審美趣味之“真”：對以“真”為美的推崇，反映了道家對藝術美自然本性的追求，對宇宙萬物生機和活潑潑的生意的喜愛和眷戀，因而時常以“真”來傳達順應自然，與天地合一的永恒之美的審美理想。宋代以前，繪畫史與“真”這個美學觀念有關聯的有幾種情況，比如魏晉南北朝以來，作為一種繪畫題材的“寫真”，以形似為標準的“真”，五代時期，荊浩在其理論著作《筆法記》中，提出了“似者，得其形，遺其氣；真者，氣質俱盛”，“畫者畫也，度物象而取其真。”表明作為水墨語言成熟時期，已經在理論上做了總結，即表現物象的內在的生命氣質之“真”。以“真”來評價畫家與繪畫，體現了老莊美學中自然與人的相互融冶、天人合一的境界。宋代繪畫美學追求人與宇宙自然和諧統一的理論有很多，蘇軾評價文同畫竹“與可畫竹時，見竹不見人。豈獨不見人，嗒然遺其身。其身與竹化，無窮出清新。”董逌有“以牛觀牛”、“以人觀牛”的藝術關照方式，羅大經“我之為草蟲”、“草蟲之為我”畫草蟲的方式，表明一種崇尚藝術本真的追求。
米芾大為欣賞董源藝術的“平淡天真”之美的作品，與其所處的時代審美風尚相近。宋代文人寫意畫蓬勃發展的時期，繪畫上“墨戲”的趣味性，特別是米家父子融合了董源以自然風貌為主要特色的“平淡天真”的水墨，加以潑墨和破墨技法，自創了“米氏雲山”這樣的繪畫範式，使得水墨畫的寫意性在宋代更進一步，並為文人寫意繪畫在元代的真正成熟奠定了基礎。米芾精於鑒藏書法和繪畫，著錄較多，對於藝術品鑒有自己的評價標準而不人雲亦雲。在《書史》、《畫史》、《海嶽名言》、《寶章待訪錄》等論著中，米芾表達了自己獨特的審美趣味。他的審美標準主要有三個，一是“求新”，一是“天真”，一是“清淡”。在《海嶽名言》中，對陳陳相因，缺乏新意持反對的態度，認為藝術家應該有自己的自信和見地，而不必在意他人怎樣看自己的創作。他說：“曆觀前賢論書，征引遷遠，比況奇巧，如龍跳天門，虎臥鳳閣，是何等語。或遣詞求工，去法愈遠，無益學者。故吾所論，要在入人，不為溢辭。”米芾以個人化的審美趣味作為評判標準。他對古今大師皆有評價，雖然自七歲學書法入門師的是唐人顏真卿，但是在《書史》中，他將結構精密、法度森嚴的顏書評價為“無平淡天成之趣”，柳公權為“醜怪”、“俗書”，而裴休的字“乃有真趣，不陷醜出塵的韻致心向往之。在書法史上，晉書以出入法度之外、重天分、講情性、不作做的書風，清逸自然、隨意自然的氣度而有無上地位。他讚賞藝術上的真情流露、率意為之的風格，若刻意追求則將陷入醜怪，成為“俗書”。在繪畫藝術上，米芾堅持了同樣的標準，喜愛“平淡天真”之作。畫史褒揚已有定論的名家作品，在他眼中不過爾爾：李成之作“多巧少真意”，範寬畫“深暗如暮夜晦螟，土石不分”，貴為“黃家富貴”的黃筌畫沒有收藏價值，“徐熙野逸”的徐熙畫不可臨摹，五代入宋的名家如崔白、趙昌被他奚落了個遍。在《書史》中，他對一些合於自己審美趣味卻不受重視的畫家給予了高度的評價，比如“江南劉常花，氣格清秀，有生意，固在趙昌、王友之上”，再如“杭士林生作江湖景，蘆雁水禽，氣格清絕，南唐無此畫”。他對畫史的一個重大的貢獻是，慧眼獨具地發現和挖掘了當時並不受重視的董源藝術的價值，並且將這種藝術風格融會在“米氏雲山”畫格中。畫史最早提及董源的是北宋郭若虛《圖畫見聞誌》。他最崇尚的是魏晉書法，對二王的作品心悅誠服，對其平淡天真，清幽此前鮮見於著錄。《圖畫見聞誌》是這樣介紹董源的：“董源，字叔達，鍾陵人，事南唐為後苑副使，善畫山水，水墨類王維，著色如李思訓，善工畫牛虎，肉肌豐混，毛毳輕浮，具足精神，脫略凡格。有滄湖山水、著色山水、春澤牧牛、牛虎等圖傳世。”看得出這隻是一般性記錄，並未評述其藝術風格。在《畫史》一書中，米芾形容董源的作品：“董源平淡天真多，唐無此品，在畢宏上。近世神品，格高無與比也。峰巒出沒，雲霧顯晦，不裝巧趣，皆得天真；嵐色鬱蒼，枝幹勁挺，鹹有生意；溪橋漁浦，洲堵掩映，一片江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