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樣的白羽
把腦袋想疼了想出這樣一個標題。是的，寫劉白羽，應該用“海”這樣的字眼兒。劉白羽有海一樣宏闊的經曆，有海一樣廣博的知識，有海一樣寬大的胸懷，有海一樣洶湧的激情。
記得最早見到劉白羽是在我出席的1965年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上；而真正近距離地接觸他，是在粉碎“四人幫”之後，結束了十年內亂，劉白羽重返軍隊文化領導崗位，任總政文化部部長，1978年他到沈陽來召開沈陽和北京兩大軍區的文藝工作座談會，時任軍區文藝科幹事的我，為會議做服務工作，同時擔當記錄和整理白羽部長講話的任務，會後還與他去了大連。1984年，白羽和李瑛組織部隊24位作家赴老山前線采訪，我參加了這個對於我十分重要的活動。在行動開始和結束時，白羽都到了前線，他對我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南線詩箋》組詩給予充分肯定。1986年我參加總政組織的“長征筆會”，重走了兩萬五千裏長征路，寫出了詩集《沉馬》，白羽在百忙中讀了這本詩集，並寫了篇評論發表在《人民日報》上。1991年，他摔了很重的一跤，治療一段時間後，醫生建議他到外地走走，他選擇了東北，這是他在三年解放戰爭中馳騁的地方。他曾在沈陽解放的前夜頂著槍炮聲隨部隊進入這座城市，又在沈陽解放後最早寫出新華社發全國通稿的、受到黨中央毛主席稱讚的通訊《光明照耀著沈陽》。這一次，他舊地重遊，倍受東北黨政軍民歡迎，軍區司令員、政委，三省的省委書記都親切地會見了他。我有幸陪同他在東北大地上走了兩個月，每日與之交談，所獲甚豐。
白羽生於商賈之家，小時當過學徒，在孫殿英部隊當兵當參謀，赴延安後，毛主席親自安排他陪一個叫卡爾遜的美國人完成華北之行；1942年他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1944年調重慶《新華日報》任副刊部主任；解放戰爭一開始，周恩來副主席便親自交待任務派他到東北，以新華社特派記者身份參加了遼沈、平津、渡江等重大戰役；1950年任總政文化部長，這期間兩次赴朝鮮戰場；1954年調任中國作協副主席、黨組副書記、代理書記，兼任中華人民共和國文化部副部長、《人民文學》主編……
開始我對白羽東北之行隨身攜帶了大小十來個旅行兜，而且兜裏主要裝的是書並不很理解，又不是到青島或大連療養，這種旅行，“打一槍換一個地方”，能有時間讀這樣多的書嗎？他帶的書中有《希臘羅馬神話一百篇》、《川端康成小說百篇》、巴金譯赫爾岑的《往事與隨想》等幾十部中外名著。後來我發現，每天晚上，白羽都在自己的房間裏靜靜讀書讀到深夜。他對我說：“我從接受新文學到現在，可以說沒有停止過讀書。書擺在桌子上，沒這個氛圍，不能生活。”白羽是一位書卷氣極重的作家兼文化領域領導者。他的閱讀精通古今中外，這可不是一句虛詞。他與那些專事研究古典文學和外國文學的專家們探討有爭議的作家和作品，討論到很冷僻的角落，他的見解能讓這方麵的專家們為之一震。白羽曾贈我一部六卷本的《劉白羽編選手抄唐詩風貌》，這是一套線裝書，選唐詩千餘首，除目錄外，全書為白羽工整的手書。少年時代他曾大量“吞咽”唐詩宋詞，根基深厚。他覺得《全唐詩》四萬八千多首，量過於大，作家們看不過來；《唐詩三百首》作為群眾讀物可以，給作家們看又稍顯單薄。他想了個折衷辦法，1962年借養病之機，每日伏案挑選，用毛筆寫於宣紙，編了這本印數極少的《唐詩風貌》。在陪他東北之行的日子裏，常見他為當地領導和文友寫條幅，鋪上宣紙，筆蘸濃墨，全是唐詩宋詞中的名作或佳句，成竹在胸，一氣揮成，身邊沒有任何可參看的字紙。我想，那些精美的句子早已溶入他血液之中了吧！
在了解了白羽的經曆和學識之後，你對他寫出選入中學和大學語文課本的《日出》、《長江三日》這樣的散文，寫出《第二個太陽》這樣獲茅盾文學獎的長篇小說，寫出文字優美精湛的記朱德將軍生平的長篇傳記文學《大海》以及記述自己大半生見聞的《心靈的曆程》，絲毫不會感到意外。
白羽在他生命最後時刻寫下遺囑，將自己的手稿、書及個人保存的各種藝術品、字、畫計一千五百件全部捐給國家，無一保留。其中有郭沫若、傅抱石、黃賓虹、吳作人、關山月賴少其、吳大徵、吳昌碩、古元等人的價值難估的作品，有明清陶瓷，其中有1978年我陪他在大連文物店購買的一個埃及的和一個阿拉伯的花瓶。這難道僅僅是一筆巨大的物質財富？它見證的正是一個共產黨人大海一樣寬廣、無私的胸襟啊！
我銘記著白羽詩一般的句子：“我覺察到我的人生的河流在慢慢地、慢慢地流入大海。”“人，不會永生，但他流入大海的信仰是永恒的。”
機敏的丁玲
在我的寫字台前，有一排文壇前輩題寫的條幅，其中就有丁玲給我寫的那幅“水滴石穿”。想起20多年前的往事，丁玲的音容，丁玲的言談，丁玲的慈愛，丁玲的機敏，曆曆在目。
那是一個很偶然的機會，讓我在1985年1月的一天，走進了丁玲位於北京木樨地的寬敞的住宅。由於丁玲熱心關懷一位自學成才的戰士張文龍，這個戰士是我們沈陽軍區的，軍區首長決定春節前夕，派我及張文龍所在單位一位組織科長赴京表達感激之意。當時我們送的禮物是軍區書法家朱壽友的篆書“太陽照在桑幹河上”，軍區畫家李秉剛的油畫《蘇醒》，軍區作家們創作出版的文學作品，一點東北土特產，兩件軍用棉大衣，一封由時任文化部長朱亞南起草的感謝信。
我們是在時任總政文化部幹事陸文虎的陪同下走進丁玲家門的。當時的丁玲已是八十高齡，她和老伴陳明熱情地接待了我們。看上去，丁玲明顯有些老態，她穿著布褲、布鞋、棉背心，戴一副茶色眼鏡，我以為是老花鏡，她告訴我這說是遮光用的，她患有白內瘴。
滿壁的字畫、油畫，屋角有一尊充滿朝氣的青春丁玲的頭像雕塑，那是丁玲非常喜歡的女雕塑家張得蒂的作品。會客廳裏洋溢著溫暖、清新、寧靜的氣息。丁玲手裏握著我帶來的幾本軍區作家的書，與我關切地漫談著。
我們自然地談到當時在全國膾炙人口的李存葆的小說《高山下的花環》。丁玲說：“別人讀這個小說都流淚，我可是沒有哭。我已經沒有眼淚了。看電影我哭了三次，讀小說我沒哭，但不一定說電影比小說好。我覺得小說更感人。看《祝福》你會哭嗎？不會。但祥林嫂的印象永遠存在，舊中國婦女就是那個樣子。哭，不是衡量文藝作品質量高低的唯一標準。”丁玲說有一個當過兵的青年作家表示對《花環》不“感冒”，即不感興趣，他認為不就是寫了“貴夫人”走後門不叫兒子上前線一點點部隊問題嗎？認為並沒說更多的“真話”。丁玲很感慨地對我說：“作家不是抒發自己個人怨恨的，要替人民講話。真話也不一定是真理。自由不能沒有邊。打排球，踢足球，那麼大的球場，也在四條線裏。”她談到對有些青年作家不要亂捧，她說：“氣球老是吹，會越來越大，大到一定程度就會破裂。”
說到“代溝”，丁玲明確表示她不讚成這個提法。她說：“僅從年齡上分是不合適的。小平同誌80多歲了，思想很年輕嘛！”我感到“代溝”不能成立，但老同誌與年輕同誌之間接觸不多，相互缺乏了解，容易造成陌生感和隔閡，相互之間應該加強聯係，彼此增加了解。於是我說：“老同誌應該多到青年人中間去。”“不對！”丁玲的反應極快，非常機敏，她說：“無論老同誌還是年輕同誌，都應該到人民群眾中間去。力量的活源在那裏。”她說得那樣肯定、那樣有力、那樣果斷，令我暗暗驚服。接著她說：“有的老一點的同誌遲鈍了，保守一點。第一要服老，很多地方心有餘而力不足了，寫東西有遲鈍的感覺；多到群眾中去，去了感覺就不一樣了。我寫《一代天驕》寫20幾歲的工人，就接觸不少人，吸收不少新東西。我不讚成20幾歲就當專業作家，生活的經曆太少了。魏巍在老區有生活積累，他寫篇散文也比別人寫得好。年輕作家中，有的基本功不夠，甚至語法不通。”她不主張老年人到年輕人中間去或年輕人到老年人中間去，她主張都到人民群眾中間去，那裏會溶彙掉“代溝”二字。丁玲與我談到1982年的一篇獲獎小說就存在語法不通等一些毛病。接著，丁玲談到獲獎與不獲獎並不是百分之百的公正。她舉了一篇落選的短篇小說《心祭》，表示遺憾。她說：“這篇小說寫了一位守寡的母親要再嫁，‘有身份’的兒女們感到給他們丟臉，母親一直到死沒有再嫁。寫封建主義的東西細微的存在，非常深刻，非常動人。看了，引起許多思考，忘不了。”我讀過這篇小說，她的話引起了我的共鳴。
我們沈陽軍區因在3月份要召開“兩用人才”經驗交流大會，有關領導囑我代表軍區邀請丁玲夫婦出席。丁玲因身體欠佳，不能前往沈陽赴會，讓我轉達她對軍區首長邀請的美意的感謝。我試探地說：“那就寫幾個字吧！”沒有料到她欣然應允。她為軍區的大會寫了“人才可貴”四個大字，順手多寫了一條：“水滴石穿”，還專寫了一句“世宗同誌留念”。
“水滴石穿”這個成語，在字麵兒上是最容易解釋了，但做起來，卻又是最難、最難的，需要持久的恒心和不懈的韌勁。我把它掛在我的寫字間，就是想著我每天的“水滴”都要落在我選定的那個目標“石”上。
灼人的克家
清明時節，懷念已逝的克家，從書櫥裏找出《臧克家全集》第11卷，靜靜地捧讀。這厚達800多頁的大書，收入了克家從1932年到2001年間寫的書信718封。從黨和國家領袖到平民百姓，從著名的教授學者到中小學生，從文壇巨摯到文學習作者，克家結交麵如此廣博，感情如此深摯，讀這些信件，我感受到一顆火熱灼燙的心。克家曾這樣寫：“我，一團火。灼人，也將自焚。”“你會覺得心的太陽/到處向你照耀/當你用自己的心/去溫暖別人。”
詩人徐遲曾說：“克家待人，熱情洋溢，尤為罕見，人間少有。”這許是所有接觸過克家的人共同的感受吧。在我與克家20幾年的交往中，這種印象極為強烈、深刻，揮之不去。
就說題字吧。我的詩集《雕像》要出版時，請克家題了書名，沒有料到出版社把這題字弄丟了。如果不與克家說，書印出來，不是克家題寫的，為什麼請人家題了字又不用，我無法交待；與克家說吧，真很難以開口。我想來想去在克家麵前還是說了實情，克家說這沒有什麼，當即重新給寫了幾條，供挑選著用。我的那本《當代詩人剪影》開始想用的書名叫《詩人印象》，已請克家題寫了，可是最後確定的書名改變了，我向克家報告後，他非常熱情地告訴我，後來確定的書名好，重新給寫了一幅。我陸續發表了一些詩評論的文章，主要以書信的方式寫的，那一年我把它們收集到一塊，解放軍出版社要出版，克家先後給題寫了《詩園探幽》和《關於詩的書簡》兩條，供我選用。2002年克家以97歲高齡為關於我和我作品評介的一本《胡世宗及其創作》題寫了書名；我編選的那本厚厚的《新詩絕句》，還是請克家題寫書名時，斟酌來、斟酌去，他幫助我確定的呢！
大約二十年前，克家為我題寫了一個條幅，他來信告訴我寄出幾天了。我幾乎每天都到收發室詢問，有一封“北京晨光街10號”寄來的信，到了沒有？很長時間裏都沒有這封信的消息。我寫信報告給克家，沒有想到克家重新給我寫了一幅很快就寄了來。這幅字寫的是：“知麵知心友誼厚/能詩能文熱情高/為世宗詩友題句/臧克家/乙醜冬日時年八十”。我視為珍寶。克家在信裏告訴我，他前一封信寫的地址是“沈陽遼寧省軍區”，啊，怪不得我沒有收到呢，原來地址寫錯了。我立即給遼寧省軍區熟識的朋友打電話，他們很認真地幫助查找，竟意外地找到了這封在收發室存放了很久沒有送出的信。這樣，我就意外地得到了克家為我題寫的字句完全相同、但也有小小差異的兩個條幅。
在《臧克家全集》書信卷中，胡姓收信人有5位，致胡絜青3封，致胡喬木1封，致胡繩3封，致胡世宗4封，致胡耀邦1封。尚有大量書信未收入其中。今天我重讀克家給我的這些未公布的信，仍感到無比感動。克家是感情灼人的人，他從不隱晦自己對詩的觀點，比如，他看到《解放軍報》上發表了我與魏巍談詩的通信，很快來信寫道：“拜讀了魏巍你們二位談詩的文章，一字不漏，讀得甚為認真。認為，你二位對詩的看法，完全對，發自真知。我是你們的詩友，也是戰友。人格，性格，詩格，息息相通。……紀宇同誌昨天來訪，長談了詩壇情況，感慨甚多。他的近作得到讀者熱烈歡迎（特別是青年），幾個月來收到從全國各地的信一萬多封，捆在一起一個人拿不動！可是有些同誌卻認為‘不深刻’！現在不少同誌對所謂‘深刻’，似乎理解得有點不夠正確。認為，字句一眼看不透，為深。認為，意思凝煉是深；後者有道理，但也不全麵。其中題材問題，個人感受問題……前者的看法，似是而非。潮流所趨，也似是受到‘現代派’一點影響；詩壇情況大致如此。我覺得深淺不能隻看外表，現在有些新詩，令人看懂的少而看不懂、或似懂非懂的多，讀新詩比讀古詩更難，因此，遭到非議，為群眾所不喜愛。可是，有的詩人，有的詩論家，卻以此為是。這麼說，古代詩聖杜甫、詩仙李白、詩句老媼能懂的白居易……這些大詩人的作品，不是太淺顯了嗎？想到這些，我心裏就不好過。多少年來，我寫過不少文章，談這些問題，一片好心，但引起一些同誌的不快。因為，說了白費力，近來我多談古不談今了。紀宇同誌的‘淺’，‘淺’的近時代，近人民，近讀者，那些‘深’的詩，真正受到群眾欣賞未必多。”
1988年9月，《人民日報》和《解放軍報》等軍內外報紙報道了軍隊一批作家被授以軍銜的消息，克家在當天寫來一封祝賀的信：“世宗：好久沒見麵，也沒通信了，但心中是在懷念著的！我，太忙，終天勞累不堪。今天見報，你榮獲上校軍銜，極為高興，寫信向你祝賀！這幾年，你跑路遠，寫作多，我甚感欣慰！我及全家均甚好，勿念……克家88，9，18日”
多年來，我向克家學詩，更向他學做人。一個詩人，如果胸膛裏沒有火，僅是一汪水，甚至是一塊冰，無論如何是不會寫出好詩來的！
磁性的賀敬之
一個人在一生中總是有一位或多位特別崇敬的人，這個人會像航標引領江上夜行的船隻一樣引領著你向前走，會像磁石吸鐵一樣叫你心甘情願地傾向著他。對於我，賀敬之就是這樣一個人。
我學生時代一個抄詩的本子上，抄有印度詩人泰戈爾、保加利亞詩人保泰夫、冰心、聞一多、馮至、郭小川等人的詩，抄得最多的是賀敬之的詩，而且都是我背誦過的，如《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門峽歌》、《歡呼紅色宇宙火箭》、《我看見……》。
我是揣著我喜愛的許多詩集走進軍營大門的。1963年4月中旬，我們部隊在吉林省永吉縣的大山裏進行國防施工，我從連首長訂閱的一份《中國青年報》上讀到賀敬之的長詩《雷鋒之歌》，喜歡的不得了，我反複地讀嗬、背嗬，沒有幾天，這幾百行長詩便無一漏句地讓我背誦下來了。我心裏感激著一個寫出這麼好詩的詩人名字：賀敬之！
第一次見到賀敬之是1965年11月23日，那一年我22歲，我因在連隊堅持業餘寫詩，出席了在北京召開的全國青年業餘文學創作積極分子大會。一天晚上，《人民日報》文學藝術和副刊部邀請出席會議的部分部隊代表到人民日報社作客，賀敬之等6位編輯熱情地接待了我們，賀敬之還講了話，他主要講部隊的小劇創作，並未談詩。他是著名的歌劇《白毛女》的主要編劇啊！
1972年，我在北京為人民日報趕寫一篇稿子，所住總參四所在煤渣胡同，離賀敬之的住處僅幾步之遙。那一年的9月，人民文學出版社再版了他的《放歌集》，書店早已售光，我很想得到一本，就給他寫了一封信，說明了自己的心情；沒有想到第二天他就派人把書送到了我住的房間，還附了一封信。這是我獲得的第一本賀敬之親自贈閱的詩集，成為我珍貴的收藏。
1975至1976兩年間，我在人民日報文藝部幫助工作，報到的頭一天，我驚喜地發現，分配給我的辦公桌左上角一個廢置的裝稿件和函件的鐵絲編的文件筐裏，全是賀敬之批閱過的稿件和信件，這個辦公桌就是他的啊！3年後的1979年1月，粉碎“四人幫”後，中國作協委托詩刊社召開了全國詩歌創作座談會。在那個會上，我又一次見到賀敬之，他在會上發了言，他說：“《天安門詩抄》的作者們是真正的勇士，他們用政治、藝術的大無畏精神給我們做出了榜樣，堅持真理要勇於承擔風險。”他講到藝術修養時，強調營養要豐富，不要偏食，他說：“我自己如果沒有‘五四’以來前輩詩人之作，沒有抗戰中我喜愛的詩人之作，我一個字也寫不出來。田間、艾青，特別是艾青，他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品我都能背得出來，開朗誦會，不用拿稿子。”他的話讓我鞏固了“學詩必背詩”這樣一條體驗。
1982年，我隨軍區話劇團《彭大將軍》劇組進京演出，我非常想讓敬之看到這出戲，便托人代我請時任中宣部副部長的敬之同誌和他的夫人、詩人柯岩大姐，他們如約來觀看了演出，看完戲，敬之還上台接見了演職人員，給予很高的評價。
1999年9月，敬之率一行人到遼寧朝陽地區考察之後，要經沈陽回北京，他打電話給劉文玉，並請文玉轉告我。我們如期接到了他。在沈陽的兩天裏，文玉和我陪著他細致地參觀了“九一八”曆史博物館和沈陽郵政局百年文史館，看了怪坡，會見了詩友。一天下午，我們陪他去看望老作家馬加。馬加重病在身，有些脫相，說話木訥，畢竟九十高齡了呀！在分手時，在那個離客廳幾步遠的樓梯口，馬加突然背誦了敬之的詩：“幾回回夢裏回延安，/雙手摟定寶塔山……”這情景令所有在場的人異常驚喜！馬加和敬之一同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敬之的人和詩磁性的強度，真的無法測量啊！
賀敬之優美的詩篇早已融入了我的生活和我的創作。那年重走長征路到了陝北，我大聲背誦著《回延安》、《又回南泥灣》，高唱著敬之作詞的《南泥灣》和《翻身道情》；2000年，我走近向往已久的的桂林山水，我高聲吟誦著：“雲中的神啊，霧中的仙，/神姿仙態桂林的山！//情一樣深啊，夢一樣美，/如情似夢漓江的水！”在伏波山，在老人山……我都吟誦敬之經典的詩節，在開往陽朔的遊船上，午餐有三花酒，我似醉非醉地呼喊著：“三分酒摻一分漓江的水，/祖國啊，對你的愛情百年醉！”敬之的詩句伴我走向名山大川。
2006年我出版積累了大半生的八卷本《胡世宗日記》的時候，我首先想到了我最尊崇的詩人賀敬之，我請他題寫了書名，每當我看到莊重的深藍封麵上那瀟灑的燙銀題字時，內心就有一種說不出的景仰、驕傲和滿足。
趕路的袁鷹
最難忘35年前，與袁鷹走過的一段不平凡的旅程。那是1975年小平複出後提出恢複革命老傳統，人民日報派出袁鷹和我去雲貴川重走紅軍走過的長征路，撰寫長篇通訊《長征路上新的長征》。記得去金沙江的路上，為我們做向導的當地人武部的楊參謀砍了一根青竹，並截成兩段，分別給我倆做趕路的拐杖。我們攀梯露宿在彝族老鄉家牛圈的棚頂上，仰望滿天繁星，像是麵對萬千紅軍戰士的眼睛。一路上，我們拄杖趕路，常常汗洗衣褲，口焦難耐，我很想找片樹蔭歇歇腳，找個老鄉家討口水，但年長我近20歲的袁鷹卻依舊精神抖擻，鍥而不舍地追趕著那遠去的曆史、那稍縱即逝的時光……
長征路上趕路這一記憶簡直是太深了，它於我，具有著深刻的象征意義，多少年過去了，仍讓我懷想，讓我感動，給我鞭策，給我力量。
袁鷹1924年10月出生在江蘇北部的古城淮安，與周恩來總理同一故鄉。他本名田鍾洛，幾十年來，他用過的筆名有20多個，而他15歲在上海《申報》副刊《自由談》上發表處女作《師母》時用的筆名“袁鷹”，卻一直沿用到今天，用得最多。知道他原名的人不多，他給我寫信或寄賀卡時用的都是“鍾洛”，熟識的人也從不稱呼他的筆名，都是稱他“鍾洛”，或“老田”。我見到葉劍英、胡喬木、沈雁冰、葉聖陶、夏衍等人給他的信件，款頭寫的都是“鍾洛同誌”或“鍾洛先生”。我曾問過他為什麼用了“袁鷹”這樣一個筆名，他說沒有特別的寓意，是學魯迅用了母親的姓氏，他母親姓袁，用“鷹”字，主要是因為那時在上海孤島生活，向往遠走高飛，奔向廣闊的外部世界。
袁鷹創作的道路是漫長的。他一直在趕寫作的路，大半生寫了40幾部書，主要以兒童詩和散文名世，很少人知道他十幾歲就在一個學生刊物上連載發表過兩萬多字的中篇小說《掘墓的人》。我們在學校念書時，都在課本上讀過他的著名散文《井岡翠竹》（曾名《青山翠竹》）。他曾多次與我說過，他生平最難忘的經曆有兩次，一次是訪問井岡山，一次是與我重走長征路。人們讚美他的散文創作：題材廣泛，感情激越，思想深邃，作品中描述一人一事、一景一物，都反映了社會的人情風貌，跳動著時代的脈搏，在藝術方麵，他的散文深含著詩的因子，具有詩的聯想、詩的意境、詩的語言，充溢著詩情畫意。
袁鷹編輯的道路是漫長的。1949年他25歲就在上海《解放日報》當記者和編輯，1952年調北京《人民日報》社工作直到退休。編輯生涯超過半個世紀。他有過編輯領袖的詩和文壇巨匠們的作品的非凡經曆。1957年，《詩刊》發表了毛澤東主席18首詩詞，《人民日報》副刊轉載7首，就是經當時主持文藝部工作的林淡秋、袁水拍和分工副刊的他三人之手發表出來的。毛主席的詩發表在第8版副刊上，而不發表在頭版上，理由是領袖的詩也是詩。葉帥出訪波蘭及在國內巡行海南島的詩，還有董必武、陳毅等人的詩，也是經他之手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經他之手編發過郭沫若、茅盾、巴金、冰心、夏衍、趙樸初眾多文壇大手筆的詩文，袁鷹與他們結下深厚的友情。袁鷹曾寫過多篇回憶夏衍的文章，其中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寫夏衍廣泛的生活情趣，夏公收藏書畫，喜愛集郵，他藏有中國第一套郵票大龍郵票50多枚。袁鷹給我講過夏衍喜歡小動物，酷愛養貓，有一年他把自已獲得的一本貓圖年曆送給了夏公。多年前，夏公養了一隻黃貓，取名博博。“文革”中，夏公失去自由，被關進監獄8年，這隻博博失去老主人後四處流浪，8年後的1975年，夏公被釋放回家，博博竟奇跡般找回他家裏來，徑直走到主人身邊，繞了幾圈，叫了幾聲，像是問安，也像是訴苦，而實是告別。然後悄悄蜷伏到牆角，第二天就停止了呼吸。這真是神而又神的一個真實的故事。袁鷹感慨地說：“這隻通人性有靈氣的老黃貓，同那些絕滅人性的上起林彪、江青之流下至一般暴徒打手的‘文革’好漢們相比，偉大崇高不知多少倍！”
袁鷹曾贈送給我他編的《華夏二十世紀散文精編》一套八大卷精裝本，洋洋近500萬字，那是我常放枕邊的書，100年的散文精選，薈萃了多少作家的情思和文采啊！
年年收到袁鷹的賀卡，上麵都有他與夫人、兒童文學編輯家吳芸紅的彩照，袁鷹在賀卡上寫的一首詩引我共鳴：“如水韶光去，匆匆又一春。相看都康健，告慰故人情。長有丹心在，何愁白發增。明年花更好，珍重待芳辰。”這首詩表現了這位86歲高齡的老作家不泯的童心和在生命旅途、創作旅途上不斷跋涉驅前的意誌和信念。
儒雅的李瑛
李瑛始終是儒雅的。這是多少年來他給我的最主要的印象。
我與李瑛相識40多年了，1965年我還在當戰士的時候，在北京一次小型的部隊詩歌作者座談會上，第一次聽他發言。他當時講了些什麼，已經記不很清楚了，但他那儒雅的神態卻在我的記憶中永不磨滅。
李瑛曾多年編《解放軍文藝》這本刊物，我是他編輯室的常客。每次在他的編輯室裏聽他談詩，對於我都是難得的享受。有一年我去《解放軍文藝》編輯部幫助工作，本來是去評論組的，李瑛把我要到他的詩歌散文組，他是這個組的組長。他說胡世宗是寫詩的，應該到我這兒。這樣我每天就坐在他的對麵看稿子，在他的對麵整整坐了一年。他隨時儒雅地與我談起詩稿的事，當然也談詩稿以外的事。
說起來，李瑛與我們遼寧有著不可分割的淵緣。他1926年出生在錦州一個鐵路職工家庭。他在中學時代開始學習寫作。18歲那年與同學自費印行詩集《石城的青苗》，19歲考入北大中文係。1949年畢業即參加人民解放軍，隨軍南下，任新華社部隊總分社記者。1950年底參加抗美援朝。回國後一直在總政治部工作，先是給文化部長陳沂當秘書，後來到隸屬總政的解放軍文藝出版社任編輯、編輯組組長、副總編輯、總編輯、社長，又到總政文化部任副部長、部長。
入伍前，我就讀李瑛的詩。他的《紅柳集》是我非常愛讀的一本詩集。入伍後，特別喜讀他軍旅題材的詩。當戰士的時候，我很長一段時間寫詩就是模仿李瑛。1965年我在《解放軍文藝》上發表的組詩《北國兵歌》就是李瑛編發的，至今我保存著李瑛批閱時用鉛筆在我稿麵上留下的文字。他曾在我們東北邊防線寫出一本《北疆紅似火》，那裏麵很多詩還有《紅花滿山》裏的詩，我都能背誦。他的詩，清新、真純而又有一種儒雅的氣味。
李瑛儒雅的詩名有著廣闊和深遠的影響。溫家寶總理在第七次全國文代會上做報告一開始就談到他與文藝家的交往，他說曾有一首詩向詩人李瑛同誌請教。還問：“李瑛先生今天到會了嗎？”李瑛連忙站起身來向總理招手，總理在台上也起立致意，會場上為這場麵熱烈鼓掌。溫總理說，有一次，我寫了一首詩，通過範敬宜求教李瑛老師，請他不吝賜教。當時，他問範敬宜：“總理還知道我？”範敬宜告訴我後，我立即給他回了一封信，說：“先生的詩作和為人，我早已景仰，今日相識，引以為豪。”前年有一回，在李瑛家，我同他說起溫總理講的這件事，李瑛笑笑說：“總理謙虛。”
前幾日，我整理家中的存書，找出了李瑛簽名贈給給我的厚薄不等的39本詩集和1本評論《對詩的思考》。我捧起來，一本一本翻讀，立即沉浸在那純美的詩的意境之中……
如今，李瑛已是84歲的老人了，可是他的詩心依然年輕。去年讀到他兩首令我感動的長詩，一是發表在《詩刊》上《等待》，這是寫給他剛剛離世的愛妻的，他寫道：“我無法尋到你/但我還是堅信/你定會回來/從我閃著淚光的/詩的後麵回來……”那深深的情意纏綿而委婉；一是發表在《人民日報》上的《花開中國》，他寫道：“今天，我們的共和國/就像一部大機器/萬千大小的齒輪/日日夜夜準確地咬在一起/在和諧的旋轉中/唱著歌前進……”這是寫給祖國60年華誔的，那廣闊的胸懷坦蕩而豪放。
數十年來，李瑛始終追趕著生活的大潮，他說：“一個落後於生活的人，猶如一名掉隊落伍的士兵。”歲月可以讓人前行的年紀漸行漸老，可是詩人的詩心卻應該永葆青春。李瑛說：“我不大順從歲月的衝刷，始終保持著自己的一片童心。”
詩人的童心不是拘守的。一次李瑛問我，知道“詩人”這個詞兒在希臘文中是什麼含義嗎？我說不知道。李瑛說：“‘詩人’這個詞兒在希臘文中是‘創造者’的含義。”接著，李瑛感歎道：“今天，我們的詩人們能夠在多大程度上配享受這種崇高的榮譽呢？”這確是我們所有寫詩的人，都該常常自問的一個問題啊！
強悍的柯岩
寫下這個標題，把我自己也嚇了一跳。女詩人柯岩，強悍的？怎麼會用這樣一個狀語？可以說“機敏的柯岩”、“聰慧的柯岩”、“溫柔的柯岩”、“勤奮的柯岩”……強悍？想了又想，這個狀語用到柯岩身上，是那麼合適，那麼準確，甚至是最合適、最準確不過的了。
前不久，沈陽市舉辦全民讀書月活動，一家報紙讓我向市民推薦書目，我推薦了兩本，其中一本就是柯岩和胡笳主編的《與史同在——當代中國新詩選》，這是我喜愛的一部書，書中許多作品我不僅閱讀而且背誦過。柯岩在她寫的序中說：“沒有比較，就沒有鑒別。一個不了解曆史的人，就絕不可能正確地認識現在和把握未來。”這是她一貫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的又一次體現。
從1949年開始，20歲的柯岩就走上專業創作的道路，至今竟有60多年了。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寫過：“對於熟讀當代中國文學作品的讀者來說，不會對柯岩感到陌生。因為無論你讀詩，讀散文，讀小說，讀報告文學，讀評論，讀影視戲劇文學，你都會碰到她。有時候你想躲都躲不及。這位作家不是專門經營哪一個品種，她涉獵的文學體裁太多了，而且在哪一個體裁上都有令人羨慕的成就。這就像體育比賽中那種‘全能冠軍’，參加比賽的任何一項都拿到令人滿意的成績。”
是啊，就說兒童詩，我們都熟讀過“我家有個小弟弟，聰明又淘氣。每天爬高又爬低，滿頭滿臉都是泥……”我的兒女小時候背誦過，我的小外孫又來背誦。許多家也是一輩輩地熟讀並背誦過柯岩對孩子心理精準把握的優秀的兒童詩。就說新詩，她的一首《雷鋒》鼓舞了多少青年奮進的心靈？她的一首《周總理，你在哪裏》催落了多少人如雨的眼淚？就說報告文學，柯岩的《船長》、《特邀代表》等，都在全國產生極大的影響，獲首屆全國優秀報告文學獎。就說柯岩的長篇小說，《尋找回來的世界》以及據此改編的同名電視連續劇，獲得了飛天獎、金鷹獎、國家科委特別獎——宋慶齡兒童文學獎和金盾長篇小說獎；另一部長篇小說《他鄉明月》及據此改編的電視連續劇也擁有大量的讀者和觀眾。而我提到的這些作品，隻是柯岩全部作品中的一小部分，我無法列清她作品的明細。一個作家擁有如此豐碩的創作成果，還不夠強悍嗎？
22年前，我第一次應邀到柯岩家做客，我永遠難忘那次造訪後留在我腦海中的深深的印跡。她的居室，那窄窄的書房，一麵是窗，三麵是巨大的書櫥。她說她父親常講的一句古詩是：“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她和她的家是沉醉圖書、崇尚知識的。或許這就是她強悍的一個根源吧。
柯岩的強悍，還體現在她的人生態度上。“文革”風暴中，她的愛人賀敬之被打成“黑幫”，在賀敬之被揪鬥最厲害的時候，她帶著孩子張貼出《賀敬之不是反革命》、《賀敬之是好同誌》的大字報。一般的人誰敢啊？這不是太“膽大妄為”了嗎？柯岩就是這樣一個性情如火的人。據我所知，很長時間以來，她的身體一直是虛弱的。病魔纏身，讓她不得不長年住院，不得不連續接受大手術。可是，很少有人能像她那樣與病魔頑強地作戰，她在患了“癌疑”後，從不垂頭喪氣，她訪問了那麼多與癌症抗爭的病友，寫下了鼓舞人鬥誌的報告文學《癌症不等於（此處應為數學不等於號，我未找到，請編輯和校對幫助處理一下）死亡》。她樂觀的人生態度，仿佛與生俱來。她對我說過：“一個人見人就訴苦，不是騙子就是懦夫。”
一個人的強悍，不為世風所染，有一個必備的因素就是具有童心。柯岩說：“一個成人不能再變成兒童，否則，就變得稚氣了。但是，兒童的天真不使他感到愉快嗎？他自己不該努力在一個更高的階梯上把自己的真實再現出來麼？在每一個時代，它的固有的性格不是在兒童的天性中純真的複活著麼？”
童心，童心，更高的階梯上，真實地再現自己！這就是柯岩強悍的理由，這就是柯岩強悍的根源，這就是柯岩強悍的標誌啊！
永生的魏巍
我曆來認為，對一位已故作家的最好紀念方式，是讀他的作品。作品，是一個作家賴以存在於世的資本，也是人雖已逝，卻獲得了永生的象征。
從聞知魏巍去世的那一刻起，在我心中浮現出了一幕幕我與之交往的情景，包括三十年前陪他去沈陽六中、去沈陽玉器廠的情形，去看望他的老領導、老戰友的情景，包括以後陪他去撫順戰犯管理所參觀的情景，陪他在沈陽會他親家的情景。就在他生前不久的四月二十二號，我還收到魏巍從解放軍總醫院寄給我的信，他說他正在康複中。這才幾個月呀，他已離開人世了！
在魏巍去世後的那幾天，一早一晚，我在院子裏散步的時候，總是默默地或高聲地朗誦魏巍的詩，這些詩都是我在學校讀書時就喜歡讀並背誦下來的。有一首《登雅典衛城》，我小時候，聽家鄉朗誦大家牟崇民在全市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二十周年的詩歌朗誦會上朗誦過，印象極深，我找到了這首詩，自己也把它背誦下來了，幾十年沒有忘記。還有我喜歡的《最美好的晚餐》、《高粱長起來吧》、《好夫妻歌》、《抗美援朝街頭詩》……
魏巍是一個細心的人。2005年中秋他寄給我一本作家出版社出版的《人民作家人民愛——魏巍的故事及對他的評說》一書，37萬字。我回信告訴他，我寫的兩篇並沒收入。他不信，一翻，真的漏掉了。立即囑三位主編，把我寫的《大時代的“司號員”》和《屬於人民的魏巍》收入進來，再版了這本書，而且很快把重印的書給我寄了來。這讓我非常感動。
我床頭放著魏巍寄贈我的他的兩部新著《新語絲》、《四行日記》，這兩部書是作為十卷本的《魏巍文集》的續集出版的。厚厚的《四行日記》，收入了作者1952年二次赴朝鮮戰場、1965年赴越南戰場、1983年和1984年重走長征路及1990年深入石油戰線采訪的日記。魏巍在朝鮮戰場寫出了感動全國人民的《誰是最可愛的人》，待他二次赴朝時，已是一位名聲大震的作家了，我讀他二次赴朝的日記，他是那樣謙遜、樸實，他是那樣細致地深入地采訪，讓人覺得他寫出反映時代、撼動人心的作品是理所當然的。任何一個成功的作家，沒有哪一個不是勤勉的。魏巍的三部革命戰爭長篇小說，以反映的時代背景先後排列為《地球的紅飄帶》、《火鳳凰》、《東方》（三卷），魏巍贈我的這幾部長篇和《魏巍詩選》就放在我的枕邊，我時而讀這一本，時而翻那一本，特別是讀我喜愛的《東方》，記得當年讀完《東方》，曾一口氣寫了首長詩發表在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的《春風》叢刊上，那是因為太激動了，寫評論已覺得不足以表現我澎湃的激情，才寫了詩。
這幾天，放在床頭的還有我的詩友、戰友峭岩寫的一本書《走向燃燒的土地——魏巍》，這是1988年出版的一部魏巍的傳記。這也是我熟讀的一本書，它不僅寫出了魏巍的生平經曆，更寫出了一個時代的變遷。它的卷頭語是四句詩：
“他不是偉人，
他是黃河的一粒元素；
他的歌唱紅了東方，
他是一個無愧的‘我’。”
峭岩兄的“後記”的一段話很是精辟，正是我此時此刻想說的：“一個人沿路撒下的種子，也許本人並不留意，可是，它在後來人的身上生根、開花、結果了，正如他的前人影響他一樣，魯迅、郭沫若、托爾斯泰、普希金……，如今，他的影響也同前人一樣，在下一代人身上萌生著這樣那樣的希望，成熟著大大小小的果實。”
穩健的光未然
每臨黃河，我都會很自然地想到光未然，想到這位中國文壇的長者，想到這位寫出了銘刻於史冊的《黃河大合唱》那樣激情澎湃歌詞的大詩人。
與光未然相識，是在剛剛粉碎“四人幫”之後不久，我在人民日報文藝部幫助工作，曾任人民日報文藝部主任的詩人袁鷹同誌向光未然約稿，光未然寫來了一首抒情長詩《大遊行抒懷》，為了這首詩幾處商酌，袁鷹派我到光未然家去征詢意見。光未然在寫文藝評論和從事文化行政領導時署名“張光年”。那時，光年同誌住在北京東城東總部胡同一個很不規整的大雜院裏，我找到他那個構築陳舊、光線暗淡的房子。那時他剛從“幹校”回來，擔任國家出版局顧問和《人民文學》主編。光年很認真地對改稿進行了斟酌。等我第二次帶著大樣到他家裏請他審閱時，馮牧同誌正在他家商談什麼事，等馮牧告辭後，光年給我沏了茶水，與我親切地聊起來。我問他寫出《黃河大合唱》時是多大年紀，他回答：“25歲。”我驚訝地脫口而出：“25歲？”他平靜地補充道：“那個年代民族災難深重，鬥爭如火如荼，年輕人成長得快些。”他還與我嘮家常，問我愛人在哪兒工作，我說在沈陽機車車輛工廠。
光年這首詩發表當日是星期天，我從報社印刷廠取了一疊子報紙及時送到光年家。光年很重視“文革”10年後首次發表的作品，他說這首詩發表，會使國內外很多朋友知道他的近況了。
1977年我讀到一本小冊子上有光未然寫的懷念周恩來總理的詩《偉大的人民勤務員》，傾述了對總理的敬仰和愛戴，在反複誦讀中，我發覺有兩處比擬泰山不妥，一是人民必勝，不懼泰山壓頂；一是比喻周總理像泰山那樣堅定。在同一首詩中，兩處相同的比喻一褒一貶，似不很合適。我冒昧地寫信給光年同誌，說了我的意見，請他考慮。我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他說：“你看得對，那首詩，兩處泰山的比喻確實發生矛盾。”他說也有其他同誌指出來，在《人民文學》發表時已經改正過來了。他還翻找出這首詩的清樣，寄給了我。他在信中說：“如果還有別的地方念起來不舒服，請隨時函告，千萬不要客氣。”在以後多次接觸中，他給了我博學而謙遜的深刻印象。
1979年1月，中國作協委托詩刊社召開全國詩歌創作座談會，這是粉碎四人幫之後首次的全國詩歌盛會。到會的百餘人，齊聚一堂，盡情暢敘。那天時任中宣部部長胡耀邦到會給大家講話，講了兩個多小時，臨到中午吃飯時，耀邦走了。光年及賀敬之等人挨桌敬酒，光年走到我身邊時與我碰杯問我一句：“你愛人還有車輛廠嗎？”當年我非常感動，時過兩年，隨便聊天時的一句本是無足輕重的問話，過了兩年，他何以能記得這樣清楚？
我在沈陽第二師範學校讀書時，班級合唱隊曾演唱過很多光未然作詞的歌曲，如《五月的鮮花》和《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五月的鮮花開遍了原野，鮮花掩蓋著誌士的鮮血……”“山連著山，海連著海，全世界人民聯合起來……”更不必說他那影響深遠的《黃河大合唱》了。在我的記憶裏，他是一位優秀的詩人，用飽滿的激情寫出了民族和人民解放的呐喊。很少有人知道他豐富的革命經曆和長期從事文化行政領導工作、從事文藝評論工作所做出的貢獻。1938年，他與冼星海就曾在周恩來領導的政治部第三廳工作，廳長是郭沫若。詩人李瑛曾懷著感激的心情向我敘述當年張光年為他1963年出版的《紅柳集》作序予以扶植和褒獎的經過。光年在古典文論《文心雕龍》的研究上也是頗具水平的。2001年他把他的一本《駢體語譯文心雕龍》寄贈與我，而我至今仍有諸多要點沒有讀懂。近日，我連續讀他1998年寄贈我的上、下兩卷《文壇回春紀事》，這是他1977年至1985年8年間的日記，這珍貴的文獻性文字，記述了中國文壇，從“文革”桎梏中複蘇到繁榮的進程，從這兩卷書的字裏行間，我看到了巴金、夏衍、劉白羽、周揚、冰心、陳荒煤……眾多作家和詩人的身影，更看到光年同誌的操勞與貢獻，他在中國文聯、中國作協重建和中國作協所屬幾本刊物複刊中所做的瑣細的繁雜的工作；他在領導的崗位上，力排眾議，堅持發表劉心武的《班主任》、徐遲的《哥德巴赫猜想》和蔣子龍的《喬廠長上任記》等作品，全力扶植陳祖芬、陳建功、諶容、張潔等新出現的有作為的作家，並為這些作品、這些作家鼓與呼，由此開啟了新時期文學春天的帷幕。是他，提議創辦了後來影響巨大的《小說選刊》，倡議並主持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評獎活動。
如今，光年已去世多年，可是他謙和的麵影、穩健的神態、儒雅的談吐，仍時不時地閃現於我的心中腦海。如王蒙所說：“光年生活在中華民族大革命大翻身大開拓大解放的時代，他是這個時代的見證、這個時代的歌者、這個時代的清道夫與建築工，他是這個時代的代表人物之一，他為這個時代付出了自己的一切。”我想，曆史會銘記這一切的。
時尚的王蒙
2009年夏，參加中國作協組織的北戴河休假活動，我與田永元相約，我們去看望也在北戴河休假的王蒙。
我們對王蒙的作品非常熟悉，他19歲就寫出轟動文壇的長篇小說《青春萬歲》，22歲寫出《組織部新來的年輕人》，由此被錯劃為右派。他經曆過長期的生活磨難，粉碎四人幫之後1978年調北京市作協工作，曾任《人民文學》主編，中國作協副主席，中共中央委員，國家文化部長等職。王蒙在北戴河住的房屋前的草坪裏有一塊王蒙題字的石頭，那石頭上是“自然”二字。我在這塊石頭前沉思半晌，他為什麼要題寫這兩個字？有何深刻的寓意？王蒙遊泳歸來，剛衝洗完畢。我們坐在他房前小桌邊的椅子上，他出來與我們見麵、攀談。
談到《鴨綠江》雜誌，他說有許多熟悉的人，他記得編輯部主任單複。田永元說主編是範程，後來是遲鬆年，阿紅任過副主編。王蒙還清楚地記得五、六十年代特別有名的遼寧的“蔡文姬”，蔡是蔡天心，文是文菲，姬是用這個字的諧音思基。說到馬加，王蒙說，馬加若活著年紀很大了。永元說馬加去世多年了。我說，他是參加過延安文藝座談會的作家。王蒙說，韶華也在遼寧，還在嗎？我說還在，仍很活躍，寫很多東西。王蒙說韶華來過這兒。王蒙指的是北戴河創作之家。我說，對。在走廊裏掛的合影照片中看到了他。我還說，在作家圈裏，韶華用電腦寫作是最早的。王蒙說，是的，是的。王蒙說，韶華還當過一屆中國作協書記處書記。王蒙說，遼寧還有詩人方冰。我說《二小放牛郎》的作者。永元說，前幾年，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我們還為方冰舉辦了一個紀念會。
我說到在央視看到的馬東對王蒙同誌的文化訪談，在那個訪談中，王蒙說到我們這個民族幾千年曆史一直有一種信念，就是在災難麵前，在考驗麵前，有道德勇氣，有奮鬥精神。王蒙說到家貧出孝子，國亂現忠臣。說到多難興邦，艱難困苦，玉汝於成。特別是王蒙說到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他有新的解釋，他說，你要把這人上人解釋成升官發財，作威作福，這就糟了，可是我們可以把它從下麵理解，就是你的人格，你的境界，你的這個誌向，你的精神高度，你高於一般的人。就是這樣好的精神境界是在逆境中形成的。這讓我想起1986年在北京出席詩刊社的端午聯誼會，王蒙對文學的新釋，他說：“小說是文學的身體，詩是文學的靈魂，雜文是文學的牙齒，散文是文學的笑容……”他總是有自己區別於人的獨到的見解。王蒙在回答馬東的提問時還說到在抗震救災中看到的以人為本的力量，他說以人為本有最大的凝聚力，以人為本有最大的動員力，以人為本，我們對於國際社會也有很大的說服力。他把這看成是精神上的一個收獲，他說，這種精神成果會長久地保存在我們心裏。
永元向王蒙彙報了《鴨綠江》雜誌改版的情況，說到刊物在全國省級文學刊物中發行量是挺好的。他誠懇地說，請王部長在方便的時候給寫一個刊首語，隨便寫一點什麼都行。王蒙翻看著永元贈給他的《鴨綠江》雜誌，看到編輯部的電子郵箱，說，稿子發到這裏就可以吧？永元說可以，請寫上我的名字。王蒙又問，這樣就能收到嗎？永元說能。王蒙又翻看我請他看的我選編的《愛的月光——精美軍旅愛情詩200首》，他見我沒有簽名，我說就請您在這兒翻翻，不必帶回，知道您的存書太多，會增加負擔，翻過隨手送給服務員看就可以了。他忙說，別別，別別。他看得很仔細，看到有張誌民的《沒有女人的地方》，他說，他與張誌民特別熟。看到有峭岩的詩，他說，峭岩在軍藝（解放軍藝術學院）待過。我說是，峭岩曾在解放軍畫報工作過，後來到解放軍出版社任副社長。王蒙說，峭岩在軍藝文學係當主任時曾請我去給學員們講過課。王蒙問我們什麼時候離開，我們說明後天吧。他說沈陽到這兒不是很遠。北京到這兒3個半小時左右。我們說，有機會到沈陽去玩玩。王蒙說，沈陽去年9月去過。是沈陽市政協要求我給他們講一課，講傳統文化還是講什麼我也忘了。他在沈陽看了沈陽市的文化建設，還看了“大帥府”，還有一個造幣廠。我說前不久我還應邀去看沈陽造幣廠，為他們廠寫一首朗誦詩《我們為共和國印製名片》呢。王蒙說，這個“大帥府”是不是省作家協會辦公的地方，是省作協的還是市作協的？永元回答，是省作協的，那個趙四小姐的樓原先給了市文聯，也讓了出來，保留文物，讓人們參觀。王蒙說現在都成了景點了。王蒙還說到沈陽故宮。永元介紹說，北陵是努爾哈赤兒子的陵墓，東陵是努爾哈赤的陵墓。永元說，還有一個永陵，在清原，很好，王部長有機會去看看。王蒙說沈陽故宮以前也看過，八十年代就去看過，現在修建了一下，環境弄得不錯，包括參觀路線也很科學。永元第二次向王蒙推薦永陵，他說永陵挺有意思，王部長有機會一定要去看看。王蒙爽快地答應：好的，好的。王蒙說去年去沈陽，還去了撫順和本溪，有一個挺好的岩洞。我說那是本溪水洞。永元問，撫順戰犯管理所去了嗎？王蒙說沒去，去了雷鋒紀念館。王蒙說，沈陽我去過多次，本溪是第一次去。曾在大連八七療養院（即沈陽軍區第一療養院）療養過，他說他在八七療養院住的是都是別墅式的老房子，風一吹，嗚嗚叫，印象很深。永元第三次向王蒙推薦永陵，說永陵有12個山頭，每一個山頭代表清朝一個皇帝，努爾哈赤小一點，康煕就大一點，乾隆高一點，等到了溥儀就很小很小了。王蒙大笑道，這等於老天爺給清朝的曆史都安排好了。
我說到我在《特別關注》上看到王蒙的兩篇文章的感受，今年第7期《特別關注》上，轉載了王蒙的兩篇文章，一篇是《王蒙評說不差錢》，是寫小沈陽和趙本山現象的，他是完全站在趙本山這一邊為其呼喊叫好的，他寫得非常犀利和尖銳，會讓那些道貎岸嚴者感到汗顏。王蒙說到趙本山的《賣拐》，說“趙本山所演角色的忽悠、暗示、欺騙過程，讓你認定自身有病，再接受他的醫療的過程，荒唐離奇卻又令人信服，天衣無縫，看後頗覺得頭皮發緊，脊背冒涼氣……誰敢說你就絕對沒有在這種情況下買過這樣的‘拐’？誰敢肯定你就比範偉扮演的傻帽兒確定聰明？”王蒙稱《不差錢》的潛台詞更豐富，姥爺——老爺，也姓畢（槍斃的斃，和關閉的閉的諧音）王蒙說，“這是事實，這是人生。沒有才藝不行，沒有傳媒的承認與提攜也不行，這不但是兩位小字輩的命運，也是趙本山的‘秘密’。這當中的酸甜苦辣，外人能夠知道多少？”王蒙說，“趙本山在主流媒體上爭到了農民文化的地位和尊嚴。誇大一點說，他悄悄地進行了一點農民文化革命，使得我們的主流文藝更加寬敞自然開放親民。”在王蒙另一篇《老鼠文化了不得》中，他寫老鼠用盡各種辦法改變社會上對它的稱謂和看法，它成為語言學家後，首先在語言上改變對自己不利的習慣說法，比如“老鼠過街，人人喊打”之類，都改成“老鼠過街，人人喝彩”等等，“鼠目寸光”改成“貓目寸光”，“膽小如鼠”改成“膽小如虎”……這樣一改，它們自己也覺得全變了，它們可以不必潛伏於洞，不必晝藏夜行，而是大模大樣地登堂入室、吃香喝辣了，可是結果呢？它們自己是以為沒事了，它們生活在自已營造的新的氛圍中了，它們仍沒有逃脫覆滅的下場。他寫的這個類似寓言的故事，令人深省。世界上確有這樣的人，是一群人，或一類人，或一族人。
我說我讀這樣的文章深受震撼。王蒙謙虛地說：“一家之言”。
永元問到王蒙的身體狀況。王蒙說，我75歲了。我說看你打太極拳打得有模有樣的。因為這兩天早上創作之家請來一位太極拳老師授課，王蒙也按時來打，我有幸就在他的身邊一米多點的距離學。一早上做一小時。我說，您肯定不是第一次打。他說，是的，我學過。我笨，相當笨。按老師的要求差得遠。這個老師非常嚴格，他是在大學裏教太極的。上期我就跟著做，跟著學，我是“留級生”。
在與王蒙合影時，我心裏在複述著他的格言：“自己豐富才能感知世界的豐富；自己善良才能感知世界的美好；自己坦蕩才能逍遙地生活在天地之間。”“過於偉大或者過於卑微，過於高明或者過愚蠢，過於奇特或者過於陳舊的話語，都值得懷疑。”“戴上桂冠的也可能是狗屎，扣上尿盆子的也可能是冤枉……”太經典了！
就要到吃晚飯的時候了，我們告辭。王蒙欣然與我們合影。永元太敬業了，又一次說出了向王蒙約稿的請求。
垂釣的鄧友梅
沒有想到2009年夏天在北戴河又一次見到鄧友梅！
1981年7月，我參加春風文藝出版社在大連大長山島舉辦的筆會，那次筆會來的作家比較多，分別住在海島別墅樣的小洋樓裏：林斤瀾、浩然、張長弓、程樹臻、顧驤、張笑天、彭荊風、葉辛、單超、祝興義、金河、王棟、吳文泮……在筆會作家隊伍裏就有高個子、精明的鄧友梅。我們在一起待了一些天。有一次大家去遊泳，我出現了險情，差一點把命丟在大海裏。當晚，浩然拿出他從北京帶來的順義縣的酒為我壓驚慶幸，筆會的作家兄弟們紛紛與我碰杯。過了兩天，因我們部隊機關有事，我要提前離島，大家備酒加菜為我送別。鄧友梅舉杯站起說：“為世宗老弟完完整整地回沈陽幹杯！”想起前兩天遇到的險情，友梅兄的話令我感到十分溫暖。
1999年6月，我們沈陽軍區為了提高長篇小說創作質量，從京城請來了徐懷中、鄧友梅、陳忠實、朱亞南、王宗仁等多位作家及出版社、刊物的編輯，幫助我們指點迷津、出謀劃策。那天在某師打靶，鄧友梅這個老兵舉槍10槍打了65環，我與穿著迷彩服的他曾合影留念。
記得鄧友梅說，自己作了10年外事工作，比文學創作更難。
友梅身體狀況很好。他告訴我，打了幾十年的太極拳，歲數大了，就做更簡便的功操了。他身上有明顯的兵味，也是因為健康，所以走路很快，辦事很麻利。他來沈陽那天，我去接站。從火車下來都快走進貴賓室的大門了，他忽然發現自己的帽子丟在車上了，便跑回去取，我跟著他跑，等我跑到車廂門口，他已從車上下來了，手裏拿著他那頂淺色的涼帽。他一再和我說：我和你19年沒見了！再過19年，我就85歲了！他的時間概念十分精確、嚴謹。
沒等到19年，可是也已過去10年了，我們又見麵了！這一次是參加2009年中國作家協會北戴河創作之家的休假活動。報到的當天我就見到了依然神采奕奕的鄧友梅，他的穿著是時尚休閑的，深色的圓領襯衫，淺色的短褲，一雙運動鞋。他走起來很輕便。隻是他的頭發全白了，右手上還有一隻小拐杖，說它是小拐杖是因為它不粗不大，且有一個套壞連著手和拐杖，友梅說這樣就不必因掉在地上彎腰去揀了。
友梅仍說到注意飲食的事，他一日三餐隻在早餐吃主食，午餐和晚餐都不吃主食，主要吃蔬菜。他不喜歡吃水果。煙仍未戒掉。他說他在全國政協開會的時候，一位專家說，希望年輕人不會吸煙的不要學，年紀大、煙史較長的不必戒，但要減少。因此他仍吸煙，隻是煙癮不重，而且不講究牌子，對於他來說抽什麼牌子的都差不多。
那天下午沒安排集體活動，我和田永元跑到鄧友梅的房間聊天，他很高興地放下手頭的活兒，與我們攀談起來。他的電腦還開著，滿篇的小5號字密密麻麻，他怎麼可以看這樣小的字？為什麼不把字搞大一點？我坐下很久仍盯著那台電腦的顯示屏，想著這樣一個讓我費解的問題。
記得1999年那次，鄧友梅說到他小時候的事情。他說喉上過三年小學，第四年失學了，後來參加了新四軍。一個小學三年級的學生，能認多少字？正好新四軍文工團要演《李闖王》，缺少個演放牛娃的小演員，從部隊小兵中挑，要會說國語，還要臉皮膽子，不怯場。他應試被選中。他出生在天津，能冒充說幾普通話，大城市生活過，又去日本當過勞工，不怯場。他就這樣進了劇團，除了演小孩兒。還點汽燈，管小道具，給台上演員提詞。那時是演秧歌劇，他提三遍詞自己就背一個劇本了。在新四軍文工團，白文是戲劇股股長，鄭重、丁嶠是是副股長，這些人演戲時他給提詞。事先要把他不認識的字教給他認。這樣他等於學了一回文化。
1950年他從抗美援朝慰問團回來，寫了個小說給《北京文藝》，趙樹理看了說行，但是要他把有些字寫清楚。他連寫幾篇小說，趙樹理都給發了。因此1953年被送到文學講習所學習。有一次請曹禺先生上課，課後曹禺先生碰到他，就問：“小鄧，你勻對我講得反映怎麼樣？”他回答：“好，都沒打盹兒。可是大家說，聽著很好，可寫作時用不上。”他請曹禺先生告訴他點寫作竅門。曹禺先生說：“你要聽真話還是聽假話？”他說：“當然是真話了。”曹禺說：“有用的就幾句，說實在的就一句，如果你想寫劇本，背下莎士比亞三本書，你就會寫了。要寫小說就背你喜歡的小說。為什麼背了別人的自己就會了，我也不知道。”由此鄧友梅發憤讀了很多書，背了很多書。
鄧友梅26歲時寫了《在懸崖上》，因此被打成“右派”，一次聽廣播，聽到陳毅同誌逝世了，他非常悲痛。他從小在新四軍軍部文工團，與陳毅有接觸、有感情，就寫下些回憶性的文字，作為感情發泄。小平同誌領導撥亂反正後，他在文工團時的老班長、寫出著名小說《百合花》的作家茹誌鵑來他，看了他寫的這些素材，很受感動，讓他改成小說，改好後發表在茹誌鵑任副主編的《上海文學》上，題名為《我們的軍長》。這篇小說獲得了1978年中國作協舉辦的首屆全國優秀短篇小說一等獎。作品發表時，鄧友梅本人還沒得到“落實政策”呢。
鄧友梅善於思考，他想要取得好的創作成績，必須有自己的特色。他說，王蒙是聰明的，寫新疆風情，很有特色。劉紹棠就寫鄉土。從維熙就寫《大牆下的紅玉蘭》，都各有所長。搞文字創作要找一點長處是別人沒有的。他說，1949年我18歲，大劉紹棠6歲。我參加了三年解放戰爭，北京剛解放我進城還看見了旗人最後的生活情形。我去看趙樹理，他兩個沙發上全是書。他給我一本言情小說，一本武俠小說，他叫我找老百姓愛看的樣式去寫。我吃完飯就到天橋，聽評書，一年365天，從不誤。文學藝術要求同存異，失去個性的追求不可能出色。通俗小說和純文學小說各有特點，金庸可以提高，不是提高到魯迅，而是更高的金庸。就像通俗唱法提高，不是提高到美聲唱法一樣。
鄧友梅祖藉山東平原縣鄧村，1931年3月1日出生在天津。對他豐富的人生經曆我早有所知，這次在他的房間裏聽他說得更細致入微。他說他有兩次入伍的經曆。12歲時在山東家鄉就參加了八路軍，年紀小，做交通員。那時日本鬼子和偽軍站崗，對小孩子防範不嚴，他可以串來串去，把情報帶出去。有時還在夜裏給自己人帶路，他很熟悉道路。後來部隊精兵簡政，15歲以下的全複員，他當了一年兵，13歲複員回家。那時家鄉被日偽占據，部隊叫他複員後要遠離自己家，以防鬼子掃蕩時被敵人抓去。因為村裏都知道他當過八路。他就到了天津姥姥家。姥姥家窮，他得自找活兒幹，找到一家招工去報名，人家說你可別後悔，他說我不後悔。當時給了一頓飯吃：大饅頭，豆腐腦。門口有把門的，隻能進不能出。他萬沒想到被招工者用船給運到日本山口縣當了勞工。每天幹12小時的活兒，每頓飯一個小飯盒，有點大米飯，菜主要是蘿卜幹，吃不飽。恰巧趕上了美國轟炸日本。鄧友梅所在的工廠也被炸了，不能開工了。他們這批勞力被運送回國。他們乘船從日本到韓國釜山，然後從韓國乘拉貨的悶罐車到中國山東，中間在天津換乘一下車。到了中國地界兒他們熟悉路，年紀大些的工人帶頭逃跑，他也就跟著跑出來了，翻過山找到遊擊隊，又一次參軍了。這是1945年夏天。當了一段通訊員後就進了新四軍軍部文工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