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友梅說，不幸的年代年輕人沒有趕上，我趕上了。幸運的是我趕上了時代的變遷，見識多，鍛煉大。現在上學的孩子，麥當勞，肯德基，什麼都不缺，就是不懂得生活，不懂得奮鬥。有的上了高中、上了大學還要家長接送，我們那時候十幾歲就在外麵闖蕩了。
田永元問，在作家圈裏，老一輩早年參加革命的中間，你是不是健在的年紀最大的？他說還有一位曾克大姐，今年90幾歲了。
說到出文集的事，鄧友梅說，80年代作協給我出過一回，這就是5卷本的《鄧友梅自選集》。後來又寫了許多作品。中宣部領導拜年時對出版社說過要給我出選集。現在有兩家出版社約。年紀大了，沒興致，更沒精力。想不起來在哪兒發過什麼小說，收集不全。從新華社退下來的夫人倒是說給我當助手，幫我做這件事，可什麼都得我來想啊，包括發表在香港、上海、杭州、天津報紙上的，根本想不全。這時，我看到友梅眼神裏有一絲無奈。但我還是勸他自己下力氣編好文集，這是後人根本無法代替的。
永元和我無拘束地與他聊著，他聊起來很有精神，我發覺他那雙眼睛是那麼的年輕！如果你沒有見過他，或見過他沒有注意他的眼睛，你一定不會知道他的眼睛是那樣靈動，那樣有生氣，那麼有魅力。
鄧友梅打了幾十年的太極拳，我發現每天早上我們包括王蒙都在學打太極拳時，他卻不打，他在一邊站著或坐著觀看，或自己走出大院去散步。
這次來北戴河休假的還有天津著名女作家航鷹，我知道航鷹當年以《明姑娘》和《啟明星》等作品在文壇產生巨大影響。航鷹屬猴，1944年生，她和她的老伴帶著聰明可愛的小孫女出現在大家麵前。航鷹優雅而文靜，聊起來卻不讓須眉。鄧友梅每次開口都尊稱她“航鷹老師”，這裏有親切和戲謔成分。航鷹從天津來，鄧友梅在天津生活多年，有時他們還在飯桌上比著說起天津話來。航鷹說她女兒聽說來休假的還有鄧友梅，很是驚喜，說與鄧友梅見過麵。鄧友梅說我多少年沒去天津了，怎麼可能見過麵？航鷹說她女兒在德國。鄧友梅說這有可能，他多次去德國，在那訪問，講學，與華人見麵。
鄧友梅說到73年前他在天津上學，學了一段很長的順口溜：“直隸省，天津衛，督察衙門保安隊，有水局，有火會，急忙快跑消防隊。高台階，華家門，丁教胡同許善人……”他還說：“天津衛，三宗寶：鼓樓炮台鈴鐺閣。”此處“閣”字發音為“高”。這炮台打過八國聯軍呢！鄧友梅說，他虛歲6歲就上學了，念的是私塾，每個胡同都有老師教，一個私塾沒有多少人，不像現在學校的班級。鄧友梅的底子就是小學三、四年級的文化。
我說，童年和少年經曆了那麼多的磨難，到了部隊文工團好多了吧？鄧友梅說，在戰爭中，人人都很勇敢，仗一打起來，與大家一起往前衝，打死你還是打死他是說不準的，槍子兒沒長眼睛。戰爭年代經常吃不飽飯，我走不動時，指導員背著我，我才13歲、14歲，每天要走七八十裏路，多時要走120裏路，那時我學會了堅持，咬牙也要堅持。所以以後打成“右派”，包括“文革”，都挺得住，頂得住。這與我在戰爭年代裏的磨練絕對有關。戰爭年代有時幾天幾夜不睡覺，有時吃路邊老百姓地裏的蘿卜、白薯，洗都不洗，擦一擦，邊走邊充饑，還邊打嗑睡。
在鄧友梅的生活經曆裏，曾在鞍山文聯工作14年。這次從鞍山來北戴河的作家董俊生與他聊起了熟悉的鞍山的文暢\鄧洪文等老熟人的情況，他很感興趣。董俊生還把自己主編的《詩友》拿給他看。
我問鄧友梅：現在寫些什麼呢？他回答：寫點隨筆。
我說，小說不寫了？他說，不寫了。
我問，隨筆的題材主要是哪些方麵的？他說，沒有固定的題材，一時興之所至，想到了就寫。
我問，千把字的？他回答：一、兩千字。看見一個事，引起一些聯想，就把它寫出來。
我問，還有精力看什麼東西嗎？他說，興之所至，翻一翻。
我問，上網嗎？他說，在網上看新聞，比報紙快，比報紙豐富。在網上，能看見海內外的新聞。接著他笑了，說：我是按毛主席的教導，關心國家大事。說完自己先自哈哈笑起來了。
我問，都去過哪些國家？
鄧友梅說，訪問過的國家太多了，記不清了，幾十個吧。非洲以外的亞洲、歐洲、美洲……許多國家都去過了。因我在作協外聯部工作（他這個作協副主席分管外事工作），到一個國家訪問，其他成員都去遊覽觀光了，我們要去談事，民間外交，國家不好交涉的，通過民間溝通，我們要與被訪問國家的有關領導交談。有的談得好，有的就談得差，也有拍桌子瞪眼睛的時候。外聯部的資金不是作協給的，是外交部對外文委給的，有時作協機關經費不夠，還從我們這兒報一點兒旅差費什麼的。
我問，最後一次出訪是什麼時候，到哪個國家？
鄧友梅說，是前年去印度，與他們作家交流。一般慣例是我們邀請他們一個團來，他們邀請我們一個團去。
說到印度，我想到印度大詩人泰戈爾曾來舊中國訪問，我問那時是怎麼接待的？
鄧友梅說，國民黨不花這個錢，也不限製。咱們現在是國家管理，誰來誰去，國家批準，納入國家工作。
我問，負責作協外聯工作，遇到過最頭疼的事兒嗎？
鄧友梅說，有啊。最頭疼的事兒有的能跟你說，有的不能說，說了也不能向外界披露，不能發表。有的是官方與官方不能解決的問題。比如，一個國家與我們簽約互相翻譯出版對方詩人的詩集，中國的詩集交給他們了，他不到一年就給印出來了。可是他給我們的詩集咱們雖然翻譯出來了，卻不能出，因為他們的一位首要詩人被另一個國家也看作是第一詩人，如果我們出版這部詩集，另一個國家會向我們抗議，國家間要發生糾紛。為此，鄧友梅帶一個團訪問了這個國家，這個國家人士對他說，你要不承認這位詩人是我們的人，將來發生戰爭你要負責。鄧友梅說，我不怕這個，中國人就是靠打仗起家的。我不管這位詩人是哪一個國家的，關於他的詩集我們不能出，另一個國家要出，我們也一樣對待，堅決不出。這個國家的副總理都出麵接見了。別人都遊山玩水去了，鄧友梅要談這些事情。
出國訪問，讓鄧友梅的視野異常開闊，他看到了各國各民族的文化瑰寶美不勝收。他在《柏林歸來》中曾這樣有趣地寫到：“在民主德國，走路要格外小心，稍一疏忽就會漏掉一個文化聖地或曆史遺跡。在柏林我上菩提樹下大街散步，看到了馬克思當學生、黑格爾、愛因斯坦等人教過書的洪堡大學；看到了希特勒焚燒書籍的廣場；看到了列寧讀過書的圖書館，看到了季米特洛夫、倍倍爾、李卜克內西活動過的場所，滿以為無所遺憾了。回來後人們問我對海涅的故居有什麼印象，我卻茫然，再問我別的幾個地方，我更傻了。從此就特別緊張而小心。到魏瑪的時候，看到一塊石頭我也要問一下是否貝多芬或歌德在這兒坐下來沉思過、休息過，哪怕是係一下鞋帶。後來進了植物園，我才鬆弛下來，心想在這些棕櫚樹、龍舌蘭之間總不會有什麼曆史遺物了。恰在這時，一個中年人就過來問我有沒有時間看一點他負責保存的‘有趣的東西’。我當然要看。他領我進了一個較大的房間，我竟在那裏看到了拿破侖從莫斯科城下逃跑後一路所乘的那輛馬車。我還看到了另一輛馬車，是嫁到魏瑪來的俄羅斯公主乘的。我從沒想到馬車會造得這麼精美，甚至帶有廁所！還有一次，主人請我吃飯，我無意朝窗外一瞥，主人立刻對我說：‘對麵這個小樓安徒生居住過……’”
繼《我們的軍長》獲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獎之後，《話說陶然亭》獲全國第二屆優秀短篇小說獎，《追趕隊伍的女兵》獲首屆全國中篇小說獎，《那五》獲全國第二屆優秀中篇小說獎，《煙壺》獲全國第三屆優秀中篇小說獎。鄧友梅噴發性的底蘊深厚的激情創作和取得的輝煌成就令人矚目，令人仰視。
說到《那五》，我問其在國外翻譯出版的情況，鄧友梅說，法、德、英、意等國都翻譯過，我懷疑這種翻譯。這幾個國家的文字我看不懂，可我稍懂日文。我看過日文版的《那五》，事件、故事都行，但韻味不行了，生活中的語言是很有魅力的，這恰恰是很難翻譯出來的。
說到《那五》被改編拍成影視劇，我問能打多少分？鄧友梅說，打不了多少分。他說，咱們文學創作的原則是能寫五千字，決不寫六千字；搞電視連續劇，他們是能拍30集，決不拍20集，是盡力擴張，劇本裏要注水。我問，這劇本不是自己改編的嗎？他說，不是，我與他們簽了協議，允許他們改編。
鄧友梅還是中華名人垂釣俱樂部的副主席呢，他介紹作家趙大年入這個會，說釣魚可以磨練性情。趙大年說，他釣魚的技藝實在沒有恭維，經常坐在池邊看別人的魚兒上鉤，自己的浮漂一動不動，空竿而歸。
可是，鄧友梅人生的竿、文學的竿卻是不空的，他總是滿載而歸！
寫大字的浩然
浩然離開我們兩年多了。這位寫出過《豔陽天》、《金光大道》、《蒼生》等80多部書的著名作家，與我有30幾年的交情。他是我的良師、益友和親愛的兄長，我對他的憶念太深了！
浩然盡管是很有名的作家，字寫得很好看，但因為他文化底子薄，沒很好地練過寫毛筆字，所以很少給人寫大字。許多人包括報刊向他求字，他一般都是婉言謝絕，有一次是例外。那是1982年3月，他過五十歲生日。他雖然任職單位在北京市裏，可他卻很少住在北京，大都市的嘈雜讓他靜不下心寫作，他常常跑到通州女兒春水家去住，女兒在通州一所中學教書。浩然的五十歲生日就是在通州過的。我從沈陽趕到北京通州。通州是一座縣城，春三月是最好的季節。我和幾個與浩然要好的文友與浩然一起在他住的那座樓的樓下栽了九棵楊樹苗，澆了水。浩然用家宴請我們，我還記得喝的是通州大曲。客人都散了，我和浩然兩個人在他書房說話。我看到他牆上掛著張長弓給他寫的條幅，我想請浩然給我寫一幅字，浩然連連擺手，他說我的字可不好看，使不得、使不得。我說你的鋼筆字寫得很好看，字架好，毛筆字一定錯不了。他說，我從小沒念幾天書，沒有功底，寫毛筆字可是要功底的啊。可他架不住我軟磨硬泡，我主要說隻是朋友間留個紀念，寫好寫歹能怎麼的？這樣他說答應了，可他寫得太認真了，寫了許多張，寫一張不滿意，再寫一張還不滿意，直到他自己認為可以了，才交給我，其餘的他都親手撕掉了。這幅字寫的是他自己為五十歲生日作的一首詩，表達的是他內心最真實的情愫，我特別珍惜，回到家找人裱好掛在家的牆壁上，每天看到它，都會想到浩然溫暖的友情。條幅上寫的詩是：
“自識東西走南北，
喝遍鄉土萬井水。
處處有情處處愛，
苦釀人間美中美。
不覺艱險臨高境，
回首暢觀浪花飛。
天無盡期誌未了，
願將心身化紙灰。”
下麵落款是“五十生日錄自題小詩贈世宗”，再下麵是他的名字和纂印。
不懈的曉凡
時間能夠驗證一切。我和曉凡的友情經曆了漫長歲月的洗禮。一個人，對最初影響他的文學作品，對他小時崇敬過的詩人、作家，是輕易不會改變、不會淡忘的。我在學生時代，是一個詩歌愛好者，那時我閱讀的圖書和報刊很有限，在全國，我喜歡的詩人是賀敬之和郭小川，在沈陽，在遼寧，我喜歡的詩人是曉凡和劉鎮。劉鎮也是鐵西區值得驕傲的一位工人詩人。我清楚地記得，我在沈陽二師讀書時，曾參加過市、區組織的曉凡、劉鎮的詩歌座談會；1962年6月，我在被批準入伍、走向軍營的前夕，收到曉凡寄自沈陽重型機器工廠二車間的熱情洋溢的信，他在信裏說：“希望你在部隊裏堅持業餘創作，‘成就’是從不使‘勤奮’失望的!”他的話對我在軍營鍛煉成長並堅持業餘創作是莫大的鞭策。他還寫道：“希望我們不要失掉聯係，直到永遠。”多少年來，我們一直保持聯係，探討詩，探討人生，緬懷和延續友情。至今，我們仍經常互發電子郵件，偶爾也見上一麵，對彼此的近況都非常熟悉和了解，就這樣聯係48年了，不知這算不算“永遠”？
稍微上了點歲數的讀者都會知道曉凡的大名。曉凡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活躍於沈陽和遼寧文苑、影響於全國詩壇的著名工人詩人。略舉一例，在2006年沈陽市鐵西區文聯成立大會上，中共沈陽市委常委、鐵西區委書記李繼安激情地講述了當他還是中學生時，曾因愛好詩歌慕名叩開詩人曉凡的家門，曉凡與他一席人生和創作談，對他後來的成長產生了很大影響。人們知道曉凡大名，但很少人知道，曉凡原藉所寫“山東樂陵”，其實他出生在沈陽。他的命很苦，出生剛剛半年，父親就去世了，隨後是家庭破產，母親改嫁，生活無靠，隻好隨8歲的姐姐和9歲的哥哥返回樂陵老家，開始寄人籬下的生活。他從7歲起，就承擔了沉重的苦役，推磨、牧羊、挑水、拾柴……雖然他已到入學年齡，卻因家境貧寒而難入校門。村政權辦婦女識字班，他常站在外圈跟著學，後來被好心的小學校長發現，經與本家叔叔和村長商量，才使他得以跨進學校的門檻兒，他邊幹活，邊讀書，讀完了高小一年級的課程。這段生活教會了他珍惜學習機會，珍惜光陰。1952年初，剛滿15歲的他千裏迢迢來到東北，虛報歲數考進現在的沈陽重型機器廠學徒，他當過裝配鉗工，做過職員，當過廠黨委宣傳部和黨委辦公室的幹部，還當過廠報編輯。在這座工廠火熱的車間裏，在鐵西區這個大工業的空間，曉凡走上了文學之路。曉凡原名範長鈺，車間的師傅都叫他“小範”、“小範”，叫長了，幹脆筆名就叫了“小範”的諧音：“曉凡”。他當技工的時候，在單身宿舍裏，最多一個房間要住上20多人，根本沒有鋪紙寫字的地方，他買來一個一尺見方的小桌子放在自己的床邊。當時是雙層鋪，他在下鋪，他在上鋪床板底下貼上自己手書的“睜眼就起”四個大字，用這很“憨”很“土”的座右銘來激勵自己比別人多用功。“汗水會濺出飛花”，這就是他的信仰和他的實踐。
詩人曉凡的處女作並不是詩。有一回，東北作協主辦的《文學月刊》給他寄來一篇小說的清樣，請他寫一篇讀後感，曉凡寫出了約稿的同時，給編輯部寫了一封短信，他說：“那篇小說不錯，可我聽哥哥講的戰鬥故事，比那小說更精彩，我也要寫那樣的小說，你們要不要？……”這就是1955年經資深編輯肖賁之手發表在《文學月刊》上的短篇小說《熊掌印》，那一年他18歲。緊接著曉凡又在創刊不久的《芒種》雜誌發表了散文《風雨夜》。廠區鏗鏘豪邁的音響，爐前絢麗耀眼的火花，時刻激發著這位工人作者創作的靈感。他為我們忠實地記錄了那個年代工友們齊心合力的精神麵貌：“你將圖紙鋪開，他去裝上齒輪，我把螺絲擰緊，她又推上電門……”曉凡注意在日常勞動生活中尋覓和表現詩意的美，他善於把車間裏揮鋼釺、握焊鉗、掄錘把的平凡勞動與整個世界的前進聯係起來，借以抒發工人兄弟的豪邁情懷。他的組詩《車間風雷》引起強烈反響，老詩人臧克家撰文《略談曉凡的詩》稱讚：“他身子工作在車間裏，他的目光炯炯地注視著整個世界。工具在手，他是一個工人；拿起筆來，他是一個詩人。他生產機器，也生產詩。他明白工作的意義，他也明白為什麼要寫詩。他的詩，洋溢著工人階級的豪情，閃耀著勞動、鬥爭的光芒。”
1960年8月，做為在陽光下成長的工人詩人，他曾應約為人民日報撰文《在黨的哺育下成長》。他像一株發育良好的幼樹，得到了充足的陽光雨露。1961年1月的某一天，他正在編廠報，突然接到從北京來沈陽的人民日報高級記者、中國作家協會秘書長、著名詩人郭小川的電話，邀他一塊到鋼都鞍山、煤都撫順看看，並給他請了一個月的創作假。後來郭小川出版了影響巨大的詩集《兩都頌》，那裏麵每首詩，曉凡都知道是怎麼生成的。他這次意義非凡的見習，甚至影響了他一生的創作。他牢記郭小川對他說的話：“沒有特色，詩就不能存在。”
曉凡從工廠走出，為我們的時代寫出了多部優秀作品，《春天的頌歌》(與畢增光、高東昶合著)、《鐵匠抒情曲》、《燦爛的青春》、《美的誘惑》、《小熊遠征》、《神馬》、《曉凡詩選》，詩論集《詩歌創作技巧問答》，散文集《裸體的日本》、《隨筆寫天下》，長詩《生前死後》，還有寫張誌新的報告文學《強者》(與胡景芳、趙鬱秀合著)，他還主編過《當代詩歌》和《當代作家評論》，連續幾屆擔任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曉凡的誠實勞動得到社會多方麵的認可，先後被推薦、選舉、任命、評定為遼寧省政協委員、遼寧省青年聯合會副主席、中國詩歌學會理事、遼寧省新詩學會副會長、遼寧省期刊協會副會長；他還是中共遼寧省委、省政府評定的“遼寧省優秀專家”，並享受國務院頒發的政府特殊津貼。
我在學生時代能背誦許多詩人的許多詩作，也包括曉凡的一些作品，我背誦的，還不算他的《長橋萬裏》、《純潔的鎢》等名篇，那《礦工性格》、《坑口鬆樹》、《測量》及《春天的頌歌》中一些短小的詩，我也極喜歡。這些詩都營養過我。我喜歡曉凡詩中抒發的大情大義，那種奮發、豪邁的感覺，不是任何詩人都可能具備的。詩如其人。曉凡的作品中透露著他的人格及性情。人們評論中很少提及的一首《蒙古族民兵連長》，是我極為喜歡的，曉凡在這首詩中對生活敏銳的觀察與舒暢痛快的表達令人欽羨。寫深夜睡在北方農村的隊部炕上，聽蒙古族連長鼾聲響得“穿過窗欞兒，飛到藍天上”。“‘有狼！’/不等我爬起，/連長下了炕；/不等我穿衣，/連長槍搭窗台上；/不等我下地，/‘嗵！’/——惡狼應聲倒在羊圈旁；/不等我出屋，/連長已把死狼拖到屋當央。/……/不等我上炕，/連長的鼾聲又呼嚕嚕響……”全詩不足三十行，又都是短句子，幾個“不等”，寫得極為精練和傳神，所謂“一步沒跟上，步步跟不上”，詩中自然而然蘊含的生活哲理，所寫主人公那種警覺、機敏、神速，令人感歎。這首詩，作者的筆力與作者筆下所寫的題材十分相稱、相融。
一般來說，作家和詩人，傾其畢生之精力，都難以再超越自身最初成功闖關的代表作。曲波後來寫了《山呼海嘯》、《橋隆飆》等多部長篇，人們記住的仍是他的《林海雪原》；楊沫後來寫了《芳菲之歌》、《東方欲曉》等多部長篇，人們記住的仍是她的《青春之歌》。曉凡也一樣，他後來寫了《美的誘惑》、《告別神秘果》、《聽〈藍色多瑙河〉》等多首構思更為巧妙、蘊理更為深邃、手法更為洗練的詩作，而人們普遍認知的仍是他的《車間風雷》反映工人那個年代生活和情懷的組詩。改革開放之初，曉凡寫於1980年10月、發表於1981年3月的長詩《生前死後》是一首他本人鍾愛的好詩，也許問世時間不合時宜，雖頗受讀者喜愛，卻沒能引起評論界和社會的充分肯定和重視。
上了年紀的曉凡成了一隻候鳥，在沈陽和深圳兩個家之間飛來飛去。以前是在沈陽住得更多一些，近年來是在深圳住得更多一些。在深圳時也不總在深圳，他或與家人常做環球旅遊，那種浪漫和幸福真的很令人羨慕。
六十年代，曉凡曾熱情澎湃地謳歌《車間風雷》，在那“高不過十尺，寬不過丈把”的車間裏，裝著“非洲的閃電，亞洲的雲霞，歐洲的怒吼，美洲的雷炸……”表現了中國工人階級的自豪感和身在車間心懷天下的壯誌；八十年代，曉凡的《寫給遠道而來的旅遊者》，就腳踏實地多了，他寫中國工人在自己的車間，接待前來旅遊的外國勞動者，作者如實地寫出中國工人的感慨：“你敬佩我成為工廠的主人，我羨慕你出國旅遊，視野開闊。”為祖國貧窮而羞愧嗎？否。“貧窮，不應當屬於我的祖國，要不是幾個人把幾億人的時光揮霍……”相形之下，低人半頭嗎？否。曉凡唱出了中國工人乃至全國勞動群眾心靈深處的願望：“我愛地球上的每一片土地，歡跳的海浪，唱歌的小河……為了去拜會世界上的朋友，此刻我必須加勁勞作……待將來總會有一天，也許是我的子孫，甚至就是我，去遍訪多彩世界的每一個角落……”這篇詩作的嚴峻、深邃和昂揚，發人深思，具有曆史的力度，充滿時代的精神。到了二十一世紀，曉凡有了親身周遊世界的機會和條件，他便成為一個遍訪世界各地的中國詩人。
有意思的是，當年在車間裏謳歌亞非歐美的工人曉凡，當年在自己的工廠接待來訪的外國旅遊者的曉凡，如今已去了港澳台，去了新馬泰，去了日本、美國、加拿大、俄羅斯、斯洛伐克、奧地利、德國、荷蘭、比利時、法國、朝鮮和越南等許多個國家，除了公派，自費自選的出訪占三分之二以上。有的國家和地區還曾多次訪問。
眼界的開闊，就是胸襟的開闊，也就是思維的開闊。20多年前，詩人雷抒雁就曾說：“曉凡是機敏的。”機敏的曉凡，有了這樣開闊的經曆，當然會更加機敏了。每到一地，他都寫詩著文。文多於詩。隻是到了朝鮮和越南他覺得無話可說，一個字也沒有寫。曉凡的這些行色匆匆的詩文，常常是隨寫隨在海外報刊發表。他率領中國作家代表團訪日期間，創作了《裸體的日本》一書，其中的一些篇什，都曾刊登在《朝日新聞》等報紙上，就連從不發表文學作品的大型環保雜誌《櫻花》，也在卷首刊發了他的組詩《日本》。應德國伯爾文學基金會之邀駐德寫作期間，寫下了《波恩聖誕節》和《美麗幽默的德萊絲小姐》等散文作品，由德方請人譯成德文，在《新德意誌報》發表；而《德國市長》一文，在國內刊出後即有多家報章轉載。曉凡曾在北美小住仨月，在那裏他寫了多篇散文隨筆傳回國內發表，北美《世界日報》在其文學副刊的頭題發表了他的散文《禮物》。曉凡、劉鎮、劉秋群三詩人應邀訪問蘇俄，正趕上該國大變動，入境時是蘇聯，回來時那裏已降下鐮刀錘子旗幟而升起了俄羅斯的國旗，縱使這樣，三詩人也在當地俄文雜誌上發表了詩作。
所有的旅程都令他難忘。2005年夏天，他一家四人同乘一條豪華遊輪旅遊。那是從美國西亞圖乘旅遊大巴到溫哥華，從溫哥華上船。這條船，打造它的是一個國家，船主是一個國家，管理是另一個國家，而水手、行李員、侍應生等幾乎清一色是美洲的洪都拉斯人。這條船比電影中的泰坦尼克號略大，走的也仿佛是泰坦尼克號的路線，一路去很多地方，還緊靠北冰洋的冰山航行了3個小時。在這條船上，曉凡巧遇寫過《鄉愁》的台灣著名詩人餘光中及其家人，餘光中和他夫人慶祝結婚50年，孩子們出資讓他們出來旅遊。在船上，曉凡與餘光中進行了短暫交談，曉凡隻說自己是大陸遊客，並未說自己的姓名和身份。兩位詩人並未談詩，談的是深沉的碧海與威嚴的冰山。假若是我們中間的隨便哪一位詩人，哪怕是一個詩歌愛好者，都極有可能以“同行”的身份與餘光中攀談，而曉凡沒有。這就是我熟知、我了解的曉凡。後來，曉凡在《世界日報》上讀到了餘光中專寫這次旅行的散文，並一直保存著，以便與自己所寫同一事物的作品進行比對，也作為此行的一個紀念。這次旅行之後，曉凡從加拿大的多倫多重去美國，到了紐約、華盛頓、費城、波士頓等許多地方，他在美國旅行10天，他見識了與過去書本上認識的不完全一樣的美國。在美國很短的曆史上曾有一個“皇帝”，這是一個自稱“皇帝”的人，美國政府竟也允許他的存在，在他的戶口職業欄裏，就鮮明地寫著“皇帝”。在曉凡乘坐的大巴車上，一個小偷偷了一個女士的包，被眾人逮住了，警察提議大家都到警署去寫證言作證，大家很忙，不想耽誤這半天的旅遊時間，連被偷的女士也不願意去。因為無法證實這個嫌疑人的偷竊行為，警察隻好把他放了，這個小偷臨走時還向大家道謝呢。在斯洛伐克，曉凡遇到一位老人，他竟脫口而出毛主席語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在曉凡等中國人出門的時候，這位老人在喊：“下定決心，不怕犧牲……”“造反有理”，這位老人原來是曾到中國沈陽中捷友誼廠執行援建任務的專家，他會漢語，對中國有很深的感情。彼時，在布拉迪斯拉發聽老人用脫口秀般地舞台腔放聲朗讀“造反有理”等語錄，因表情莊重而略顯滑稽，曉凡內心百感交集，五味雜陳。在港澳台，在國外，種種見聞，新鮮而且奇特，曉凡寫了30萬字旅途見聞與感慨，準備結集出版。
曉凡在外雲遊，時時關注國內詩朋文友。他在加拿大的大溫圖書館的重點推介櫃中看到散文家王充閭的3部作品集，端莊地擺放在櫃中央，立即將這一發現寫進隨筆，並告知作家本人。隨中國作家協會代表訪問台灣時，在台北夜市舊書市場發現當地一家頗有影響的雜誌轉載了小說家鄧剛的小說《蛤蜊灘》立即買下，寄往大連，告知鄧作家。第一次在台北郵寄，因郵票所貼位置不夠規範被郵局貼條退回，幸好曉凡尚未離開，又重新寄了一次。鄧剛得知後說，他根本不知道台灣出版商擅自使用了他的這篇作品，也從未收到樣書和稿酬，不過也不想與其交涉維權了，都是祖國同胞，他們也很難的，放他一馬吧。這是鄧剛大度，也是鄧剛幽默。在美國，曉凡看到一家美國中文報紙推介性地轉載了鐵嶺市兒童文學作家當顯誌的作品，立刻剪寄給肖顯誌。至今朋友間談到類似小事，鄧、肖依然十分感懷。
深圳是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一個最具分量的佐證城市，是我國改革開放的一個世界性的窗口。這裏的生活豐富多彩，彙聚了時代的鮮明音像。曉凡在深圳居住了多年，他遠比一個到深圳出差或旅遊的人要更深入地了解深圳。他手頭有一部正在創作中的長篇小說，寫這個大都會複雜而活躍的人際關係，寫兩個家庭、主要是一個家庭，作為社會的細胞和縮影，靈魂、道德層麵的剖析和展示，提醒人們幸福的背後常常預伏著潛藏的危機。作者要預言：這一代人造成的後果，將由下一代或幾代人來償還。曉凡試圖老老實實地反映生活本真的麵貌，揭示人性本身在曆史轉型期善惡的交織及其鬥爭，以勾勒生活、社會和時代。近期，曉凡的主要精力放在這部長篇小說的構思和寫作上。他同時考慮到社會效益、讀者和市場。這部長篇大約就要問世了。27年前，曉凡曾發表一篇題為《僅僅二十四小時》的小說，我曾寫過《一篇對生活有獨到見地的好小說》的評論文章發表在刊物上。那篇小說在結構上很講究，它把那麼多東西都囊括在一天一夜裏。小說像掘土機那樣，勇敢地剝離開現實生活的土層，讓生活袒露出真容來。我在評論時引用了果戈理的話：“相信我，不管出現什麼樣的藝術作品，如果裏麵沒有今天社會圍繞著轉動的那些問題，如果裏麵不寫出我們今天需要的人物來，它在今天就不會有任何影響。”如果曉凡不介意的話，我想透露他正在創作的這部長篇的具有深義的名字：《後果》。我們期待著早日看到《後果》，看到今天社會圍繞著轉動的問題和今天需要的人物。我想曉凡是不會令我們的期待落空的。
執著的張雲曉
張雲曉，我在鍵盤上敲出這三個字兒，眼前浮現的，是一張親切、慈祥的笑臉，心頭升起的是無比的愛戴和崇敬。
到2011年1月份，張雲曉就90高齡了呀！可是你細看一下，他一點也不像90歲的人。他11歲參加紅軍，16歲入黨，1983年離休，參加過長征、抗日戰爭、解放戰爭、抗美援朝，曆任勤務兵、宣傳員、師宣傳科科長、軍政治部宣傳處處長、沈陽軍區政治部文化部部長、旅大警備區政治部副主任等職。曾榮獲共和國三級八一勳章、三級獨立自由勳章、三級解放勳章。1988年被中央軍委授予二級紅星勳章。如今在全中國，健在的老紅軍已為數不多。10年前統計健在老紅軍僅有800多人。10年後的今天呢？我們這位張老紅軍曆經太多的挫折、坎坷和磨難，卻仍有青春的詩情在胸中湧流，仍有可貴的童趣在心頭閃現。人們都說他是一個不老的老紅軍啊！
1933年，11歲的張雲曉，從距川東北通江縣110公裏的一個大山溝裏，赤腳日夜緊追紅軍隊伍，他個子沒槍高，連長擔心他行軍掉隊，不肯收留他，勸他回家打柴放牛，過兩年長大一點再參軍也不遲嘛。他哭泣著說：我爹黑夜外出借糧，一跤跌進河溝摔死了，我哥外出幫工無音信，我姐當了童養媳。娘帶著我去給有錢人當傭工時我才6歲，人家不讓帶孩子，娘把我騙到河邊去舀水，突然踏上木橋跨過河到對岸，立刻拆掉橋板，讓我無法過河追她。我們母子倆隔河淚眼相望，我呼天喚地，撕心裂肺……好不容易盼來了紅軍，你們又不要我！紅軍老炊事班長聽了他的哭訴，夜晚把他留在了炊事班，給他吃碗糙米飯，喝碗青菜湯。第二天，雲曉又赤腳跟在穿草鞋的紅軍隊伍後麵前進。跟到第三天，炊事班長找連長說，這個小家夥行，光著腳跟了三天三夜，一步沒掉隊，收下他吧！連長也被感動了，就這樣，11歲的苦孩子張雲曉成了一名紅軍戰士。
認字兒，學文化，是參加了紅軍的張雲曉內心迫切的願望。他把生字寫在一個小木牌上，插在走在他前麵的戰友背包上，一邊行軍，他一邊看著背包上的字默讀……他經曆了長征路上的風霜雨雪和槍林彈雨，也領略了人生路上的陽光、真誠和友愛，他曾用樹皮當紙，木炭當筆，刻苦地學習寫作。他堅持下來了，直到人生的晚年，他共創作出版了《一個紅軍戰士的詩》、《紅寶石之歌》、《朝陽與浪花》、《紅色旋律》、《漫長的足跡》、《詩的紅飄帶》等6部詩集。他的詩作得到劉白羽、賀敬之、魏巍、柯岩、高洪波、錢光培等多位文壇名家的關注和讚賞。高洪波在致他的信中說：“您是個本質意義上的詩人，用自己的生命和閱曆寫詩，用激情寫詩……”直到85歲高齡時，他還把自己早已出版了的、也曾三次印刷的再版過的詩集《一個紅軍戰士的詩》從頭到尾重寫一遍，他的執著和拗勁令人感動。要知道，這是他在心髒、肺部連續動了兩次大手術之後來修改這部詩集的呀！他2001年7月做了肺癌手術，2003年4月動了心髒冠狀動脈造影手術，並且安了支架，幾個月後又安了心髒起博器。他在信中對我說，萬一動手術不成功，就請我接替他完成他修改好這部詩集的心願！他一再強調：“屬於我的時間已經不多了！”
雲曉是我的老上級，他任軍區文化部長那會兒，我在文藝科當幹事。雲曉和我，上下級工作關係之外，我們還是詩友。真難忘那段美好的時光啊！他癡迷地工作，也癡迷地寫詩。在周末的晚上，他把幾個擅寫的部下請到他家裏，我記得常去的有王笑竺、陳廣生、朱亞南和我，有時還有王中才、劉兆林、李曉樺、劉秋群等人，他的家如同一個文學沙龍，每次他備了茅台酒和龍井茶招待，他把他寫的詩用大字報抄出來，懸掛於客廳，請大家品頭論足，給一通批評。這是怎樣平易近人、胸懷開闊、不恥下問的領導啊！最難得的是，他始終以這樣一顆純淨、火熱、赤誠和虔誠的心，處事待人，追尋他夢中的詩神，從未有絲毫改變，從未有絲毫稍減！
雲曉的《一個紅軍戰士的詩》，猶如以詩寫成的一個紅軍戰士從參軍到走完二萬五千裏長征路的單線條的編年史；《紅寶石之歌》則是一個參加革命多年的老兵視野比較開闊的用詩寫成的多姿多彩的回憶錄；《漫長的足跡》，是從1944年到2001年57個年頭中，發表和未發表的零散詩稿的結集；《朝陽與浪花》，是一本對下一代寄予厚望並充滿生活情趣的別致的詩集；《紅色旋律》是一部以自己親身經曆為主要素材創作的長篇敘事詩。這部詩寫了他怎樣在戰火中經受洗禮，怎樣在軍營中成長。中國革命漫長曆程中一個個重要階段，他都親身經曆了，都體驗於其中並呈現在筆下。這部嘔心瀝血寫出的長詩，應該是中國革命曆程的一個縮影，也是中國革命史的一個形象的印證。但它不是黨史和軍史的簡單的印證，而是融入了個體生命的親曆體驗，因而也就有了獨特和寶貴的價值。
有的人經曆比雲曉豐富，可他沒有想到把這經曆寫出來，或沒有想到或無法用敘事詩的形式寫出來；有的人寫作水平和寫作技巧比雲曉高許多，可他又沒有雲曉這樣多和這樣重要的經曆，沒有這種切身的體驗，或沒有這熱烈的激情，自然也無法寫出這樣的長詩。雲曉是一個非常謙虛但又是非常有主見的詩人。他善於接受任何人的好主意，他關於采納別人的批評意見，甚至是很嚴厲很尖銳的批評，但他絕不盲從。關於這部書名，柯岩曾建議用《風雨人生》，梵揚曾建議用《長路壯歌》，我曾建議用《征途》，最後還是他自己選定了《紅色旋律》，是的，這四個字，自有獨特的韻味蘊含其中啊！新詩史學家錢光培說：“我是一位曾經致力於中國新詩曆史研究的讀書人，花過不少時間搜集和涉獵二十世紀中國新詩發展過程中的各種現象與作家作品……特別不願意看到那些具有獨特價值的詩人與詩作被時下的風尚所忽視與湮沒。但由於我的研究對象跨越時間太長、詩人群體又太多，不可能把自己的關注長時間盯在一個詩人或一部作品上。為鉤沉五四時期故紙堆中埋藏的詩人群體，複原中國新詩草創期的真相，隻用了三年時間；為現代詩人朱湘立傳翻案，確立他在新詩史上的地位，隻花了五年時間；雲集中國的十四行作品，構建‘中國十四行’概念，曆時也隻有數載。唯獨對老紅軍詩人張雲曉的創作的關注綿延了二十多個年頭。”他閱讀《一個紅軍戰士的詩》之後在《文藝報》上發表文章指出：“那是一本用新詩來表現長征的書”，“是曆史創造者寫出的創造曆史的詩篇”，“這樣的詩集，在‘五四’以來的新詩中，還是第一本！”他甚至預言：“老紅軍詩人張雲曉的詩作不僅可以贏得今天的大眾，也可以贏得未來，贏得世界。”這是一位中國新詩研究專家對雲曉詩的公允的評價。
高洪波稱張雲曉是“本質上的詩人”，這也是幾十年來雲曉給我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跡。他曾給大中小學學生和機關企業學校做過近千場有關紅軍長征的報告，有150萬人次聽過他生動的講演。他的人生是詩，他的講演也是詩。他有著濃重的詩情，他回闊別的故鄉，滿眼都是蔥鬱的詩意，如看到當年紅軍的標語，他寫道：“幾十年雨擊風摧，你依然在堅壁上注視前方，迎著朝暉。那英雄的氣質是你的神威------‘紅軍萬歲！’”他見到家鄉的公路，詩情紛飛：“不知是那位下鄉演出的舞蹈演員，把她飄飛的長綢留在這蒼山。層層疊疊的曲線，畫在山巒河川，蜿蜒伸展……”麵對《大山》，他寫道：“紅軍時走這些大山，一步一個嚴寒；今又走在這些大山，一步一個春天。”
雲曉自稱“是在詩的王國裏永遠畢不了業的小學生”，他這樣的高齡仍期望著新的突破和新的超越，令我敬佩不已。他始終認為自己的人生和寫作是在起跑線上，他是走過長征路的戰士，他深諳長征精神的精髓，他一直在做新的遠征，他戰勝了撲麵而來的黑色的烏雲和凶險的風浪，單純而快樂地駛向那理想的彼岸……
播種的陳廣生
陳廣生同誌曾是我的“頂頭上司”，我1978年從集團軍機關調到沈陽軍區政治部文化部文藝科當幹事時，陳廣生是我的科長，我在他的領導下工作了四年。文藝科還有一位董靖副科長，就我們仨兒，我常戲說：“少而精，少而精，兩個科長一個兵。”我認得廣生科長可以說比在一起工作早十年以上。他曾寫出膾炙人口的《雷鋒的故事》，我在當兵的時候就知他的大名，後來在部隊做文化工作，軍區舉辦戰士業餘演出隊會演，或開創作會，都沒少見過他，他也曾下到我們的部隊檢查過文藝工作。轉眼間，我們結識已有四十多年了。
說起陳廣生寫雷鋒，不能不說到他本人的身世。陳廣生也是苦出身，他與雷鋒有相近的生活遭遇。他的祖輩屬於“闖關東”的一代，他們舉家從山東蓬萊逃荒到東北，在長春郊外搭窩棚住下。1931年3月5日，陳廣生出生在一個飽經風霜的貧苦家庭裏。半年後，“九?一八”事變，日軍強占長春郊外作為軍事用地，把陳廣生家和如他家一樣的貧苦百姓強遷到貧瘠荒涼的二道河子。長春改稱“滿洲帝國新京特別市”，老百姓成了“亡國奴”，陳廣生小時候都不知道自己是中國人，老人也不敢講。陳廣生八歲那年剛上學，父親就病倒在外地，險些喪命，母親設法把父親接回家養病，因操勞過度，母親傷了右手，失去勞動能力，自己連頭都不能梳，陳廣生的姐姐不滿十八歲就嫁了出去，小妹妹剛滿周歲就送給了人，二妹十六歲就到一家麻袋廠做童工……陳廣生自己有這樣的苦難經曆，為後來寫雷鋒是一個重要的情感鋪墊。
陳廣生的祖父和父親都念過私塾，家裏存有一些古書，父親在病中還教他識字、寫字，不管多困難也要讓孩子有文化，都要供他這個家中唯一的男孩上學念書，他也很用功，每次考試不是第一就是第二。日本投降後，陳廣生考上東大橋外文廟中學，老師發現他噪音好，課外教他學簡譜，學唱歌，他自己也向往著長大當一名音樂老師。1949年夏，解放軍東北軍區駐長春警衛師招收文工隊員，陳廣生報考被錄取，這一年的9月13日他正式走進人民解放軍的行列。在文工隊裏，他吹過低音貝斯，唱過男中音，為劉白羽小說改編的話劇《無敵三勇士》製作過布景，當過自編自演節目的創作員。1951年秋，陳廣生曾赴抗美援朝前線一百天，經受戰火考驗，創作歌頌英模節目。文工隊撤銷後，陳廣生被調到東北軍區俱樂部工作，他有了較多的時間讀書並從事業餘創作。從1952年7月開始，他在《解放軍文藝》、《東北文藝》和《東北戰士》等刊物上，接連發表一些反映朝鮮戰地生活的短小的作品。這段經曆，為陳廣生後來寫雷鋒是一個寫作技能的準備。
1955年，軍區俱樂部減員，陳廣生被調到工程兵7343部隊政治處當理論教員，這個部隊就是後來的雷鋒所在團。他每周要給部隊排以上幹部講一次理論課。這段時間，他除了啃《政治經濟學》之類的理論著作，就是看風靡全國的蘇聯小說、詩歌和電影。1958年他為工程兵文藝代表隊寫了五個文藝節目，參加沈陽軍區第四屆文藝彙演，個個抱得大獎狀回來，領導上發現了他創作的才能，把他由理論教員改任為宣傳幹事，後又改任俱樂部主任。就是這個職務，讓陳廣生有機會在雷鋒入伍最初就與他相識了。
那是1960年1月8日，剛剛從海島移防到營口的團隊迎接一批新兵入伍。這一批新兵中就有雷鋒。陳廣生作為團俱樂部主任當然地主持了歡迎新戰友大會。會場正對著遼河口，那天風特別大，漫天飄著雪花。在首長講話和老兵代表講話之後，輪到了新兵代表講話。上台來的新兵是一張娃娃臉，個頭兒隻有一米五多點兒。機關裏有很多人都聽接兵幹部說過，就是這個新兵，入伍前在農場當過拖拉機手，在工廠當過推土機手。部隊首長問他叫什麼名字時，他響亮地回答：“雷鋒――打雷的雷，衝鋒的鋒！”陳廣生見雷鋒在熱烈的掌聲中從容地走上講台，掏出事先寫好的講稿，大聲說道：“敬愛的首長和老大哥同誌們，讓我代表新戰士……”一句話還沒講完，從遼河口刮來的一陣風，把他手中的講稿吹亂了，風的強硬使他手中的稿子怎麼也展不平，他索性收起進稿侃侃地即興講下去，他說：“我們這些新戰士，能在六十年代剛剛開始的日子裏，穿上軍裝，扛起槍杆，都有說不出的高興。我們當中有工人，有社員，也有學生，來自四麵八方，可我們隻有一個心願，學好本領，保衛祖國，當個像樣的兵。剛才團首長講話，希望我們人人爭當五好戰士，依我說，有黨的領導，有老同誌幫助，莫說五好，有個十好八好的，也保證當上……”他這話引得台下一片笑聲。雷鋒顯得有些慌亂，抓過話筒，極認真地說了句：“大家笑什麼呀，我講的全是實話。”他轉身向團首長敬了個禮，全場響起一片熱烈的掌聲。在一旁的陳廣生暗暗驚喜這個小新兵有這樣好的思想和演講口才。大家都議論這個新兵蛋子不簡單，遇事不慌，落落大方。小小年紀，工農兵讓他幹了個全！有人說，他一定是革命家庭出身，父母是老黨員吧？接兵幹部說：不，他是一個孤兒……
在新兵訓練期間，雷鋒到俱樂部來玩過，借過書看。雷鋒從陳廣生手借過一本《魯迅小說選》，他看完《祝福》後對陳廣生說：“我母親就和祥林嫂差不多！”這一句話，讓陳廣生覺得雷鋒一定有痛苦的生活經曆。
陳廣生喜歡上了這個笑容可掬、活潑可愛的小新兵，在1960年春節來臨時，領導上決定讓陳廣生組織一個戰士業餘演出隊到部隊移防的新駐地撫順給施工的指戰員慰問演出，在挑選演出骨幹時，他就把雷鋒算上了，因為陳廣生曾在新兵連文藝晚會上親眼見他朗誦自己寫的詩，他還愛吹口琴，說快板。就這樣，雷鋒被調到演出隊工作了近四十天。盡管他天資聰明，好學上進，又非常積極，隻因為一口方言，普通話說得不好，所以無論詩朗誦還是小快板劇，上節目很困難。不能上節目雷鋒就給大家燒開水，拉大幕，做服務保障工作，陳廣生親眼看見他關心集體，關心他人的許多平凡小事。在閑談時，進一步了解了他童年的不幸遭遇和解放後的經曆，並和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為後來寫雷鋒打下了一個很好的認知基礎。
同年4月份，演出隊到撫順演出，雷鋒被分到運輸連四班當汽車兵。僅僅半年後，雷鋒的許多事跡就在機關傳開了，他為國分憂、勤儉樸素、助人為樂，這個新兵的突出表現引起了團黨委的重視，陳廣生的入黨介紹人、團政委韓萬金要求政治處派人深入了解這個新兵的情況，並要求寫成材料向黨委報告。陳廣生主動要求和宣傳股一位同誌承擔了這項任務。他們在運輸連走訪了幾天，找雷鋒也談了幾次，最後以雷鋒自述的形式整理成一份《雷鋒同誌模範事跡材料》。陳廣生請雷鋒過目這個材料初稿，雷鋒認真地看了又看，他修改了與事實不符的幾個地方，並掏出鋼筆用準確生動的語言，改寫了原有的標題，改成：《解放後我有了家，我的母親就是黨》。一個新兵，文化程度並不高，敢於修改機關幹部寫成的材料，鮮明地表達自己的思想感情，真是難能可貴。
這個材料上報下發後，團裏開展起“學雷鋒，趕雷鋒”的活動。雷鋒的名字在團裏和工程兵部隊叫得很響。陳廣生這時開始動筆寫雷鋒，還專程到鞍鋼、弓長嶺了解他參軍前的一些事兒，終於在1961年2月寫成了3萬7千字的報告文學《向陽坡上長幼苗》。這是陳廣生在雷鋒活著時為雷鋒寫出的第一個作品。陳廣生把這個稿子打印出來征求意見，還寄給了《解放軍文藝》編輯部。這時，工程兵領導機關給陳廣生一個新任務，讓他到八一廠參加電影劇本《地雷戰》的創作，因為布地雷和挖地雷屬於工程兵範疇。陳廣生跟著八一廠一位編劇到山東省海洋縣文山後村深入生活。1962年春夏之交完成了電影劇本創作，陳廣生回到部隊。這時，他收到解放軍文藝社張文苑副社長的信，說看到了他寫的《向陽坡上長幼苗》的稿子，小戰士還活著，不便發這麼長的報告文學，讓他壓成1萬字後，給他發。陳廣生把這件事彙報給韓萬金政委，韓政委說，你外出一年多，雷鋒事跡又有了新發展，當了班長，立了功，還當選為撫順市人民代表，並以特邀代表的身份出席了沈陽軍區首屆共青團代表會議，新聞媒體對他的報道很多。韓政委說，現在不是壓縮問題，是如何把稿子寫得更充實，更全麵。韓政委讓陳廣生進一步了解雷鋒。陳廣生遵照政委指示，深入到駐在鐵嶺山區專為施工部隊運糧拉菜的運輸連四班，跟蹤采訪數日。雷鋒出車，陳廣生就坐在副駕駛位置上與他隨意交談。雷鋒曾請求陳廣生不要再寫他什麼稿子，黨和人民給他的榮譽越多，他越感到不安，他說他不想出名……
不能因為雷鋒不願意宣傳他就不宣傳了。雷鋒甘當無名英雄，這是他的優秀品格。陳廣生遵照韓萬金政委的指示，於1962年8月上旬，“貓”到部隊於營口留守處的老營房集中精力修改那篇雷鋒的報告文學.。沒有幾天，8月15日的下午，一個電話從撫順營區打過來，一個令人難以置信的噩耗傳來：雷鋒同誌因公犧牲了！
陳廣生接到趕緊返回撫順運輸連駐地的命令。他回到撫順，參加雷鋒的治喪活動，操辦了雷鋒的追悼會，不久又由他負責整理雷鋒的遺物並籌備雷鋒事跡展覽。陳廣生與雷鋒接觸較多也最為熟悉，在雷鋒活著時他就采寫過雷鋒。韓萬金政委讓他一手操辦了“雷鋒烈士事跡紀念室”。當時團部駐地仍然在撫順望花區，但多數部隊在鐵嶺地區施工，團裏空房子很多，韓政委讓陳廣生找一個連隊的房子，再找幾個能寫會畫的戰士來做這件事情。展覽的說明詞是陳廣生一個人寫的，包括買膠合板裝飾版麵，擺放桌子陳列雷鋒的遺物，包括八本日記怎麼個擺放法，都是陳廣生張羅的。最初就是想讓團裏的幹部戰士了解雷鋒的事跡。展覽搞好後，韓政委下指示，全團一個連、一個連地來參觀。前麵施工部隊也來看。撫順一些學校得知有這個展覽，也組織學生一個班、一個班地來看。一傳十，十傳百，小展覽，大響動。一下子驚動了中共撫順市委書記沈越，他首先讓團市委書記宋廷章到部隊看看雷鋒的展覽辦得怎麼樣。宋廷章看了展覽後，連說：太好了！太好了！他建議把這個展覽遷到撫順市文化宮重新布展，讓全市的青少年都來看一看。在團市委的操辦下，市內複製了一個“雷鋒烈士事跡展覽室”。宋廷章很有才，他為撫順日報撰寫過學雷鋒的社論和評論文章。市裏人才多，要畫家有畫家，要書法家有書法家，要寫詞的有作家。團市委宣傳部部長張鳳樓本人就是一個能寫會畫的人，他們請陳廣生做指導，市文化宮地方也大，很快就辦成了一個全新的“雷鋒烈士事跡展覽室”。沈越書記題詞號召全市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廣大群眾都來學習雷鋒。在沈越名字底下，其他市委領導也都寫上了自己的名字。撫順市大張旗鼓地開展學雷鋒活動的序幕就是這樣拉開的。
同時，沈越把雷鋒事跡向中共遼寧省委書記黃火青做了彙報，有一說是在沈陽開會時向黃火青口頭彙報的，有一說是沈越以市委名義給省委寫了報告。沈越希望省委關心和推動學雷鋒活動。省委宣傳部很快派人到撫順，把撫順的雷鋒展覽全部複製，在沈陽市文化宮進行了展出。與此同時，沈陽軍區政治部派人到撫順複製了全部展品，在八一體育館兩側走廊展出，觀眾絡繹不絕。
在辦展覽的時候，陳廣生有機會接觸到雷鋒全部日記手稿，一共是八個本子。陳廣生細心閱讀和摘抄，並以日記為依據，把《向陽坡上長幼苗》改寫成《毛主席的好戰士》，在《撫順日報》連載。撫順日報的編輯同誌要求每天發一兩千字，這樣就把那篇長達3萬多字的“幼苗”切割成若幹個獨立成章的小故事。這就是《雷鋒的故事》的雛型。這稿子最先在《撫順日報》連載了25天，成了25個小故事。到1962年11月底連載完畢。報紙發表這個連載前，編者寫了按語，說市委號召全市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廣大群眾都來學習雷鋒。撫順人民廣播電台也配合宣傳雷鋒，《撫順日報》發出一段，它播出一段，而且還讓陳廣生親自去播。報紙天天發，電台天天播。隨後，陳廣生又應邀為《解放軍報》寫了《偉大的戰士》，為《中國青年》2、3月合刊寫了《共產主義戰士雷鋒》，以及《遼寧日報》、《中國青年報》的《永生的戰士》等。毛澤東主席“向雷鋒同誌學習”的題詞，就是為《中國青年》2、3月合刊“學習雷鋒專輯”題寫的。當時刊物都已裝訂完畢，這時才收到毛主席的題詞，印刷廠工人連夜排印並同編輯部的編輯們一起往每本刊物裏插入主席題詞活頁。1963年3月5日，《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了毛主席的題詞，舉國上下掀起了學習雷鋒活動的熱潮。這一天，正是陳廣生32歲的生日。
雷鋒的事跡為越為越多的人稱頌，全國各地的文藝工作者，如寫戲的，寫電影的，寫詩的，寫歌的，畫畫的，搞雕塑的，以及報刊電台電視台新聞工作者，一批批來到出雷鋒的撫順，來到雷鋒生前所在部隊。陳廣生負責接待文藝界人士，如電影編劇陸柱國和湖南花鼓戲的創作人員等，陪同他們下連采訪，向他們介紹有關情況。
為了讓雷鋒的事跡更廣泛地得到宣揚，沈陽軍區和遼寧省委聯合組織了雷鋒報告團，報告團由雷鋒生前所在部隊的幹部、戰士十幾人組成；報告團分了南片和北片。北片到鐵嶺、昌圖、長春等地，負責人是團政委韓萬金；南片到遼陽、鞍山、大石橋、金州、大連等地，負責人是陳廣生，他也是主講人。報告團活動為時一個多月。到了大連，陳廣生嗓子啞得說不出話來了，隻好住進醫院治療。報告團共講100多場，陳廣生講了30多場。他講雷鋒實事求是，生動感人，不知有多少聽眾聽了為之落淚。
1963年年初，陳廣生被調到沈陽軍區政治部創作組從事專業創作。他調到創作組沒幾天，總政解放軍文藝社就派副社長張文苑來到沈陽，找到軍區政治部的領導，說解放軍文藝社要出版雷鋒的書。張文苑說，這是我們的任務，也是你們的任務。這本書找誰來寫呢？政治部首長說，找陳廣生吧！張文苑找到陳廣生，請他快寫，出版社快出。陳廣生問：什麼時候寫出來算快？張文苑說：“五一”之前，總之不能過“五一”。陳廣生問：寫多麼字合適？張文苑說：十萬字左右。當時陳廣生領受了任務，因為他仍在忙著宣傳雷鋒的許多其他稿子，他就向創作組組長崔家駿請示：組長同誌，請幫幫忙吧！崔家駿在部隊文工團任過政委，有把握稿子思想性尺寸的能力。陳廣生寫出一章，崔家駿修改後送機關文印室印出一章，張文苑也編出一章，寫、改、編一條龍。很快就在1963年的3月趕出了這本書稿。
在寫這本書時，團中央來函，邀請陳廣生給中國青年出版社寫一本雷鋒的書，任務也很緊急。軍區機關和陳廣生致函想把給解放軍文藝社的書稿也同時給中國青年出版社；兩天後接到中國青年出版社的答複，他們說這不行，解放軍文藝社麵對的是全軍指戰員，我們麵對的是全國青少年。陳廣生在與合作夥伴加班加點寫完第一本書稿後，又隻身赴京撰寫第二本。陳廣生被中國青年出版社安排住在北京炒豆胡同團中央招待所，編輯劉平水平高，經常到陳廣生住處給出主意，陳廣生遇到問題也到編輯部或到劉平家請教。3月末，書稿經有關領導和出版社編輯審定後送工廠排版時，中國青年出版社責任編輯突然拿來一份中宣部批轉的報告給陳廣生看。報告的主要內容是，陳廣生寫雷鋒的幾篇通訊，主要是《偉大的戰士》見報後反響很大，但有失實之處，報告說，雷鋒的生年不是1940年，而是1939年；雷鋒的父親不是被日軍打死的，而是病死在家裏的；雷鋒母親不是被地主奸汙後上吊自殺的，而是生活無著被迫無奈投塘而死的。雷鋒小時也有親戚照顧，不完全是流浪兒。等等。軍區也把電話打到北京找陳廣生問這到底是怎麼回事？這一下讓大家都懵了！中宣部！失實！雷鋒是建國後毛主席第一次題詞號召大家學習的青年楷模，宣傳報道出了問題，陳廣生責任重大。書還能出嗎？兩家出版社的編輯都說按照報告裏說的，把幾處失實的地方改過來，書仍可以出版。陳廣生並不同意這樣簡單的處理。陳廣生堅持說，這書裏寫到的內容沒有一處是自己胡編的，每一件事都有出處，都是雷鋒親口對他說的。莫非雷鋒年幼時的記憶有誤？陳廣生堅信，雷鋒是不會說謊的。陳廣生是校枝兒的人，他不會隨彎兒就彎兒。為了澄清事實，弄清事情真相，他向出版社編輯劉平借了2百元錢，在北京買了一套便裝，打一張火車票便去了湖南雷鋒的家鄉。到了那裏，陳廣生傻眼了，他走訪雷鋒的鄉親們，根本聽不懂當地的方言，仿佛到了外國一樣。雷鋒家鄉荷葉壩小學有一年輕教師普通話說得好，陳廣生找他做“翻譯”，一家家走訪，帶著問題調查，一個人、一個人查證，終於弄了個水落石出。原來那份中宣部轉來的內參，是當地幾個記者聽了一麵之詞拚湊起來的。所謂“失實”的說法並不可靠。雷鋒是農曆“庚辰年”生的，所以他乳名叫“庚伢子”，查萬年曆，確認是1940年出生的，沒有錯；雷鋒父親遭受日軍毒打是事實，打後內傷成疾，吐血、便血半年後死在家中，遭日軍毒打是事實，沒有當時死，是回到家裏死的。雷鋒母親給地主家當傭人，因她是寡婦，人長得端莊清秀，豐姿可人，有人證實她是被地主兒子強奸的。她披頭散發回家沒過幾天，便把兒子托給本家的叔奶奶，當夜在家裏懸梁自盡了。在雷鋒家鄉，有雷鋒一舅母曾跳塘而死，但不是雷鋒的母親。這些情況與雷鋒生前講述的與陳廣生寫過的情節基本一致。問題查清後，陳廣生連夜給中國青年出版社和解放軍文藝社打電話說明了情況。兩本書沒有做大的改動，按時付印了。同時，他也寫信向中宣部和沈陽軍區領導報告了情況。“文革”中，中國青年出版社還向陳廣生追回了當年到湖南雷鋒家鄉調查“失實”問題所借的2百元錢呢！他們出版的《毛主席的好戰士――雷鋒》沒有給陳廣生一分錢稿費。解放軍文藝社出版《雷鋒的故事》同樣沒有稿費，隻給了樣書一捆，五十本。
1973年，紀念毛主席為雷鋒題詞10周年時，解放軍文藝社約陳廣生重寫《雷鋒的故事》。討論寫作提綱時，出於當時所處“文革”期間，有人提出要適應當時政治鬥爭需要的問題。陳廣生堅持說，雷鋒生前對什麼“路線鬥爭”、“繼續革命”等壓根就沒提到過，不能按這個思路寫，要寫隻能原原本本地寫雷鋒。那就是，他痛恨舊社會，熱愛新中國；他忠誠於黨的事業，艱苦奮鬥，為國分憂；他助人為樂，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有關領導和出版社同誌表示同意這樣寫。陳廣生晝夜伏案40多天，把書稿寫了出來。這才沒有讓“文革”的“色彩”沾染到雷鋒的身上。解放軍文藝社還請郭沫若同誌題寫了書名。這件事我知道，因為當時郭老的女婿張澄寰就在解放軍文藝社工作，有這個便利條件，張澄寰曾親口對我說起這件事。發排稿打了紙型，由幾家出版社同時出版，當年就發行了數百萬冊。全國很多報刊還選登了一些章節。1989年，長征出版社編輯出版了《雷鋒》一書，一字未改地選用了陳廣生重寫的《雷鋒的故事》。《解放軍報》用兩個整版選登了其中八節故事。
全國開展學雷鋒活動以來，《雷鋒的故事》多次再版重印，僅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就再版過三次，重印十五次，中國版本圖書館收藏的《雷鋒的故事》有52種之多，這本書成為了全國軍民開展學雷鋒活動的必讀書籍。1993年2月19日的《人民日報》刊發了新華社電訊中的一段話：“把雷鋒、雷鋒精神介紹給中國和世界的《雷鋒的故事》一書，30年來已累計發行2000多萬冊，為我國文藝類書籍發行數量之最。”
進入21世紀之後，曾有電視藝術公司邀請廣生科長和我為之撰寫一部題為《雷鋒》的電視連續劇劇本，20多集，我倆起初“貓”在軍人俱樂部小招待所，後又“躲”到軍區體工隊招待所連續“作戰”數十天。劇本寫完後，製片方看了比較滿意，而且讓拍攝過《離開雷鋒的日子》的著名導演雷獻禾看了劇本，他同意接手這部戲，可是因資金等諸多原因沒能及時拍攝，非常遺憾！春風文藝出版社的韓忠良社長和臧永清總編輯從資深編輯鄧蔭柯口中得知這件事後，熱心地、盛情地約我們把劇本改寫成17萬字的長篇紀實文學，責成鄧蔭柯、常晶做責任編輯，於2003年2月正式出版發行，並參加了當年在北京舉辦的盛大書展。
人們稱讚陳廣生為宣傳雷鋒所做的一切。他的同事王笑竺賦詩道：“從容大半生，摯意頌雷鋒，筆端溢心血，揮灑築幹城。”
說到撰寫《雷鋒的故事》的往事，說到大半生對宣傳雷鋒所做過的一切，滿頭白發的老作家陳廣生說：“我和雷鋒有這樣一種特殊的關聯，大半生與他相伴，這是我的榮幸。我已離休多年，但宣傳雷鋒的工作並沒有停止過。在我有生之年，在我力所能及的範圍內，我會繼續為弘揚雷鋒精神做些事情……”
低調的範程
在遼寧文學界，範程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兄長。人們對他的尊敬，來源於他在遼寧文學界工作的年頭相對特別的長，他曾長年擔任著作協文學刊物的主要負責工作，除此之外，最重要、最重要的是他為人的寬厚、友善、親切、淳樸、熱情這種長者的風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