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性的智慧：蘇軾的藝術與老莊美學
蘇軾（1037-1101），在中國文學和繪畫史上，他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莊子思想對蘇軾的影響頗深，他接受了自然無為的思想，就人生觀而論，安時處世。蘇軾讚同道家靜心養性，他的繪畫藝術風格極有特點，提出了文人畫理論，主張“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在中國文化史上，蘇軾是儒、釋、道三家思想圓融的集大成者，一般強調蘇軾藝術的綜合性。楊存昌認為：“蘇軾的哲學觀和人生理想，是蘇軾研究中爭論最多的問題，長期以來，論者眾說紛芸，莫衷一是。概括起來主要有三種見解：第一，認為蘇軾以儒家思想為主，道、佛思想的影想居次要地位，學界持這種觀點者居多；第二，認為蘇軾在政治上以儒家為指導，在生活上則多取道、佛態度；第三，認為儒、道、佛隨歲月更迭和仕宦浮沉，在蘇軾的思想中交替產生作用，不同時期此消彼長，各領風騷。總的來說，認為蘇軾思想中雜有儒、道、佛各種因素，則是沒有分前代思想成果的影響，又有一定的現實實踐和認知傾向起作用，不論傳統思想諸流派的影響如何雜糅或消長，總有其主導的一種傾向貫穿於他一生的生活追求，也表現在其思想的各個方麵，如哲學、人生、政治、審美、藝術主張裏。我們有理由相信，這條主線在蘇軾哲學思想尤其是人生觀、審美觀和藝術觀中，不是更接近儒家，也不是更接近佛教，而是更接近道家，盡管由唐而宋的時代儒、釋、道的精神已在中國文化的熔爐中得以融彙。而蘇軾在生活上的超然物外、曠達自適、“逍遙齊物追莊周”；在心境上的乘物以遊心，“無所往而不樂”；在藝術思想上法天貴真、崇尚自然、追求平淡；在藝術主體觀上的貴我重情、主張有感於中而發於外；乃至他思考藝術問題時那特有的思維方法，都證明著他在藝術趣味上對道家的偏好、在藝術思想上與莊子的默契。”作為文人水墨畫的推動者，蘇軾寫詩、為文、作畫，莊子思想對他的影響是很明顯的。蘇軾一生沉沉浮浮，在人生的困境中，同樣能夠找到生活樂趣，吟詩作畫，生活安樂、閑適，花甲老年依然樂觀、剛毅。“九死南荒吾不悔，茲遊奇絕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能在平凡的生活和艱苦的環境中，尋求生活中的無窮樂趣，善歧的。”筆者認為，在一個曆史人物的思想和文化心理圖式構造中，既有待自己，善待生活，形成了自己獨特的藝術道路。
蘇軾接受莊子的“自然無為的理想”思想的影響，安時處順。“道”作為莊子哲學的重要範疇，它是融宇宙觀、自然觀、人生觀為一體的高度抽象化的形而上概念。莊子站在“道”的高度上來看待萬物，強調萬物絕對的統一性。事物的美與醜，成與毀，都是相對產生而又相互依存的，任其自然，相通為一，這樣看問題算是掌握道的關鍵。莊子用“變”的眼光看待萬物。蘇軾麵對種種不幸的遭遇和苦難曲折的人生，以變通的眼光來看待人生，對苦難的體驗和對曆史的深邃反思，使得他更能曠達地對待身外一切，超越人生困境，從而保持了人格的獨立與自由。蘇軾在《後菊賦並敘》雲：“怪先生之眷眷，豈故山之無有?先生聽然而笑曰：人生一世，如屈伸肘。何者為貧？何者為富？何者為美？何者為陋？或糠隙而瓤肥，或梁肉而墨瘦。何侯方丈，庚郎三九。較豐約於夢寐，卒同歸齡一朽。吾方以祀為糧以菊為檳。春食苗，夏食葉，秋食花實而冬食根，庶幾乎西河、南陽之壽。”莊子追求恬淡無為的人生，守養純樸天真之性，非常重視自我的修養，培養虛靜的心胸，虛己待物，以明事理，以“無心”、“無待”來追求內心的安靜與自由領略自然山水之美。蘇軾也樂於學習莊子的這種生存方式，時時靜心養性，培養處變不驚、曠達、虛靜之心。蘇軾追求“真人”的人生境界。他仰慕真人的生活是“鋪糟吸漓，皆可以醉，果疏草木，皆可以飽。”（《超然台記》）
蘇軾的藝術觀也深受莊子影響。他的很多畫學思想都能折射出莊學的影子：“遊於物之外”，“遊於物之內”（《超然台集》），這是一種詩性的智慧；關於藝術美醜的問題，認為美和醜具有相對性，在一定的條件下可以互相轉化。莊子說：“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腐臭，腐臭複化為神奇，神奇複化為腐臭。”（《莊子?知北遊》）蘇軾在《和子由論書中》表達了美醜互相轉化的藝術觀：“苟能通其意，常謂不學可。貌妍常有顰，璧美何妨橢。”美與醜是相對的，醜的外在形象卻傳達出人內在的生命之美。蘇軾經常選用一截枯枝、幾塊殘石，如《枯木怪石圖》卻有特殊的意蘊，審美用心之處體現“無且虛”、“無且靜”的內涵，外在的虛無的形象傳達出內在豐盈而又充實的恬淡之美。宋代是文人畫水墨興起的時代，蘇軾的“寄至味於淡泊”的士夫畫理論建立在道家美學基礎上，他所推崇“外枯中膏”的枯淡之美，是老莊美學超越人生美在藝術上的體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