯。出來時，忽看見，“斯美塔那”就在咖啡館貼鄰，退一步的地方。還是五十克朗門票，三十克朗拍照，而無甚可拍。舊照片和樂譜手稿，還有演出說明書，占去三分之二麵積，餘下三分之一是飾演作曲家歌劇的美國女演員愛彌的介紹，一個多才多藝的紅粉知己，相對於音樂家本人，她的資料倒有些多了。四壁之間的空地，立著幾具譜架，女館員過來，出示一支指揮棒。棒上排列按鈕，顯然是個遙控器，對準某具譜架，就有某部作品播放。女館員一徑往我手上遞送指揮棒，我一徑後退，生怕觸及按鈕，又要付錢。最後退到牆腳，女館員輕歎一聲，自己在指揮棒上按下，頓時，樂聲響起，《我的祖國》第二樂章“伏爾塔瓦河”，仿佛一條大河，波濤湧起，灌滿天地，真是要叫人落淚的。
與博物館的索然相比，查爾斯大學廊柱前的畫麵則生氣勃勃。布拉格之春中，自焚的大學生殉難處，奉獻著鮮花與挽詞。年輕男女全是身材頎長，長相秀美，來來往往，陰霾的天氣因此變得明亮起來。
2012 年冬季的後革命景象，在另一個空間繼續展現。一年半以後，2013 年暑期，去倫敦，正值莫斯科大劇院芭蕾舞團巡演於柯文特花園。莫斯科大劇院曾於1956 年和1963 年來到英國演出，時隔整整五十載，女皇登基慶典年第三度來到。1956 年和1963 年是赫魯曉夫執政，也就是我們稱之“修正主義”的時期，蘇共對內批判個人崇拜與極權主義，對外開放，兩次倫敦巡演顯然與這大背景有關。說明書有一頁刊登1963 年的演出海報，演出季從當年7 月1 日至7 月27 日整四周時間，劇目為古典名品《天鵝湖》《辛德瑞拉》（水晶鞋）《羅密歐與朱麗葉》和一九五九年蘇聯原創四幕舞劇《駝背的小馬》。與2013 年比較，《天鵝湖》依然在，芭蕾史上的紀念碑，票房的先生說，舞台與演出是全新，美不勝收，炫極了！其時，各出劇目都有餘票，我們決定先外出走一遭，回來再買票。
第二檔《睡美人》，第三檔是巴蘭欽的一個作品集，頭天演出，次日大小報紙一片讚譽。我們就在此時回到倫敦，一早跑去買票，已經晚了。不僅這一檔，連同下一檔全部告罄。票房未開張，已排起一列等退票的隊伍，趕緊加入進去。等待退票實是有風險的，很可能一無所得，時間卻耗去了。維持秩序的員工一勁鼓舞，訂票人臨時有事，票子就又回到票房。可誰說得準呢？一小時以內，隻回來一張票，排在隊首的年輕人被領去付錢，後麵的人鼓掌歡送。又有些時間過去，這次回來兩張票，座位分開，但在同一場，最合乎我們的條件。人們眼巴巴看著，希望我們要下來，就可縮短隊列。一位夫人看出我們對劇目猶豫，勸我說：先要下這兩張，再重新排隊等你要的巴蘭欽。所以，我們要下這兩張票的同時也就喪失隊伍中的排序，這排序隻能使用一回。迫於時間和幾率的有限，最終還是要下，退出隊伍。這就是2013 年倫敦演出的第四部，亦是蘇聯原創劇目，劇名直譯為《巴黎的框架》。
這部舞劇說實在陌生得很，創作於1932 年，作曲者為阿薩菲耶夫，當時蘇共音樂家協會主席，斯大林獎獲得者。以這位藝術家的官方身份，創作舞劇的時間，大致可推出題材的類型。故事可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白毛女”，第二“紅色娘子軍”，複雜是在第三——“喜兒”來自貴族家庭，在革命根據地，這個假想的小城以誕生於法國大革命的國歌命名，叫作“馬賽”，大約就是劇名“巴黎的框架”的來源，馬賽城裏，傳來家鄉解放的消息，父親上了絞架，家仆逃來，指認“喜兒”的出身，“喜兒”且不能斬斷親情，於是也被新政權判處極刑，“大春”懷抱斷頭台上滾落的愛人的頭顱，這就又成了蘇聯電影《第四十一個》。這經典資本主義的殿堂被革命歌舞的狂潮漫卷，全場起立，報以熱烈的掌聲，經久不息。鄰座的一個日本還是韓國女生，大約是學舞蹈的，一隻手的手指抵在另一手的手掌，表示足尖的著力點，喳喳喳說個不休。人們被演員們的舞技折服，也被音樂裹挾，傳統的調性確實比現代無調性音樂更能說服感官，甚而至於忽略情節裏的暴力本質。引我注意的是，無論創作時間還是政治體製或者國家意識形態戰略，這部舞劇不都更應該出現在1963 年的演出季嗎？事實卻是五十年之後的2014 年。冷戰結束後的全球化格局具有如此強大的包容力，可將差異和對立全都一鍋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