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麵他從文學本身的發展來說明問題。向前看,他把東漢獻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寶十四載(196—755)五百五十九年間看成是中國詩的黃金時代;向後看,則以唐肅宗至德元載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756—1276)五百二十年為詩的不同類型的餘勢發展。因而得出這樣的看法:“從唐朝起,我們的詩發展到成年時期了,以後便似乎不大肯長了,直到這回革命(按指新文學運動)以前,詩的形式和精神還差不多是當初那個老模樣。”經過這樣前後全麵的觀察,唐詩的曆史地位就很清楚了。
另一方麵他又從曆史的角度說明文學發展的本身就是曆史的產物。他向臧克家先生說:“有比曆史更偉大的詩篇嗎?我不能想象一個人不能在曆史(現代也在內,因為它是曆史的延長)裏看出詩來,而還能懂詩。”比如他談宮體詩興起的曆史背景是:“他們那整個宮廷內外的氣氛:人人眼角裏是淫蕩,人人心中懷著鬼胎。”“因而犯了一樁積極的罪:它不是一個空白,而是一個汙點。”“我們真要懷疑,那是作詩,還是在偽裝下的無恥中求滿足。”這裏說明宮體詩原來就是淫蕩宮廷生活產生出來的毒草。他分析孟浩然詩境清淡的原因,是由於詩人“生活在開元全盛日”,他既沒避亂棄世的必要,隻是為了一個浪漫的理想而隱居,也就沒有“巢由與伊皋”和“江湖與魏闕”的內心矛盾,而“詩是唐人排解感情糾葛的特效劑”,感情糾葛既少,詩自然寫得清淡,“淡到看不見詩了”。詩人獨創的清淡詩境,原來也是受惠於時代之賜。
他對賈島詩風的形成和風靡也從社會原因作了解釋,他說:“初唐的華貴,盛唐的壯麗,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膩味了,而且容易引起幻滅感……正在苦悶中,賈島來了,他們得救了,他們驚喜得像發現了一個新天地”,“這裏確乎是一個理想的休息場所……對了,惟有休息可以驅除疲憊,恢複氣力,以便應付下一場的緊張”。原來是社會普遍的要求鼓舞詩人的創作情緒,並使這種詩風成為一個時期的主要格調。不是嗎?賈島的詩從晚唐五代就開始享受被偶像化的榮譽,下而至於宋末的四靈、明季的鍾譚、晚清的同光體,都由於末世氣氛相似而一度掀起賈島熱,這都是由於社會環境造成的。像這些用曆史事實來闡明詩風的變化發展,往往說得深入透辟,令人信服,是一般文學史家所未曾留意的。無怪白永先生說這樣“分析出來的唐詩局麵,顯然另是一種境界”。
作為文學史家的聞先生,對唐詩是深愛的,但並不偏愛。因此,盡管他列舉了“詩的唐朝”不少優點,如好詩多在唐朝;詩的形式和內存變化到唐朝達到極點;唐詩的體製不僅是一代人的風格,實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種詩體;從唐詩分支出後來的散文和傳奇等文體,等等。可是從文學史的全局觀點來看,他又不能不指出:“唐人把整個精力用在作詩上麵,影響後代知識分子除了寫詩百無一能,他們也要負一定的責任。”“雖然他們那樣作也是社會背景造成的……可是國家的政治卻因此倒了大黴。”
一方麵他從文學本身的發展來說明問題。向前看,他把東漢獻帝建安元年至唐玄宗天寶十四載(196—755)五百五十九年間看成是中國詩的黃金時代;向後看,則以唐肅宗至德元載至南宋恭帝德祐二年(756—1276)五百二十年為詩的不同類型的餘勢發展。因而得出這樣的看法:“從唐朝起,我們的詩發展到成年時期了,以後便似乎不大肯長了,直到這回革命(按指新文學運動)以前,詩的形式和精神還差不多是當初那個老模樣。”經過這樣前後全麵的觀察,唐詩的曆史地位就很清楚了。
另一方麵他又從曆史的角度說明文學發展的本身就是曆史的產物。他向臧克家先生說:“有比曆史更偉大的詩篇嗎?我不能想象一個人不能在曆史(現代也在內,因為它是曆史的延長)裏看出詩來,而還能懂詩。”比如他談宮體詩興起的曆史背景是:“他們那整個宮廷內外的氣氛:人人眼角裏是淫蕩,人人心中懷著鬼胎。”“因而犯了一樁積極的罪:它不是一個空白,而是一個汙點。”“我們真要懷疑,那是作詩,還是在偽裝下的無恥中求滿足。”這裏說明宮體詩原來就是淫蕩宮廷生活產生出來的毒草。他分析孟浩然詩境清淡的原因,是由於詩人“生活在開元全盛日”,他既沒避亂棄世的必要,隻是為了一個浪漫的理想而隱居,也就沒有“巢由與伊皋”和“江湖與魏闕”的內心矛盾,而“詩是唐人排解感情糾葛的特效劑”,感情糾葛既少,詩自然寫得清淡,“淡到看不見詩了”。詩人獨創的清淡詩境,原來也是受惠於時代之賜。
他對賈島詩風的形成和風靡也從社會原因作了解釋,他說:“初唐的華貴,盛唐的壯麗,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膩味了,而且容易引起幻滅感……正在苦悶中,賈島來了,他們得救了,他們驚喜得像發現了一個新天地”,“這裏確乎是一個理想的休息場所……對了,惟有休息可以驅除疲憊,恢複氣力,以便應付下一場的緊張”。原來是社會普遍的要求鼓舞詩人的創作情緒,並使這種詩風成為一個時期的主要格調。不是嗎?賈島的詩從晚唐五代就開始享受被偶像化的榮譽,下而至於宋末的四靈、明季的鍾譚、晚清的同光體,都由於末世氣氛相似而一度掀起賈島熱,這都是由於社會環境造成的。像這些用曆史事實來闡明詩風的變化發展,往往說得深入透辟,令人信服,是一般文學史家所未曾留意的。無怪白永先生說這樣“分析出來的唐詩局麵,顯然另是一種境界”。
作為文學史家的聞先生,對唐詩是深愛的,但並不偏愛。因此,盡管他列舉了“詩的唐朝”不少優點,如好詩多在唐朝;詩的形式和內存變化到唐朝達到極點;唐詩的體製不僅是一代人的風格,實包括古今中外的各種詩體;從唐詩分支出後來的散文和傳奇等文體,等等。可是從文學史的全局觀點來看,他又不能不指出:“唐人把整個精力用在作詩上麵,影響後代知識分子除了寫詩百無一能,他們也要負一定的責任。”“雖然他們那樣作也是社會背景造成的……可是國家的政治卻因此倒了大黴。”
同時他還指出唐詩已是中國詩歌發展的盡頭。他說:“一部詩史,詩的發展到北宋實際也就完了。南宋的詞已是強弩之末。就詩的本身說,連尤、楊、範、陸和稍後的元遺山似乎都是多餘的,重複的,以後就更不必提了。我們隻覺得明清兩代關於詩的那許多運動和爭論,都是無謂的掙紮。每一度掙紮,無非重新證實那一遍掙紮的徒勞無益而已。”這些話不僅使人明確唐詩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而且也說明它隻能是詩歌發展史上的曆史成就,是可一而不可再,它可以作為珍貴的文學遺產來研究欣賞,卻不能拿來作為複製假古董的模子。先生在這裏評定了唐詩的成就和曆史地位,更為我們創造新文學指明了向前看的正確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