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一詞，最早見之於《莊子·外物》，但指的是一種瑣屑的言談。中國古代小說理論研究起步則很晚，一般認為，大致出現在宋末元初，現存史料中最早的是羅燁《醉翁談錄》中的兩篇小說論文《小說引子》和《小說開辟》。
羅燁，生平事跡不詳。這兩篇文章主要論及了三個問題。其一是小說的社會作用。《小說引子》說，小說應“言其上世之賢者可為師，排其近世之愚者可為戒。言非無根，聽之有益”。此篇附有詩二首：
破盡詩書泣鬼神，發揚義士顯忠臣。誠開戛玉敲金口，說與東西南北人。
春濃花豔佳人膽，月黑風寒壯士心。講論隻憑三寸舌，秤評天下淺和深。
這種觀點，在《小說開辟》一篇中他也講過。這種社會作用，又是通過小說強烈的藝術效果來體現的：“說國賊懷奸從佞，遣愚夫等輩生嗔；說忠臣負屈銜冤，鐵心腸也須下淚。講鬼怪令羽士心寒膽戰；論閨怨遣佳人綠慘紅愁……”（《小說開辟》）其二是小說家應有淵博的學識和見聞，以及深厚的文學修養。《小說開辟》說：“夫小說者，雖為末學，尤務多聞。非庸常淺識之流，有博覽該通之理。”篇末又附詩說：
小說紛紛皆有之，須憑實學是根基。開天辟地通經史，博古明今曆傳奇。藏蘊滿懷風與月，吐談萬卷曲和詩。 辨論妖怪精靈話，分別神仙達士機。涉案槍刀並鐵騎，閨情雲雨共偷期。世間多少無窮事，曆曆從頭說細微。
其三是對通俗小說的特點，文章也做了較全麵的分析。文中指出，話本可以廣泛地反映“上世”與“近世”的社會生活，題材廣泛；其形式上又尤為通俗，古代的隱奧文章，社會深蘊的道理，都可以表達得深入淺出，明白易懂。在情節結構上又虛實相間，詳略得當。“講論處不滯搭，不絮煩；敷衍處有規模，有收拾。冷淡處提掇得有家數，熱鬧處敷衍得越久長”。而語言表達也自由靈活，“日得詞，念得詩，說得話，使得徹”。這些分析都是很有見地的。
金元小說理論不發達。元末作家楊維禎的《東維子文集》中輯錄有《送朱女士桂英演史序》，是給一位小說藝人寫的贈序。書中對話本小說和讀書藝人做了肯定和讚揚。對小說的社會作用，則強調要宣傳忠孝，以“敦勵薄俗”，這和他的詩文理論所表現的思想傾向是一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