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我認識範程先生起，直到他離開這個世界，他給我的印象始終是一個十分低調的人。他不事張揚，隻著力做事，無論在什麼會議上，或小範圍的作者會上，他很少哇啦哇啦講什麼空空的大道理。他在文學界，完全是一個務實派。
在我們相識的三十餘年中，我們曾一起出席過多次省作協的會議，參加過省裏組織的一些文學活動。基本上沒有見他在大會上做什麼演講，隻是在會下，在出席會議的代表的房間裏，三五人，七八人，在一起議論的時候，你會聽到他的聲音。就是輪到他主持什麼會，他也是輕描淡寫地三言兩語了事。在小範圍內談論的時候，他常常是針對一位作者的一篇作品的優劣，談自己的意見，非常具體，非常實際，非常有可操作性。
1979年底，1980年初，在粉碎“四人幫”之後，文壇複蘇，思想解放運動席卷全國，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大討論，讓人們從被禁錮的思想牢籠中解放出來。我寫出了一組詩《鳥兒們的歌》，我以第一人稱的寫法自道各種不同鳥兒的習性，歌頌敢於從地麵上第一個起飛的始祖鳥，鞭撻隻會學舌的鸚鵡鳥和久居籠中不願也不敢飛出籠子，在籠子被砸碎的時刻，猶豫是飛向森林、飛向雲霄呢，還是把新的籠子尋找的籠中鳥……把人的靈魂裝在各式各樣的鳥兒的胸膛裏。這是我在改革開放之初思考的藝術果實。我把這組詩交給了阿紅同誌，他當時擔任著編輯部副主任，他給予我極大的支持和鼓勵。他說，這組詩編好後，得到了範程主編的認可和稱讚。組詩《鳥兒們的歌》發表在1980年5月號《鴨綠江》上，果然受到各方的好評，先後有謝冕、王向峰、鄧蔭柯、金河、曉凡、高洪波、王穎、徐光榮等著文評論，臧克家、李瑛、方冰、李鬆濤、浩然等許多作家和詩人也寫來祝賀和鼓勵的信件。這組詩及後來陸續發表出來的續篇，成為我詩歌創作的裏程碑式的代表作。這組詩獲得了1980年《鴨綠江》文學獎，記得頒獎會是在“安樂窩”即沈陽迎賓館舉行的，每個獲獎作者給了100元的獎金。這年鴨綠江文學獎同時獲獎的有蔣子龍、金河、李惠文、鄧洪文等人的小說，有劉元舉、李宏林等人的報告文學，還有厲風等人的詩歌。就在這次會議午餐的時候，我挨著範程先生坐著，他特為表揚了我這組詩，說他當時讀到的時候，有清風拂麵之感。他誇讚說這是我詩歌創作有別於以前的劃時代的作品。他同時也尖銳地善意地批評我在後來其他報刊發表的《鳥兒們的歌》的續篇裏，質量參差不齊，很少看到像《鴨綠江》上那組詩裏的那麼好了。我當即感謝他的指點，並表示爭取以後寫出更好的詩作來報答《鴨綠江》對我的關懷和支持。
1986年，全軍組織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寫自己戰區的先進人物和先進集體，解放軍文藝出版社要組織出版一套由鄧小平題寫總名為“當代軍人風貌”的叢書。我們軍區集中了專業和部分業餘文學創作骨幹，采寫了東北軍營的先進人物和先進集體。並且在大連軍人俱樂部招待所集中改稿，完成每個大單位一本書的創作。這年的12月，我從大連返回沈陽的當天晚上，《鴨綠江》雜誌的劉元舉和刁鬥兩位年輕的編輯就到我家來索稿，他們說範程主編和於成全副主編讓他們向我約稿，他們知道我寫了一篇《月有陰晴圓缺》的稿子，有兩三萬字，當晚就把手稿拿走了。後來發表在次年的2月號刊物上了。
在這之後，我在省作協的理事會上見到了範程先生，我主動說起這次緊急約稿的事兒。他笑了，說就是希望多發一些軍區作家的作品，因為他覺得軍區作家們寫的稿子，都是經過打磨的，調子會更好一些，在刊物特別需要稿子的時候能救急。
如今，範程先生遠離了我們。可是他那淳淳長者之風，他那瘦削、蒼白的臉，他那溫文爾雅的談吐，仍然時時浮現在我的眼前。我將永遠懷念這位以自己的心血哺育和栽培文學幼苗，以自己的汗水澆灌遼寧文學園地的辛勤而有作為的偉大園丁！
寄柬畢增光
隆冬的一天，詩兄徐光榮張羅幾位數十年前就在一起切磋詩歌創作的老友解明、劉鎮、關維國等聚會，其中就有畢增光。為了這次聚會，我特為翻找出近五十年前寫在本子上的給畢增光的一封信的底稿，信是這樣寫的：
“敬愛的畢增光同誌：
自從八月十三日您回信以後，再也沒有通信來往，這期間我以為您已離開沈陽，但我在報紙上經常看到您的作品，因此我確信您仍在化學廠工作。”
“那次與您會見時您叮囑我的話，時常在我的耳邊廻響，由於您的幫助指導，我寫的一篇支持阿拉伯民族運動的詩稿在8月17日《遼寧日報》上發表了，以‘少先隊員’的名義，題為《給阿拉伯小朋友》，想您已經看過了。無疑這與您的幫助是不可分離的……”
下麵我彙報了我們沈陽22中學組成一個營響應市委號召到開原縣八寶鄉支農深翻勞動的情況，“由於我不注意，近幾天鬧病，手腫起紅線，”“在我們這裏，有許多值得寫的。”“我們連是衛星連，我們排是火箭排，我所在的班也是衛星班，慚愧的是，我不是深翻能手……”我把這個保存了近半個世紀的小本子帶到了詩友聚會的地方，請畢增光看了。徐光榮感慨地對畢增光說：“當時世宗多重視你呀，寫信都要先打草稿。”
是啊，我認識畢增光時還是個初中二年級的學生。當時他可是個大名人，經常在報刊上發表詩文，我曾在新華書店買到1958年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畢增光、曉凡、高東昶合著的詩集《春天的頌歌》。還曾讀到他們在《文學青年》刊物上向全國業餘作者發出的寫作大躍進的倡議書。我曾冒昧地給畢增光寫信，他不僅很快回了信，還邀我到他所在的化學廠即現在的味精廠做客，在他廠子裏，他領我參觀味精和醬油是怎麼生產出來的，還讓我結識了廠文學小組的另兩位長兄喬魁才和林占琢。他告訴我隻要肯比別人多珍惜時間，就會比別人有更大的收獲。我在他那兒第一次看到作家親筆簽贈的書是謝廷宇先生送給他的《霧夜紫燈》。
畢增光後來把主要精力用到了味精生產的研究上，成為廠的副總工程師，並寫出了有關味精的多篇論文，淡出了詩界。他是我在文學圈兒結識的第一人。他能給一個愛好文學的普通學生認真回函令我大為感動。這也是多年來，我收到軍內外業餘作者的信件、稿件都要認真一一回複的一個榜樣。我一直牢記著我自己當時盼望畢增光回信和收到他回信的心情……
詩兄關維國
在我習詩的路上，曾得到許多喜愛詩歌兄長的幫助和指導。最難忘的是我入伍前的那段學生生活期間，曾得到家鄉沈陽特別是鐵西區的詩兄們的教誨。這裏麵除了解明和阿紅幾位當編輯的老師和做群眾文化工作的張忠和老師之外，就是曉凡、劉鎮、畢增光、岸岡、王占喜、徐光榮、關維國、於路等一些常寫詩的老哥兒，他們多是工廠第一線的工人，他們對我無微不至的關心，引導著我在學詩的路上前行。
在這篇回憶性質的文章中，我可能要費些文字來記述我和維國兄之間的往來，因為我有太多的話要說。
我在1962年2月18日的日記中這樣記載：“虔誠的詩友給予我最大的欣慰，收到電纜廠黨委業餘作者關維國充滿詩情詩意、洋溢著友好和戰鬥樂觀氣息的信。”當時我在沈陽第二師範學校讀書，是在校的學生。
我想把這封信照抄在下麵，可見當時一個較為成熟的詩歌作者如何熱心地支持和鼓舞一個幼稚的詩友的：
“世宗同學：
二月十日瑞雪紛飛，梨花亂落，在這令人欣喜欲狂的時刻，榮幸地接到你那充滿友誼、飽含熱情、夾著春意的信。對我來說，真可謂雙喜齊至，禁不住手舞之、足蹈之。
信，使我了解了一位朝氣蓬勃、樂觀向上、有著偉大抱負的戰士，這正是毛澤東時代的青年所具有的鮮明特色。因此，誠願交你這樣一位朋友。
小胡，你是一位正在‘中文班’學習的學生，懂得不少文藝理論，掌握了一些文藝特點和駕馭文字的技術。這就為你的創作搭起了一座橋。走過這座橋，去接觸實際生活，擴大視野，加上勤奮苦練，我深信，你在創作上將有可喜的收獲。
我是一個極普通的公民，僅念過三年書，賴於黨的關注和培養，同誌的指教，寫了為數不少的習作，其中成功者寥若晨星，失敗者數以千計。所謂成功者也無過人之處，都是一些十分粗糙的東西，加以歸納，經過思維，然後喊出來，而且喊得很不響，沒能充分地表現出我們這個瞬息萬變的偉大時代。
我這個無成就的習作者，竟然被你看得高不可攀，十分了不起。這真使我感到吃驚。然而，這都是很中肯的批評。這說明我在社交上，在待人接物上，給人一種不熱情的印象，甚至被看成是一種高傲的表現。今後一定注意。
你在信中對我的褒獎雖然過分，但卻給我一種真誠的感覺。因而，我覺得那對我是個有力的鞭策。為此，我決心向高手看齊，打破舊框框，跳出舊圈子，集眾家之長，補個人之短，積極發揮主觀能動性，經過十年或更長的時間的努力，爭取成為文藝戰錢上的一名小卒，盡情地歌唱偉大的黨、英明的領袖、勤勞的人民、可愛的祖國。能否唱得動聽，唱得美妙，還有賴於你這樣具有一定文藝理論水平的朋友給予幫助，願我們之間多來往。‘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這兩句古話作為你我的座右銘吧!
晧月當空，春風蕩蕩，夜深了。我燈下草草寫了這封前詞不搭後語的信。請海涵。”
這可能是我找到的維國兄寫給我的最早的一封信了。
一個月後，我出席區文化館舉辦的牟崇民的電影欣賞講座，我就坐在於路和關維國的中間，關維國把他的新近詩作拿給大家看，我見他在形式上有所變化，已不再是五言七言的了。喬魁才把他一首新寫的詩《春播》也用了新詩的體裁，岸岡新寫了三首兒歌，讓大家推敲。特別是《鴨大姐》那首，關維國執筆大家修改，等於重新寫了一首。關維國提到省作協開會，路地同誌到場，路地傳誦了毛澤東主席新寫的《卜算子?詠梅》尚未公開發表，在從北京作協透露出來的，大家從這首詞談到陳毅元帥的《冬夜雜詠》，歡嘮了一陣子。講座結束已是晚八點多了，大家一塊出來，於路約我周日到關維國所在的電纜廠參觀，關維國作為東道主表示歡迎。他盛情約我們星期天下午去。他說他在電纜廠卻寫不出電纜的詩來，也許因為司空見慣了。省委宣傳部的文菲多次讓他寫，結果都不很成功。詩人劉文玉到他們廠參觀，他陪同，文玉看到電纜裝卸台說：“應該寫。”看到鋁線堆成的山巒說：“應該寫。”至今還沒有寫出來。大家說，自己太熟悉的生活有時候也並不好寫，不知為什麼。關維國說他到鞍鋼去很激動，到北京去也很激動，但寫出來的東西仍很一般，連自己這關也過不去。關維國告訴我他家在和平裏2號，他邀我去他家玩兒。
那時沈陽和鐵西市區的詩歌活動很頻繁，真正很活躍。記得我和關維國、徐光榮、王占喜、馮幽君等參加曉凡、劉鎮詩的座談會，維國兄都是重點發言者之一。記得1962年4月13日參加了曉凡詩的座談後，我和於路、關維國、喬魁才、岸岡、王占喜等一路歸來，敞懷暢談，無拘無束。關維國總是信息靈通，他告訴我們，沈陽日報的解明外出了，幾天後才能回來。外出前編好了幾百行詩放在那兒，可供刊用，盡管放心地走。
記得1962年4月22日是一個星期天，我和詩兄於路應邀去參觀電纜廠，在傳達室，用電話找到電纜車間的業餘作者張廣全，他到傳達室來接我們，不好使，門衛不讓進，最後還是在廠黨委工作的關維國把我們兩個沒有任何介紹信的不速之客領進了廠門。在黨委辦公室，他讓我們坐在皮椅子上，給我們倒水喝。
我是一個學生，對於了解火熱的陌生的工廠生活有著濃厚的興趣，高大的廠房，成排的天窗，輕妙的樂曲，鮮豔的紅旗，令我驚奇，令我感動。我看到車間裏幾個年輕的工人在編寫大黑板報，寫得畫得都很有水平，我在學校是編校刊的，但自愧不如。我對關維國說：“你們廠子人真齊全，幹什麼的都有。真行！”他笑著回答我：“工廠工人的智慧和天才無窮無盡，哪個廠子都一樣。”關維國熱心地陪同我們參觀，邊參觀邊講解，在我麵前打開了一個新的天地。幾天後我草寫了包括有《電纜紅旗》、《車間宣傳員》、《車間門外》等詩的一組小詩，我興奮地帶著詩稿到關維國家求教。
我趕到關維國家時，他還沒有回來。他妻子在收拾飯桌，地麵上零散著魚刺。她把我讓到屋裏，坐在炕沿上。我環視這敞亮而樸素的屋子，顯眼的是書櫥、書櫃和收音機、獎狀。兩歲的小女孩，沒有接到爸爸，失望地扶著牆回屋了。大嫂逗好：“燕兒，你看誰來了？”小丫頭盯著我，不做聲。我拍手招呼她，仍鶴立不動，我走過去伸手抱她，她一下子哭了起來，這孩子認生。大嫂與鄰居一女人講話：“今天領魚，我就燉了，我和燕兒娘兒倆吃個魚頭、一個魚尾，給他留兩段魚肉，能占一大半還多。人家是在外邊的嘛!”話中充滿了對丈夫的愛和做妻子的賢惠。
那一天關維國是哼著小曲進家門的，他隻顧熱情地與我交談，連飯也不去吃，我勸他吃了飯再談，他不聽，說：“習慣了。”他看了我寫電纜廠和幾首詩，直截了當地提出了寶貴的意見，我感到身邊有這樣一位質樸的詩兄而感到幸運。我與他談到晚上7點半，他一直送我到興順街九路的頭上。他說他的活動很多，《文藝紅旗》一月一次活動，文聯學習一個月一到兩回，廠裏文聯也有活動，還有區文化館的活動。他說他打算在“五一”節休息時到蓋平看看。
我是1962年6月28日接到入伍通知書的。第二天，關維國就送給我一個紅漆布封皮的冠名為“美麗祖國”的非常漂亮的大本子，上麵有金色的鋼印顯眼的“沈陽日報贈”幾個大字，他在扉頁上寫著“贈言”：“拿起武器，保衛祖國，保衛黨，保衛三麵紅旗，保衛社會主義建設!揮動飽蘸激情的大筆，歌頌祖國，歌頌黨，歌頌三麵紅旗，歌頌工農兵!”落款是“同誌關維國一九六二年六月二十九日”。在6月30日那天晚上，關維國和徐光榮、於路、喬魁才、岸岡、郎恩才、王占喜幾位詩兄，為歡送我光榮入伍特為到鐵西先鋒照相館照合影，人家閉店了。我們又到秋林照相館，人家也閉店了，我們和店主說明了情況，他開了門給照了一張合影。
我把維國兄贈送的本子帶到了軍營，不到一年，這個本子就寫滿了我在部隊創作的詩歌。我報答不完維國兄和各位詩兄對我的關愛。
在連隊生活的日子裏，我仍能收到維國兄的信函，還曾收到他寄來的他在《詩刊》上發表的組詩《渤海行》。
像許多熱愛文學的兄長一樣，維國兄人生和創作的道路是不平坦的，他經曆了風霜和雨雪，飽嚐了快樂和憂愁，也曆練了自己的肝膽與意誌。如今他的一本用幾十年心血凝結成的作品集就要問世了，我除了向他表示熱烈的祝賀以外，就是深切地回顧起當年的一些往事、一些情景、一些感悟，我想維國兄不會淡忘這一切，因為這是我們的來路，這些腳印是那樣深刻，是那樣清晰，是那樣寶貴!
真誠的解明
人皆有感恩之心。每個人對他事業上的啟蒙者都是記憶深刻、永難忘懷的。解明之於我，就是這樣的將會讓我銘記終身並感激終身的一位老師。
我在學生時代，曾多次在沈陽市鐵西區文化館舉辦的詩歌講座上聆聽過解明老師的講課，也曾多次在市、區的詩歌創作座談會上，聆聽過他的發言。那一幕幕，印象是鮮明而深刻的，記憶是幸福而又甜蜜的……
從在《遼寧日報》上發表處女作到入伍之前的四年間，盡管我十分努力，卻再也沒有在公開出版的報刊上發表詩歌作品。我是一個極普通的詩歌愛好者、一個拙笨的詩歌習作者。記得那時我給沈陽日報當副刊編輯的解明老師寄稿子，雖未能發表，卻都能得到他的親筆回信，指出我寫作上的毛病，哪句是空話，哪句寫得有詩味兒，他與你平等對話，總是在鼓勵你，他是誨人不倦的典範。
我應征入伍到部隊還不到一個月，就收到解明老師的來信：
“世宗：
信見，謝謝你也祝賀你。戰士是一個多麼值得驕傲的名字！願你能做到一個戰士所應該做到的一切！
相處時間不長，但我卻深深感到在你的身上有一股很強烈的上進力量，而且可確信，有一天你會寫出像樣的作品。這次雖然暫時離別，也願你在生活中受到新的洗禮，增加新的力量，為將來創作好作品打下基礎。部隊生活的短詩和其他文藝作品，我們報紙還是需要的，你仍可以寫些給我們寄來。‘八一’即將到來，先趕出兩首寄給我吧！
用最大的勇氣和毅力去迎接更美好的未來。
祝福你……一個光榮的戰士，當我再次見到你時，願你不僅仍是一位樸實、寡言而內心充滿火焰的青年人，而且胸前閃爍著光榮的獎章。那時，我將緊緊地擁抱你——一個戰士的身軀——一個我年輕的朋友！而多少詩句也將衝出激情的心懷！
解明1962年7月20日”
這是幾十年來，解明給我的無數封信中的一封，也是較早的一封，熱情的鼓勵，親密的情意，殷切的期望，盡在字裏行間，今天重讀，仍令我無比動容。
一滴水可反射太陽光輝。從這封紙頁發黃的信，從解明老師對我的關懷和扶植，完全而以照見他內心世界的善良、博大、寬敞、明亮，對初學寫作者充滿無私關愛的濃烈的情意。
時間久了，我才發現，在沈陽詩界，幾乎每一個寫詩的人，無論他水平高低、成績大小，無一例外地都曾有過我一樣的幸運，都曾得到過解明老師親切的關懷和切實的幫助。每個人都能講出屬於自己和解明老師兩個人的難忘故事，如果舉辦“解明與我”的征文，肯定會應者如潮，最後編輯的征文選集也將會出版厚厚的一大本。
詩人曉凡在最初寫詩的日子裏，曾得到解明的很大幫助，解明編發過曉凡早年的許多作品。1983年，在解明六十歲生日的時候，曉凡特在沈陽著名的“紅房子”宴請解明，那一刻，我和劉鎮等人榮幸的在場。1957年，詩人劉鎮還是沈陽機床三廠的工人時，他在自己的車間黑板報上發表了最初的詩作《我的心聲》，這詩作有著質樸的情感和濃鬱的生活氣息。站在黑板報前，解明表示了自己的喜愛，於是把這個身材瘦小、聰穎靈動的青年鉗工叫到跟前，告訴他如何把這首詩改得更好些。按照解明的指點，劉鎮懷揣著對自己的不確信把改後的詩稿忐忐忑忑地送到報社，解明像接待老朋友似地接待了他。幾天後，這詩見報了，最先看到這詩的是劉鎮單位的書記，他比劉鎮還高興地到處傳告這個喜訊。從此工人劉鎮的名字經常出現在省市甚至全國的報刊上，而且頗受好評。在劉鎮尚未成家的時候，解明曾到他的“獨身樓”看望；在劉鎮不得已離開沈陽、遠去河南三門峽的時刻，解明曾趕到他家為他送行；在劉鎮重回沈陽、重返文壇的時候，解明又和詩友們到他極為狹小的暫居之地慶賀……
許多人都銘記自己第一篇作品得以發表的喜悅，並由這喜悅引來深深的感恩。已故兒童詩詩人、兒童文學編輯家馮幽君的處女作《義務兵》就是由解明編發在1956年1月29日的《沈陽日報》上的，那時馮幽君是一個小學教師，他把有生以來首次發表的作品剪下來，裝在一個玻璃鏡框裏，掛在牆上。由於稿子見報，促使他更多地寫稿投稿。他不知道見報的稿子是由哪位編輯編發的，這位編輯叫解明，來信邀他到報社編輯部談談。解明把馮幽君一疊子詩稿拿在手裏，與他推心置腹地、平等地交談，並提出了寶貴的意見。1957年，馮幽君被錯劃為“右派”，他的“政治麵貌”不堪入目。那時候你要發表作品，人家首先要通過組織了解作者的政治情況，否則是不敢用的。在幾年的時間裏，沒有報刊肯用馮幽君的稿子，唯有沈陽日報的副刊發表了他寫的詩《大喇叭》，這對馮幽君來說，是政治解禁、名譽恢複的破天荒的大事情。解明敢於實事求是地對待馮幽君及其作品，這在當時需要何等的真知與勇氣啊！
曾寫出轟動全國、至今常唱不衰的大歌《長江之歌》的詞作家胡宏偉，當年是醫療器械廠的一個鉗工，他與寫詩的長兄高廣成合作一首詩，並隨高廣成送給剛從農村抽回來不久、仍在沈陽日報編詩的解明。解明聽說他在工廠的車間裏當工人，就舉例說曉凡、劉鎮都是從車間走出來的，以此勉勵他。解明告訴胡宏偉：“今後寫了東西就寄給我，我在報紙上為年輕的詩作者開一片園地。”高廣成和胡宏偉合作的那首詩很快就發在沈報1972年的國慶專版上。這年年底，胡宏偉穿上了軍裝，在市郊某靶場一個連隊當兵。不久，連裏接到上級領導機關的電話，通知胡宏偉參加沈陽日報組織的一個筆會。胡宏偉來到站前華僑旅社報到，參加了有一些寫出過很多作品的作者高廣成、徐光榮、丁曉翁、孫旭輝等參加的創作筆會，這個筆會就是解明組織的，是解明點名讓胡宏偉來的。解明領著這些詩作者到遼中農村走訪。這對於從未下過鄉的胡宏偉來說，一切是那麼新鮮，晚上趴在公社招待所大炕的炕沿上，胡宏偉寫出了兩首詩，他交給了解明之後便倒頭大睡了。第二天一早，解明拿著改過的詩稿讓胡宏偉看，征詢作者本人的意見，隻見那稿麵上很多地方被紅筆勾劃、塗改過，不順的句子改順了，錯別字和用得不當的標點符號也被改過來了。而且，而且，豈止隻是他一個作者？十幾個作者的稿子都是同樣的待遇。人們看見解明的眼睛裏布滿了血絲。胡宏偉這次寫的詩在報紙上發表出來了，不久還有評論文章評到這首詩。幾個月後，位於市區內的營部就把胡宏偉調來從事報道工作了。營部離報社很近，隻十分鍾的路，胡宏偉跑得更勤了，經解明編發了很多詩。如今胡宏偉在自己酷愛的文藝事業上做出了顯著的成績，已是文職少將了，但解明對他的引導和扶助，永遠是胡宏偉不能忘懷的往事。
出版過多部詩集的詩人湯煬的處女作，也是經解明之手編發的，那時湯煬還是吉林大學曆史係的學生。湯煬說，這兩首處女作的發表，“驗證了我人生道路關鍵一步的選擇，它讓我看到了曙光，……當時我是無名小輩，又與解明素不相識，他竟能從眾多來稿中選出那兩首小兒歌……足見他發現新人、培育新苗的園丁之心。”
曾任遼寧省文聯主席兼黨組書記的牟心海的第一首詩《秋的漫遊》也是經解明編發的，時間是1961年9月22日，那時他還在遼寧大學讀書。解明還發表過評牟心海詩的文章。心海說起解明：“他對作者關心不是一時一事，而是嘔心瀝血……”如今在文學藝術事業上，在創作上或文化行政工作上，都有自己引以自豪的成就的林正義、文暢、丁曉翁，當年也是遼寧大學中文係的學生，他們愛好寫作且水平不低，那時他們年輕，解明也年輕，可是在他們眼中，解明是成熟的也是高大的，每次他們去報社送稿或看望，解明都極為熱情地接待他們。在他們眼中，解明待人熱忱、寬和、練達，待人一視同仁，沒有厚薄。
別人在艱難之時，能夠向他堅定而慷慨地伸出援手，這是人間一種深厚的友情。
曾任《航天文藝》執行主編的詩人張蓬雲，回憶自己“文革”中落難的往事，1972年他無端地被批鬥後從西安回到沈陽，一年多沒戶口、沒工資，生活極其窘迫。由於朋友的幫助，他才得以在一個基建隊當裝卸工。張蓬雲穿一件滿是白灰的棉衣，戴一頂狗皮帽子，腳上一雙單鞋，寒冷的冬天在裝貨的大汽車上瑟瑟發抖。卸完了白灰，張蓬雲到一座舊樓的廁所去喝自來水。這時該吃中飯了，他饑腸轆轆地等著發放镘頭。無意中一抬頭，舊樓上有個牌子：“沈陽日報”。當他走進這座樓時，北麵一個房間的門上寫著“文藝部”。“文革”前，他曾無數次走進報社、文學雜誌社的大門，同編輯老師談稿子。“沈陽日報”“文藝部”，這七個字對他有無法抵禦的吸引力。可是，自己正因為熱愛文學，喜歡寫作，才有今天這樣的遭遇啊……一個熱愛文學寫作的人，對報社，對文藝部，有著本能的、天然的感情，他竟忘了自己的當下的處境，仍熱切地向往著與完全陌生的編輯見麵，他渴望與之相識。他敲開了文藝部的門，當時屋裏有兩個編輯，一位坐在門口，正吸煙；一位坐在裏邊，正看稿。他倆見張蓬雲如此狼狽的樣子，很是吃驚。看稿的那位編輯站起身問他有什麼事。他小聲地問：“這是報社的副刊嗎？”看稿的編輯點著頭請他坐下並問：“你是……”張蓬雲說：“我也寫過東西，今天正好給這兒運白灰……想進來看看……”其實這時，張蓬雲自己也不知道自己要幹什麼。看稿的那位編輯走過來，給他倒了杯熱水，分紹了自己姓解，並介紹另一位編輯姓任。不知怎麼，在張蓬雲印象中，這位姓解的編輯長得很像西哈努克。當解明得知張蓬雲是從西安回沈的，而且又有些“問題”後，絲毫沒有怠慢的意思，反而很親切地在臉盆裏倒了點熱水，把一個熱乎乎的毛巾把兒遞給張蓬雲，安慰他凡事不要恢心，對生活要有勇氣，不能讓生活的不幸壓倒。告別時，解明讓張蓬雲把以前發表的作品抄幾篇來，並希望他重新拿起筆寫寫工農兵。在以後的交往中，張蓬雲常到報社去看望解明或送稿，心裏有什麼不痛快的事也找解明嘮嘮。解明見他冬天沒有棉鞋，便把一雙還很新的棉皮鞋給了他；見他的衣服不能禦寒，便拉他到家裏找一件棉衣給他穿。有時解明還在家裏炒盤花生米，弄點酒，兩個人盤腿坐在床上，談生活，談寫作。張蓬雲從解明這裏感到了人間的友誼和人生的溫暖。張蓬雲深情地回憶：“他不偏見一個落魄青年，他不怕天冷，騎車幾十裏到二台子我的小屋來探視我的家人……”“他不冷淡一個無能的作者，幫我修改一篇篇習作，給我一切可以遇到的機會，帶我到農村、工廠去采訪，去體驗生活。”
徐廣順的經曆與張蓬雲有點相似。徐廣順是一個高產作家。他起步時主要從事詩歌創作，出版過小說集和長篇小說《世界沒有末日》、《大西遷》等9部，他的主要精力用於電影和電視劇創作，國內有五家電影製片廠發表、拍攝他他的《危險的複製品》、《野店幽靈》、《地獄追蹤》、《綁架在午夜》等12部電影，由央視及省級電視台拍攝、播出了他編劇的《公訴人》、《以國家的名義》、《尊嚴》、《遠離罪惡》、《拒絕末日》、《榮譽》、《驚天東方號》、《記憶的證明》、《誠信》等300多部（集）電視劇，他曾獲全國“五個一”工程獎。這樣一位名聲遠震的作家，最初寫作時曾有過一段淒苦的日子。1974年春寒料峭的3月，徐廣順因在空軍做專機師，無意中卷入“9，13”事件，自己毫無察覺地上了“賊船”，被列入林彪艦隊的名單之中，像個囚犯似地被部隊遣返回鄉。他本人知道，在那個年月，隻要政治上有了疤結，比得了艾滋病還要命。他回到沈陽後被安置在遠離市區的一家工廠裏，因在部隊學過車工手藝，他每天站在車床前工作，眼望著飛轉的卡盤，生產著一個又一個需要車削的工件，他不敢多言多語，也不再存任何與外界聯係的奢望，隻圖安穩和平靜。忽然有一天，工廠宣傳科的同誌手拿一封署名“沈陽日報社編輯解明”的信找到了他，工廠機關不曉得這個平時不言不語、隻知道埋頭幹活的徐廣順與報社能有什麼聯係。其實，徐廣順本人也不認得這個解明，他也沒有與報社主動進行什麼聯絡。打開信一看才知道，原來一個叫陳進化的詩歌作者告訴解明，有一個剛從北京空軍複員回來的年輕人曾在《北京文藝》、《空軍報》、《解放軍文藝》上發表過詩作……廣納人才、愛才如子的解明來信是向他約稿。徐廣順不相信自己還有權力寫詩並發表詩。解明這封信的直接結果是工廠黨委了解了徐廣順是如何卷入“9，13”事件的真實經過後，把他借到了宣傳科工作。解明這封信，改變了徐廣順寂寞的生活、孤獨的情境，更主要的是讓徐廣順有了正常參與時代生活的信心和勇氣。徐廣順與解明的第一次見麵是在報社編輯部，兩個人談艾青，談李瑛，談家庭，談學習，他們一見如故。從此刻起，徐廣順覺得自己的生活中又多了一個良師益友；也是從此刻起，徐廣順這個孤身返沈的小人物重新踏進了文壇。一個人在最困難的時候，在沉淪的時候，在孤立無援的時候，有人伸出了有力的援助之手。徐廣順用自己創作上的努力回報解明，他的成績有目共睹。一年後，徐廣順被借到沈陽文藝創作辦公室詩歌組，又過了一年，被借到《遼寧文藝》（後來的《鴨綠江》）雜誌詩歌組，後來又到春風文藝出版社工作，現在遼寧電視劇製作中心工作，國家一級編劇。他說：“坦率地講，就詩歌創作而言，解明老師並非卓然冠群、無出其右，可他卻使許多原本默默無聞的人頭角崢嶸、秀出班行……此情難忘，難忘此情嗬！”
說不清楚在沈陽，在遼寧，或更遠的地域，究竟有多少個得到解明老師幫助的張蓬雲和徐廣順！
一個人的人格、人品是從無數細節體現出來的。詩人劉文超一生都不會忘記48年前在解明家的一次做客。那是1960年的冬天，那是一個人人吃不飽飯的年代。糧油都是定量的，沒有誰會有多餘的糧食。那個年代到誰家即使是到親戚家做客，也是極少被留飯的。客人一般是明智的，在未等主人禮貌、客氣地開口留飯之際，就早早地告別了。這一天，還沒等劉文超起身告辭，解明就端上了劉文超許久未見過的白麵蒸餃了，噴香噴香啊！當時的劉文超真的為難了：吃吧，等於從主人的嘴裏搶食；不吃，又是對好客的主人不敬。解明是真誠留客的，他的一再相勸，讓劉文超實在不能離開，他坐下了，他動了筷兒，他自己說當時是“橫掃千軍如卷席”。他有一個天生的習慣，吃過餃子必喝涼水。他把解明當成自己的兄長，也不客套，吃罷餃子就直奔廚房找水龍頭，這時讓他看見了解明的兩個正在長身體時期的兒子在一口一口啃苞米麵窩窩頭！兩個孩子這裏沒有一個餃子！而劉文超吃的餃子，就是解明從這裏端走的啊！人們可以想見劉文超此時的感動，他完全怔在那裏，一個讓他自己也想不到的動作是上去搶了一個窩頭就咬，咬著咬著，眼淚就嘩嘩地流下來了。解明啊，解明，你如此為人！你待人的心如此熾熱！你這樣的人怎能不長壽，你怎能不讓人永遠地懷念和感激啊！
楊大群可以說是著作等身的一位高產作家，他所寫長篇小說《關東演義》10部、《關東江河三部曲》、《西遼河傳》、《鴨綠江傳》、《黑龍江傳》）、《戰爭與命運》4部（《大決戰》、《大對抗》、《大反攻》、《大較量》）、《少數民族三部曲》（《彝族之鷹》、《人與狗的故事》、《白血山莊》）、《義勇軍演義》（上、下部）、少兒長篇小說三部《小礦工》、《小義勇軍》、《小男子漢》，傳記文學《毛岸英》及青少年讀本《毛岸英故事》、戰士讀本《毛岸英故事》等各種體裁的作品計1200萬字，這樣一位作家與解明有著40多年的友情。楊大群說，他對《關東演義》的修改，在心裏拿不定主意的時候，大多是到解明那裏投師請教，每次都得到頗多益處。楊大群因寫作之餘愛畫上幾筆老鷹，一畫畫了20年，退休了的解明向他求畫，他就畫了一隻鷹，這隻鷹經曆了風雨之後，翅膀更為矯健，眼光更為敏銳，它帶起數不清的青年作者在文壇上飛翔，它的翅膀不該是收攏的，大群非常看重與解明的友情，非常看重這畫贈畫，為畫好這隻飛翔的雄鷹，竟練筆一年多……
1993年6月6日，在解明60歲生日之際，由徐光榮、徐宏智等詩友策劃、聯絡、籌辦了解明文學活動44周年聯誼會，為已從編輯崗位上退下來的解明老師慶祝誕辰，並彰顯和稱頌人間這種持久不衰地樂為他人作嫁衣的解明精神。徐光榮說：“解明的勞績又不僅僅在於發現，更重要的是發現後的培養。扶苗、澆水、施肥、剪枝、防蟲……他傾注著全部心血。高東昶說：“對景況不佳的人他總是惦記，而對處境變好些的人卻表現得由衷的欣慰，似乎他心裏想的盡是周圍朋友們的事。”湯煬說：“他從青少年走上工作崗位到老年退休，這中間雖沒有經曆大起大落、大喜大悲，但小小的坎坎坷坷也是有的，他都以公道自在人心的態度坦然處之，表現出一種能超脫一切煩惱的豁達坦蕩，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裏，他沒有‘長角’；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中，他也沒有‘拜金’。”姚瑩把詩一般的讚美獻給他尊敬的解明先生：“有那麼多年長的、年少的發言，紛紛然深情追憶在你著意關愛下的成長；有那麼多專業的、業餘的歌手為你放懷高歌；有那麼多聲名大噪的詩朋聯友為你獻詩獻聯……總之，有多少傾訴，就有多少沉甸甸的謝忱；有多少歌唱，就有多少明亮亮的真誠；有多少饋贈，就有多少長遠遠的祝福……”“你實現了自身價值，無量功德，天地可鑒！時空可鑒！”“你沒有腰係萬貫，你卻擁有那麼多真朋友——老的少的男的女的——此刻正聚攏在你的身旁，若群星捧月，如眾綠擁紅，這就是你的資本，你的財富！”“金錢易得，人心難求。幾十年的勤苦播種、耕耘，你收獲的不僅僅是幾部詩集、文集，足以自慰的，是你收獲了人心！人心既得，還複何求！”徐宏智這樣頌揚解明老師：“嗬，解老，你的豁達、寬宏、樂觀、滿足的笑容——是一幅永垂青史奇絕的畫，是一首留給後人的雋永的詩……”
我是軍人，我知道在戰爭年月衝上敵人城頭時那助人向上的戰梯，我的詩集《鳥兒們的歌》於1980年問世，我贈給解明老師時，在扉頁上寫了這樣的贈語：
“高擎著戰友，拚著全力，
讓他去插上勝利的旗，
你的雙肩是——
助人向上的階梯！”
難忘孔繁有
孔繁有，是我今生認識的第一個在部隊從事宣傳工作的幹部，也是今生認識的第一個人民武裝幹部。我認識孔繁有時，自己還是一個初中學生，是一個文學愛好者。
我和繁有是在一個非常偶然的機會認識的。我所在的沈陽第二十二中學開展民兵活動，我們班被命名為“火箭排”，一次到沈陽站送支農隊伍，孔繁有身穿軍裝，挎著相機拍照，搞新聞報道。他給我們火箭排照了張合影，我留了地址，他認真地把底片衝洗出寄給了我。我很感激，對他充滿了信任和期待，給他寫了第一封信，從此我們就有了聯係。那是1959年7月，至今過去半個世紀了。
我在鐵西區文化館的閱覽室裏從軍內外報紙上看到孔繁有的攝影報道，都為他自豪。特別是看到那幅1961年刊登在《解放軍畫報》封麵上並被《人民日報》《解放軍報》《人民畫報》轉載的《政策到家》，內心由衷地喜悅和敬佩。繁有經常把他的攝影作品寄給我，叫我配詩，其實我那時隻是一個愛好寫詩的學生，並沒有什麼成績，更沒有什麼影響，可是，他卻把我當成朋友，用這樣的方式鼓勵和支持我的寫作。我把我幼稚的詩作寄給他，他認真地看，有時還請省軍區機關文字好的同事幫我審閱，提出修改意見，這對我寫作水平的提高有直接的幫助。
我和繁有交往幾十年了，可是幾十年裏隻見過一兩麵。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在學生時代，一個冬天，路過當時在彙豐銀行也就是現在沈陽市文聯對過的交通銀行位置的遼寧省軍區。我到收發室找孔繁有，恰好繁有的夫人孟淑梅以及孟淑梅的弟弟也在。他們住的是招待所，非常熱情地接待我，堅持留我吃飯，我再三謝絕也不行。他們很快到機關食堂打來了菜、飯和啤酒，雖是隨意但卻是很像樣地慷慨地款待了我這個忐忑不安的窮學生。那是我第一次喝啤酒啊！
孔繁有1950年入伍，1952年就到了朝鮮前線，在誌願軍後勤部文工團從事舞台美術和攝影工作，1957年回國後，在遼寧省軍區宣傳處從事攝影工作。他因為不能把在阜新日報從事攝影報道的愛人孟淑梅調到沈陽來，毅然地從遼寧省軍區宣傳處調到了愛人所在的阜新市，先後在阜新軍分區宣傳科和一個區武裝部任職。
也許是羨慕孔繁有的一身軍裝，羨慕他在部隊從事宣傳工作，至少有這樣的因素，我在1962年那一年招兵時積極應征了。我穿軍裝到了駐守吉林東豐的某步兵團，我在新兵連和下到老連隊後都曾與孔繁有書信往來。1965年1月，我收到繁有寄到我連隊的一封信，信中說：“我常在前進報上見到你的作品，最近又在遼寧日報上見了幾首，祝賀你在這方麵的成績，這些作品有部隊生活氣息，讀起來感到親切，很有感情，但在語言上還得下些功夫，我自己雖然在這方麵不太愛好，但有時也願意看看。參加冬訓，一定會有一些新的創作。希望看到你有更多的作品發表。去年十一月初，我也到沈陽工作了一個月，參加省民兵代表會的工作，平時去的不多。……我還是主要抓分區的民兵報道工作，作些組織工作，有時也寫點報道，主要是辦好市報和市電台的民兵專欄和專題節目，看起來也比較忙，攝影條件差，有時也隻是臨時趕點任務，結合報道紀錄點軍史資料，比較滿意的照片，這兩年拍的很少。去年全軍攝影展覽也沒有參加，今年爭取拍一兩張較好的，多動點腦子，看看能不能實現。以後有了我認為較好的，再寄給你。你們那裏大概比我們這裏冷點，最近這裏剛下過一場雪。還有十幾天就是傳統的春節了，提前向你賀春節！”
2006年，我的八卷本日記出版後，很想送給繁有，因為在卷一和卷二中，有多處記述與繁有的交往，可是苦於聯係不到他。最近我托《東北後備軍》的高明生主編和阜新文聯的老戰友孫旭輝幫我尋找，終於找到了他。春節後，我收到繁有從阜新寄來的一個郵件，裏麵有《孔繁有在朝鮮素描速寫水彩畫選集》和《孔繁有風光名勝攝影選》，還寄來了我在學生時代寫的一些詩稿的複印件。
繁有在信中寫道：“想不到在我的晚年能接到你從沈陽打來的電話。大概是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我們在沈陽的省軍區招待所有過一次短暫的見麵，那以後就失去了聯係。……若不是你春節前打來電話，可能我們會永遠失去聯係，因為我已是將近八旬的人了。近幾十年來，我有時會在軍內外報刊上看到你的大作，知道你已是全軍全國知名的作家、詩人，從你的日記卷一封底那一長串主要著作中可以看出，在人民軍隊這所大學校裏，幾十年來，你的著述頗豐，還有你和你的夫人培育了一雙有出息的兒女，在這裏，我向你致以遲到的祝賀！…………你給我的第一封信是1959年7月14日寄來的，至今已有半個世紀，歲月匆匆啊！這些信件，除你在沈陽二十二中學火箭排和你參軍後在吉林東豐縣3018部隊72分隊新兵連寫的少數幾封外，大部分是你在沈陽二師讀書時寄來的。從來信中可以看出，你在學生時代就是一位文學愛好者，是學生會幹部和校報主編，當時就有文稿在《遼寧日報》、《共青團員報》上發表。你在一封來信中說，你當時的理想是當一名人民教師，想不到後來會參軍來到保衛祖國的人民軍隊，並且逐漸成為一名多產的軍旅作家和文學界的名人。我退休以來，喜歡這樣三件事，一是外出旅遊，二是參加戰友聚會，近些年我已先後6次參加當年在四川、在朝鮮的戰友聚會，每次聚會時那歡樂、激動的場景令人難忘，至今我還與北京、天津、沈陽、重慶、上海、四川、甘肅、陝西、河南、吉林等地的多位戰友保持有電話、通信或寄年卡的聯係，順便說一下，那位北京的名歌手田震，她的母親就是我在川北軍區文工團時的戰友。三是喜歡收藏一些現代瓷器，近幾年已買了大小瓷器好幾十件，我覺得這也是一種樂趣和享受。”從這敘述中，可以想見繁有離休後的生活多麼豐富多彩和開心。
我曾在1994年的《遼寧日報》上看到繁有寫的為梅蘭芳赴朝鮮前線演出拍照回憶的文章《珍貴的曆史留影》，文章記述了1953年10月以賀龍為團長的第三屆赴朝慰問團在前線慰問誌願軍官兵的情形，特別珍貴的是繁有拍攝下了著名京劇表演藝術家梅蘭芳和誌願軍戰士握手交談的鏡頭，還有梅蘭芳在香楓山下高低不平的河邊廣場的簡陋舞台上為誌願軍和朝鮮人民群眾表演《宇宙鋒》和《貴妃醉酒》的鏡頭，其中有演出結束後，“誌後”文工團員石莉向梅蘭芳獻花的鏡頭，繁有在信中告訴我，那位獻花的文工團員，就是楊得誌總長的續夫人。
近日，我又收到了繁有寄來的我給他的26封信件的複印信，這些陳年老函，讓我回憶起與繁有交往的一幕幕情景。在1960年5月21日我給繁有的信中寫道：“我很榮幸今天看到了你，在市體育場開大會，一個身著整潔軍裝、腳穿矮腰黑皮鞋、上衣裏麵似乎是灰毛衣、領章是（注：我畫了一個少尉軍銜的圖案）的、挎著一隻玲瓏照相機的人，一個麵孔可親、中等身材的敬愛的人——我一眼就認出來——這是敬愛的繁有同誌。起初你在主席台右側，又在我的身後反複度過多次，我在大會主席團臨首長右側的二師位置的最後一行。”“大會宣布結束，我看到了你到處攝影，異常繁忙，在‘沈陽市民兵師’攝影，在鐵西民兵隊伍攝影，我心裏該有多麼快活啊，你能把人們的記憶留在照片上。我真想跑過去，拉住你的手談上一氣，但這又違犯大會秩序……”寫這封信時我16歲，對孔繁有工作的羨慕與崇敬，內心的純真與誠懇躍然紙上。
這些紙頁變黃的老信函，讓我回憶起當年的許多情景。我和繁有之間有一種難以割舍的友誼。我把我學習的情況，課外的活動，思想上的進步，都寫信向繁有彙報，甚至團組織審查我入團的會，我都邀請繁有參加。同時，我也十分關注繁有的攝影創作。在1961年8月7日的信中，我這樣寫道：“昨天到圖書館閱覽室讀報，在新的（15期）《中國青年》的封三裏有你的作品《政策到家》，我真是欣喜若狂，仔細地琢磨了好久，我十分熱愛它，我對於攝影藝術是個門外漢，一竅不通，但是我卻十分清楚你這張拍照的現實意義和藝術效果。它反映了人民解放軍武裝幹部參加農業勞動，不僅在於勞動力的問題上，而且也在於把黨的政策一竿子插到底的精神，反映出了人民軍隊的建軍原則和軍民血肉聯係，細致地刻畫了人物的心理動態和精神麵貌。我的欣賞水平很有限度，不能全麵、深刻地理解和體會作品更深一層的思想內容，我隻能從心裏說，我喜愛它！由於激動，筆下不由自主地自然寫成一首詩。寄上，請提意見。”這詩是用孩子口吻這樣寫的：“天傍晚，日西斜，/叔叔鋤地回來啦。/手沒洗，汗沒擦，/一根鋤頭沒擱下。/乘涼屋簷下，/嘮起家常話。/爺爺說：/”三級所有作用大。”/奶奶說：/“調查研究好辦法。”/媽媽說：/“毛主席熟悉咱們心。”/我摸紅領巾，/一旁把話插：/“黨是大太陽，/我是小紅花。”/大家一聽笑眯眯，/叔叔點頭樂哈哈：/“黨的政策到農家，/石頭地也能結金瓜！”
在與繁有的交往中，我覺得自己在慢慢長大，從一個初中生，到一個師範學校的學生，又走出校門步入了軍營，成為一個人民解放軍的戰士。在我的成長中，無數人伸出了相幫之手，其中就有繁有的這一雙。他的才華，他的樸實，他的誠懇，他的真摯，感動了我，影響了我。一個在軍隊裏從事宣傳工作的人，一個在人民武裝工作崗位上堅守了多年的人，潛移默化地影響和幫助了愛好文學、積極向上的一個學生、一個年輕人。這就是我經常在心裏默念、永遠不能忘懷的一段友誼和感激之情……
恩師張忠和
在我的人生中，很少對人用“恩師”這樣的稱謂。在他生前，我記不得自己是不是這樣稱呼過他。而他，確是我的一位恩師，他就是原沈陽市鐵西區文化館的張忠和。
在我印象中，忠和老師一輩子在區文化館工作，最高的職務是館長。而在我心目中，他始終無比高大，因為他奉獻給我們的太多了。
我還是一個學生的時候，就與他有了聯係。我喜歡在課餘到鐵西圖書館閱覽室看報刊雜誌，我多次在借閱台上看到過他的高大瘦削的身影。因為我愛好文學，喜歡寫作，我就很自然而且很榮幸地加入了鐵西區詩歌小組，那個小組裏多數是發表過很多詩歌作品的兄長，而且因為鐵西是一個著名的工業區，這些寫詩的兄長又多數是工人業餘作者，比如低壓開關廠的徐光榮、紡織廠的於路、拖拉機廠的王占喜、電纜廠的關維國、高壓開關廠的高東昶、味精廠的畢增光、喬魁才、林占琢，也有在學校當老師的岸岡、馮幽君、紀凱等，重型廠的曉凡和機床二廠的劉鎮兩個人那時在全市、全省甚至在全國都是有一定名氣的。我跟著他們學寫詩，他們很願意帶著我。而這個充滿朝氣的詩歌小組就是忠和老師組織、統管的。他常張羅賽詩會，舉辦詩歌講座，請報社、作家協會的老師們來講課，吸引到不是鐵西區的一些作者如郎恩才、佟明光、趙致林、劉文超等人前來參加。他還經常組織研討區內作者寫的作品，我參加過的這種討論會就有曉凡的、劉鎮的、徐光榮的、王占喜的、關維國的、岸岡的。我記得張老師還曾組織過小說作者作品的研討，如區委李金文的，啤酒廠未曲的，未曲曾在人民日報連篇發短小說。那時我常常受張老師之命，為這些研討作品刻蠟板。那時興的是刻板油印，因為張老師知道我在22中學讀書時曾辦過油印的校刊《接班人》。在張忠和老師之後，王傳章舉起了這支群眾文化的火炬，率領著鐵西區一群文學青年繼續向前奔跑。我知道那時沈陽市各區都有此類組織文學活動的人，如和平區的馬繼堯、皇姑區的丁曉翁等人。
張老師很淳樸，也很儒雅，他常與我們談全國文壇上的事情，他親自接待過來鐵西區考察群眾文化工作的茅盾先生。他視野開闊，又非常熱衷於群眾文化事業，熱心輔導文學愛好者。記得那時正是國家三年困難時期，人人吃不飽，有的腿浮腫著，一按一個坑，停電也頻繁。大家常常餓著肚子，拖著浮腫的腿，跑到文化館，點著蠟燭開詩歌研討會，在那微微顫動卻無比溫暖光明的燭光中，我懂得了什麼是一個人高尚、純粹的精神天堂。
在1962“蔣介石反攻大陸”那年，我和許多同學這平時不招兵的師範生入伍了，在部隊大熔爐裏，我得以鍛煉成長，並在寫詩方麵有大的長進，軍內外許多報刊發表了我的詩作。在我當兵的第二年即1963年冬季的一天，我從訓練場歸來，看到張忠和老師寄來的一卷郵件，我打開一看，完全讓我驚呆了，這是鐵西文化館油印的一本《胡世宗的詩》，隨同寄來的還有一打子寫滿了字的紙，原來是張老師把我當兵後發表的作品搜集到一塊，囑徐光榮刻印了這個小冊子，還成功地在我缺席的情況下組織了一個研討會，家鄉許多詩友都參加了這個研討會，他把詩友們的發言記錄同時寄給了我。這是多麼細致入微的培植啊，這是人間多麼罕見的真情啊！
幾十年後，家鄉的詩友們懷著感激的心情，為忠和老師籌辦了一個慶祝會，我寫了一個條幅贈給了他，以表達我的敬仰和感激之情：“忠厚和藹為忠和，為人作嫁奉獻多。綠野禾苗層層起，皆為恩師唱讚歌。”在改革開放新時期，鐵西區詩歌小組冠名為“綠野”。
忠和老師在兒女的關心孝敬下，入住到條件很好的生日城對麵的城建花園，我曾去看望過他。他本可以安享晚年的舒適和快樂，卻不幸喪命於一場交通事故，推自行車過馬路時被一輛小車給撞了，享年77歲。我參加了他的葬禮，為他遠行送別。忠和老師走了，但他那“燃燒自己，照亮別人”的燭光精神，卻永存於我的心中，也將永存於這個世界！
代跋：風裏雪裏見真情（焦凡洪）
新年的日曆是被強勁的風雪吹開的，我不由地想起了當兵之初的冰城雪國……恰在這時，我讀到了2010年1月11日《人民日報》文藝副刊的散文《風雪綏芬河》，是胡世宗老師寫的，文章中有這樣兩句話：“年年有風也有雪，風裏雪裏見真情”。真情，世宗老師是最講真情的，無論是做文、做人還是做事，他都具有真情！
正是有真情，他創作出版了30多部著作，留下寫了45年的400多萬字的《胡世宗日記》。
日記，是生活的投影。很幸運，裏麵有我無數個鏡頭……
風雪哈爾濱。
1978年初春，我這個剛入伍的“文學青年”認識的第一個軍旅作家就是胡世宗，當然是作品。我真正見到他是5年之後。1983年的深秋，他從黑龍江邊防部隊組織舉辦“軍區業餘文學創作培訓班”後回到哈爾濱，我去火車站接他。他背著背包也背著收獲，帶著風塵也帶著喜悅，說起這次辦班“冒出”的幾位作者和作品，他的興奮和自豪溢於言表……也正是從此，我作為一個業餘作者下決心要入選參加一次“軍區業餘文學院”的學習。但是，最終我也沒能成為這個“班”的正式學員，倒成了經常協助世宗老師“辦班”的工作人員。
1990年秋，我調到沈陽軍區文化部當幹事。世宗老師是力薦者之一。當時，軍區政治部先後有幾個部門看好我，因世宗老師的鼓勵，我毅然走進了“文化圈”，而且一幹近二十個年頭。這期間，我親身感受和見證了世宗老師對軍區部隊文藝工作、對廣大業餘文學作者的真情。
舉辦“業餘文學創作骨幹培訓班”，培養部隊文藝骨幹，對於軍區專業文藝創作室來說，不能說是份外工作，但也是可幹可不幹的事兒。因為這需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每次“辦班”或組織“筆會”，需要“跑”經費，“跑”部隊最便宜的招待所，需要請老師講課，請編輯改稿，幾十人的接站、送站、吃飯、睡覺、學習、寫作……每件事，辦起來都很瑣碎，很麻煩。對此，世宗老師都幹得執著、認真。
是1991年12月，我到軍區機關後第一次跟隨時任軍區文藝創作室副主任的他辦“筆會”，胡主任給這次“筆會”冠名“起飛筆會”，這體現了他抓這項工作的指導思想、任務標準和所達到的目標：就是要通過這次集中的學習、培訓、創作，使軍區部隊的一批重點業餘文學作者在創作上有一個大的飛躍。“起飛筆會”是在軍區後勤一個被裝修理所的小招待所舉辦的，那時部隊換裝實行“交舊領新”，一些上交的破舊軍裝、被褥，經這裏的修理所拆洗縫補、加工修理後，煥然一新，再補充到部隊使用。胡主任曾動情地對參加“筆會”的作者們說，修理所的同誌們用辛勤的勞動為部隊送去了物質的溫暖，我們要用優秀的作品為官兵送去精美的精神食糧。“筆會”辦得非常成功，《解放軍報》、《前進報》等報紙用專版刊登作品，《解放軍文藝》、《鴨綠江》等刊物重點推出作品。“筆會”結束的時候，正值新年即將來臨。於是，胡主任騎著自行車，頂著風雪，在沈陽跑了大半天，為每人買來一張賀年卡，請參加“筆會”的作家、編輯、業餘作者和工作人員都簽上自己的名字，作為新年禮物。當時，我曾感慨：胡主任幹什麼事都那樣有真心、動真情。20年後，我找出了這張塵封的賀年卡，它使我熱淚盈眶。這張小小的賀卡上共有31個人的簽名，其中有來自軍區機關和部隊的業餘作者18名。當年的這18棵“文學青鬆”，現在大都已長成了“參天大樹”，他們有的擔任了部隊師以上的領導；有的成了享譽文壇的作家；還有的成為卓有成就的編輯、記者……那次“筆會”，真正成了他們起飛的“機場”和“導航台”……
爾後，我在軍區政治機關任文化處長、副師職研究員、主管文化工作的宣傳部副部長，我與世宗老師一起，又組織舉辦了一係列類似的創作班、研討會、講座、“沙龍”等活動，一個共同的目的，就是培養業餘文學骨幹，繁榮部隊文藝創作。世宗老師曾形象地把“專業”和“業餘”文藝創作喻為推動軍旅文藝事業發展的“兩個輪子”，缺一不可，需要比翼齊飛。由於胡世宗等一批專業作家、藝術家多年的不懈努力，培養扶植業餘作家、輔導基層文化活動，成了沈陽軍區文化工作的傳統和特色。
這些長年累月的、台前幕後的、默默無聞的工作，世宗老師在日記中有的寫到了，有的沒有寫，寫到的也大多是一筆帶過，我作為多年在軍區從事文化工作的一個管理組織者，永遠不會忘記：胡世宗對於繁榮沈陽軍區部隊的文藝創作乃至發展軍營文化，是有獨特建樹和突出貢獻的！這是他的真心所為，這是他的真情所致！
如果說，他的這些無私奉獻還與他的工作、事業有關聯的話，而那些業餘作者的個人進步、工作調動、轉業退伍、甚至家庭困難等等，無論如何是與他的工作不搭界的，但這些，他也樂此不疲地去幫忙。機關哪個部門缺編，他隻要感到合適，就找人家領導推薦業餘作者；文體單位哪家空出了位置，他就三番五次地跑去給人家介紹文藝骨幹；有的作者在單位處理不好關係，讓其轉業，他找首長請求留人；有的文藝骨幹在工作調動中原單位卡住不放，他疏通關係讓人家放行……他的真心、真情也感動了我，感染了我，我們一起為業餘文學創作骨幹的工作、生活去奔走呼號，分憂解難。多少年過去了，他辦了多少這樣的事兒，他已記不清，日記中更很少記載，但是我在軍區文化戰線近20載，深知他為此付出了怎樣的精力和心血……經過他幫助的人，後來有的當了“大官”，有了成了“大家”，有的變為“大腕”，有的進了京城、上了總部……對他感激也好，感謝也罷；忘恩也好，負義也罷；甚至有的做了傷害他的事，他都不往心裏去，就是別人憤憤不平地提起來，他也隻是淡淡一笑而過。真可謂平淡之中見真情！
軍區文藝創作室的作家，每年的工作成績是靠作品來衡量的，他們的創作任務很重，特別是在創作中最忌分神走神兒、受到幹擾。而軍區首長機關和部隊又經常有一些臨時性的任務需要創作室完成。每當這時，我在當文化幹事也好、文化處長也好，都是比較犯難的，在很多情況下，我就去找創作室的胡主任。直到我當了宣傳部副部長，胡主任已經退休了，有些工作任務，我還去找他。
2006年，總政要舉辦“全軍紀念紅軍長征勝利70周年新劇目展演”，各軍區、軍兵種，每個大單位一台戲。寫長征的作品，前有《長征組歌》、話劇《萬水千山》，都是難以逾越的精品，時下全國各文藝單位又上了一批長征題材的戲劇和晚會，我們沈陽軍區的作品怎麼搞？我和時任文工團團長的李廣德非常犯愁。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想到了世宗老師，他曾多次重走長征路和到紅軍長征路過的地方采訪，發表了一批富有影響的詩歌、散文和報告文學作品；他曾當過軍區的文藝處長，對舞台藝術作品也有著獨特的見解。於是，我們請他出山擔綱主創，他6易其稿，寫出了音舞詩畫《長征路上的報告》的文學台本。在他與李廣德、張振彬、官美華、胡宏偉等藝術家的聯袂創作中，一種歌頌長征的全新的藝術樣式呈現在舞台上。這部劇目，受當時正在出版的《胡世宗日記》的啟迪，以長征路上的日記為串聯，把現實和曆史兩個時空交織了起來，通過朗誦、音樂、舞蹈、戲劇片段等多種藝術手段的融合，使作品既具有曆史的厚重感，又富有時代氣息，其中，根據胡世宗的詩歌改編的戲劇片段《草地馬鳴》、舞蹈《雪葬》等場景，催人淚下，感人至深。這部舞台作品演出以後，引起軍內外觀眾的熱烈反響，時任總政宣傳部副部長的張繼鋼帶領全軍專家評委觀看後給予較高的評價。音舞詩畫《長征路上的報告》獲得全軍展演優秀劇目獎。
風雪煤都滿鄉。
近兩年，我已徹底離開軍區的“文化圈”，到撫順軍分區任職，但是無論是工作上還是生活上，有了問題還是經常向世宗老師求教；請他幫助。
軍分區開設了一個“專家係列講座”，世宗老師來講第一課：讀書與寫作。
2009年，我的文藝評論集《劍鳴虎嘯》出版，在半年的時間裏，從審讀書稿、選編篇目到設計封麵、文字校對，甚至印刷紙張的選定，每一個環節、每一道工序，世宗老師都不厭其煩地指導我，幫助我，使我從中又懂得了一門學問：圖書的編輯與出版。
我不知這些是否能進入今後《胡世宗日記》的卷九、卷十、還是卷N，但是它永遠刻在了我心靈的日記上。
我與世宗老師相識快30年了，在人生的旅途上，有燦爛的陽光，也會有風有雪，但風裏雪裏最見真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