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麵他從文學本身的發展來說明問題。向前看，他把東漢獻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寶十四載（196—755）五百五十九年間看成是中國詩的黃金時代；向後看，則以唐肅宗至德元載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756—1276）五百二十年為詩的不同類型的餘勢發展。因而得出這樣的看法：“從唐朝起，我們的詩發展到成年時期了，以後便似乎不大肯長了，直到這回革命（按指新文學運動）以前，詩的形式和精神還差不多是當初那個老模樣。”經過這樣前後全麵的觀察，唐詩的曆史地位就很清楚了。
另一方麵他又從曆史的角度說明文學發展的本身就是曆史的產物。他向臧克家先生說：“有比曆史更偉大的詩篇嗎？我不能想象一個人不能在曆史（現代也在內，因為它是曆史的延長）裏看出詩來，而還能懂詩。”比如他談宮體詩興起的曆史背景是：“他們那整個宮廷內外的氣氛：人人眼角裏是淫蕩，人人心中懷著鬼胎。”“因而犯了一樁積極的罪：它不是一個空白，而是一個汙點。”“我們真要懷疑，那是作詩，還是在偽裝下的無恥中求滿足。”這裏說明宮體詩原來就是淫蕩宮廷生活產生出來的毒草。他分析孟浩然詩境清淡的原因，是由於詩人“生活在開元全盛日”，他既沒避亂棄世的必要，隻是為了一個浪漫的理想而隱居，也就沒有“巢由與伊皋”和“江湖與魏闕”的內心矛盾，而“詩是唐人排解感情糾葛的特效劑”，感情糾葛既少，詩自然寫得清淡，“淡到看不見詩了”。詩人獨創的清淡詩境，原來也是受惠於時代之賜。
他對賈島詩風的形成和風靡也從社會原因作了解釋，他說：“初唐的華貴，盛唐的壯麗，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膩味了，而且容易引起幻滅感……正在苦悶中，賈島來了，他們得救了，他們驚喜得像發現了一個新天地”，“這裏確乎是一個理想的休息場所……對了，惟有休息可以驅除疲憊，恢複氣力，以便應付下一場的緊張”。原來是社會普遍的要求鼓舞詩人的創作情緒，並使這種詩風成為一個時期的主要格調。不是嗎？賈島的詩從晚唐五代就開始享受被偶像化的榮譽，下而至於宋末的四靈、明季的鍾譚、晚清的同光體，都由於末世氣氛相似而一度掀起賈島熱，這都是由於社會環境造成的。像這些用曆史事實來闡明詩風的變化發展，往往說得深入透辟，令人信服，是一般文學史家所未曾留意的。無怪白永先生說這樣“分析出來的唐詩局麵，顯然另是一種境界”。
作為文學史家的聞先生，對唐詩是深愛的，但並不偏愛。因此，盡管他列舉了“詩的唐朝”不少優點，如好詩多在唐朝；詩的形式和內存變化到唐朝達到極點；唐詩的體製不僅是一代人的風格，實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種詩體；從唐詩分支出後來的散文和傳奇等文體，等等。可是從文學史的全局觀點來看，他又不能不指出：“唐人把整個精力用在作詩上麵，影響後代知識分子除了寫詩百無一能，他們也要負一定的責任。”“雖然他們那樣作也是社會背景造成的……可是國家的政治卻因此倒了大黴。”
一方麵他從文學本身的發展來說明問題。向前看，他把東漢獻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寶十四載（196—755）五百五十九年間看成是中國詩的黃金時代；向後看，則以唐肅宗至德元載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756—1276）五百二十年為詩的不同類型的餘勢發展。因而得出這樣的看法：“從唐朝起，我們的詩發展到成年時期了，以後便似乎不大肯長了，直到這回革命（按指新文學運動）以前，詩的形式和精神還差不多是當初那個老模樣。”經過這樣前後全麵的觀察，唐詩的曆史地位就很清楚了。
另一方麵他又從曆史的角度說明文學發展的本身就是曆史的產物。他向臧克家先生說：“有比曆史更偉大的詩篇嗎？我不能想象一個人不能在曆史（現代也在內，因為它是曆史的延長）裏看出詩來，而還能懂詩。”比如他談宮體詩興起的曆史背景是：“他們那整個宮廷內外的氣氛：人人眼角裏是淫蕩，人人心中懷著鬼胎。”“因而犯了一樁積極的罪：它不是一個空白，而是一個汙點。”“我們真要懷疑，那是作詩，還是在偽裝下的無恥中求滿足。”這裏說明宮體詩原來就是淫蕩宮廷生活產生出來的毒草。他分析孟浩然詩境清淡的原因，是由於詩人“生活在開元全盛日”，他既沒避亂棄世的必要，隻是為了一個浪漫的理想而隱居，也就沒有“巢由與伊皋”和“江湖與魏闕”的內心矛盾，而“詩是唐人排解感情糾葛的特效劑”，感情糾葛既少，詩自然寫得清淡，“淡到看不見詩了”。詩人獨創的清淡詩境，原來也是受惠於時代之賜。
他對賈島詩風的形成和風靡也從社會原因作了解釋，他說：“初唐的華貴，盛唐的壯麗，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膩味了，而且容易引起幻滅感……正在苦悶中，賈島來了，他們得救了，他們驚喜得像發現了一個新天地”，“這裏確乎是一個理想的休息場所……對了，惟有休息可以驅除疲憊，恢複氣力，以便應付下一場的緊張”。原來是社會普遍的要求鼓舞詩人的創作情緒，並使這種詩風成為一個時期的主要格調。不是嗎？賈島的詩從晚唐五代就開始享受被偶像化的榮譽，下而至於宋末的四靈、明季的鍾譚、晚清的同光體，都由於末世氣氛相似而一度掀起賈島熱，這都是由於社會環境造成的。像這些用曆史事實來闡明詩風的變化發展，往往說得深入透辟，令人信服，是一般文學史家所未曾留意的。無怪白永先生說這樣“分析出來的唐詩局麵，顯然另是一種境界”。
作為文學史家的聞先生，對唐詩是深愛的，但並不偏愛。因此，盡管他列舉了“詩的唐朝”不少優點，如好詩多在唐朝；詩的形式和內存變化到唐朝達到極點；唐詩的體製不僅是一代人的風格，實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種詩體；從唐詩分支出後來的散文和傳奇等文體，等等。可是從文學史的全局觀點來看，他又不能不指出：“唐人把整個精力用在作詩上麵，影響後代知識分子除了寫詩百無一能，他們也要負一定的責任。”“雖然他們那樣作也是社會背景造成的……可是國家的政治卻因此倒了大黴。”
同時他還指出唐詩已是中國詩歌發展的盡頭。他說：“一部詩史，詩的發展到北宋實際也就完了。南宋的詞已是強弩之末。就詩的本身說，連尤、楊、範、陸和稍後的元遺山似乎都是多餘的，重複的，以後就更不必提了。我們隻覺得明清兩代關於詩的那許多運動和爭論，都是無謂的掙紮。每一度掙紮，無非重新證實那一遍掙紮的徒勞無益而已。”這些話不僅使人明確唐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而且也說明它隻能是詩歌發展史上的曆史成就，是可一而不可再，它可以作為珍貴的文學遺產來研究欣賞，卻不能拿來作為複製假古董的模子。先生在這裏評定了唐詩的成就和曆史地位，更為我們創造新文學指明了向前看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