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以文學進化論的觀點論述唐詩的發展
聞先生對唐詩發展的看法有他獨到的見解。從整個文學史發展來看，他說：“屈原以後，下迄東漢，有人說這是中國文學的暗淡時期。其實，從另一方麵看，這時期的人真能實幹，都在努力從事解決國計民生的實際問題，精神絕不麻木。自王莽釀成大的政治失敗，以至魏晉時代，詩文大盛，而人的良心便不可問了。直到唐初，才漸有起色，詩歌由寫自然進為寫天道，再進為寫人事，這就形成了杜甫這一派。我們總括這大段時期文學發展的情況，是否可以這樣說：兩漢時期文人有良心而沒有文學，晉魏六朝時期則有文學而沒有良心，盛唐時期可說是文學與良心兼備，杜甫便是代表，他的偉大也在這裏。”
就唐詩本身的發展來看，他說：“天寶大亂以後，門閥貴族勢力幾乎消滅殆盡，杜甫所代表的另一時代的新詩風就從此開始。宋人楊億曾譏笑杜甫是‘村夫子’恰好是把他的士人身份跟以前那些貴族作者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和他同時而調子完全一致的元結編過一部《篋中集》，裏麵的作品全帶鄉村氣味，跟過去那些在月光下、夢境中寫成的貴族作品風格完全兩樣。從這係統發展下去，便是孟郊、韓愈、白居易、元稹等人的繼起。他們的作風是以刻畫清楚為主，不同於前人所標舉的什麼‘味外之味’‘一字千金’那一套玄妙的文學風格。這一派在宋代還有所發展。要問這一批人為什麼在作品中專愛談正義、道德和慣於憤怒不平呢？原因是他們跟上一時期貴族文人身份不同，他們都是寒族出身，在政治上容易受歧視，被欺負，因此牢騷也多。當他們由科舉進入仕途以後，逐漸形成一個集團，這樣，隨著時代的變遷，詩人的成份很自然地由貴族轉變為士人了。其實，他們這種態度跟古代早期的貴族倒很接近，因為他們在性質上有著某些共同點。就是說早期的貴族，他們原是以武功起家，他們的地位是由自己的汗馬功勞換來的，所以多能慷慨悲歌，直到魏武帝還保留著那一派的餘風。唐代的士人也同樣，必須靠自己的文才去爭取一官半職，他們同早期貴族一樣本由平民出身，跟人民生活比較接近，因此他們能從自己的生活遭遇聯想到整個生民疾苦。從這點來說，也可以解釋杜甫的‘三吏’‘三別’諸詩為什麼會跟漢樂府近似，表現出一種清新質樸的健康風格。”
先生把安史之亂作為唐詩轉變的界線，關鍵在於詩人的成份有了大的改變。他推崇杜甫，是因為這位詩人吸取了六朝以來的文學精華，又恢複了兩漢文人關心生民哀樂的良心，“調整了文學與人生的關係，認定了詩人的責任，這種精神在中國詩壇是空前絕後的”。但又認為“詩的發展趨勢，往往是由質樸走向綺靡，這也是人性自然的流露。我們既須承認事實，又須求其平衡，惟有大作家才能達到這一境界。所以讀古人詩態度必須公平，不能有任何偏見，更不能用有顏色的眼鏡去妄斷是非，標新立異”。可見先生推崇杜甫的功績正在於他能突破盛唐那種貴族詩人的風格，而開啟了中晚唐和後世綿延不絕的現實主義詩風，所以他的詩當時沒有被采入盛唐詩的選本裏。
既然詩的發展趨勢是由質樸走向綺靡，那麼，指出大曆詩人的藝術“著重於景物情緒的細致刻畫是為詞的誕生作了準備”，當然是肯定它是唐詩向前發展的進步傾向了，結論就隻能是：“人們讀詞勝於讀詩，讀晚唐詩又勝於讀盛唐詩。”這大膽的結論和正統學者們信守的“詩必盛唐”的傳統觀點是針鋒相對的，但卻符合唐詩發展的曆史事實，也表現了先生以進步觀點治文學史的真知灼見。
三、為新詩的創作發展向唐詩求取借鑒
聞先生是詩人，他早年在新詩壇有過重要的影響，因此他對新詩的創作發展是非常關心的。朱先生說他：“在曆史裏吟味詩，要從曆史裏創造‘詩的史’或‘史的詩’。”“他要創造的是嶄新時代的‘詩的史’或‘史的詩’。”他自己很早就表示過要創造出這樣一種理想的新詩：“它不要作純粹的本地詩，但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它不要做純粹的外洋詩，又盡量的吸取外洋詩的長處；它要做中西藝術結婚後的寧馨兒。”
唐詩既然是中國詩歌黃金時代的產物，它必然具有典型的地方色彩，為了將來的新詩還要保存本地的色彩，研究唐詩，向它吸取營養和創作借鑒，那是很自然的。中國當前的新詩，正處於拓荒創業階段，一方麵需要敢於破舊，一方麵又要勇於創新。因此，先生研究唐詩對於初唐詩和在唐詩發展過程中開辟出新路的詩人，論述特別用力。在發表僅有的五篇論文中，初唐詩就占了四篇（孟浩然屬於初盛之間的詩人）。講課時，對陳子昂和孟郊等人尤為推重。論文中他對那“是唐詩開創期中負起了時代使命的四位作家”（“四傑”），作了不少精辟的分析。他指出他們是對初唐類書詩和宮體詩作戰的同一陣營的戰友，各自在不同方麵向舊營壘勇敢進擊，並取得了輝煌的勝利。但他們的成就和任務卻有所不同。
聞先生分析說：“論內在價值，當然王楊比盧駱高（按指王楊以“完全成熟了的五律”完成了“唐詩最主要的形式”），而我們不要忘記盧駱曾用以毒攻毒的手段，憑他們那新式宮體詩，一舉摧毀了舊式的‘江左餘風’的宮體詩，因而給歌行芟除了蕪穢，開出一條坦途來。若沒有盧駱，哪會有《長恨歌》《琵琶行》《連昌宮詞》和《秦婦吟》，甚至於李、杜、高、岑呢？看來，在文學史上，盧駱的功績並不亞於王楊，後者是建設，前者是破壞，他們各有各的使命。負破壞使命的，本身就得犧牲，所以失敗就是他們的成功。人們都以成敗論事，我卻願向失敗的英雄們寄予點同情。”他向失敗的英雄們寄予同情，不正是對新詩的創作者提出要敢於破舊的暗示嗎？講到唐詩開創新局麵的時候，在前期他把孟浩然、陳子昂、張若虛三位詩人看成是盛唐初期“詩壇的清道者”，否定了王船山貶抑子昂詩“似誦獄詞，五古自此而亡”的偏激之論，說“我卻認為他這種非古又非詩的古詩作風，正是他獨到而難得的創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