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種曆史語境中，我清醒地認識到在文學問題上僵硬的政治化和大而化之的哲學化，是阻礙中國文藝學發展的最重要的問題，而如何突破此前的“反映論”的單一的視角，尋找到文學自身的特征是當務之急。這一時期我的研究主要就圍繞這個問題展開。我加入了有關文學創作的“形象思維”的討論，發表了《略論形象思維的基本特征》《再論形象思維的基本特征》和《評當前文學批評中的“席勒化”傾向》三篇論文，力圖擺脫文學研究中的政治化、哲學化模式，揭示文學自身的特征。但是在此期間我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向俄國大批評家別林斯基發起“挑戰”，發表了受到當時文論界廣泛重視的《關於文學特征問題的思考》一文（發表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6期，1982年中國社科院編寫的《文學年鑒》詳細介紹，並選入《中國新文藝大係·理論一集》）。這篇論文懷疑蘇聯和我國50年代到80年代流行的“文學形象特征論”的正確性。這種理論認為：文學與科學的不同不在內容，而在形式。科學家用邏輯說話，文學家則用形象和圖畫說話，可它們說的是同一件事，所以文學的根本特征就是用形象來反映生活。我的文章認為區別事物之間的不同特征首先要追尋它們的不同內容，然後才是形式。文章寫道：“形式，這是事物的外部聯係、外部標誌，它不可能從根本上確定事物的特征；內容，這是事物的內部聯係，內部規律性，隻有它才能從根本上確定事物的特征。”“我絲毫沒有否定‘文學用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這一命題的意思。問題在於‘文學用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這一特點難道不是由文學的獨特對象、內容派生出來的嗎？”由此，我認為上述文學特征定義是有問題的。我由這篇文章追根溯源，進而發現這一說法最早是由俄國大批評家別林斯基提出來的。別林斯基曾強調指出：“人們隻看到，藝術和科學不是同一件東西，卻不知道它們之間的差別根本不在內容，而在處理一定內容時所用的方法。哲學家用三段論法。詩人則用圖畫和形象說話，然而他們所說的是同一件事。”我認為別林斯基的觀點是受黑格爾的“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的影響所致。在黑格爾的哲學體係裏，“理念”是萬事萬物的根本，是它派生出一切事物，因此隻能從不同的形式來區分此一事物與彼一事物的不同特征。別林斯基的文學特征論顯然是黑格爾“理念”論在文學問題上的翻版。把這樣一個黑格爾式的文學特征論長期奉為圭臬，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會使中國的文學理論裹足不前。在清理了別林斯基的文學特征論後，我在文章中提出了關於文學特征的理論假設：文學特征問題應分層次、分主次地進行探討：甲，文學的獨特內容——整體的、審美的、個性化的生活；乙，作家的獨特的思維方式——以形象思維為主，以邏輯思維為輔；丙，文學的獨特的反映形式——藝術形象和藝術形象體係；丁，文學的獨特功能——藝術感染力，以情動人。我認為文學和科學的具體的對象與內容是不同的。文學反映的生活是人的整體的生活，即現象與本質、個別與一般具體地、有機地融合為整個生活。整體不是指包羅萬象，而是“從一粒沙裏看一個世界”。“一首短詩可能隻抒發詩人瞬間的一點感受，一篇小說可能隻寫兩三個人之間一點糾葛，但都是活生生的一個完整的世界，那裏麵閃爍著生活的全部色彩。”進一步，這種整體的生活能不能進入文學作品中，還要看這種生活是否與審美發生聯係。“文學是美的領域。文學的對象和內容必須具有審美價值，或是描寫之後具有審美意義。”更進一步，還要看這種生活是否經過作家的思想感情的灌注，留下作家精神個性的印記。可以說我的這篇文章是新時期國內最早揭示“文學形象特征論”的缺陷，並提出“文學審美特征論”的文章之一。此後我又吸收馬克思主義關於對事物的“藝術掌握”以及“詩意的裁判”的觀念，認真學習了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涉及美學的論述。此外，蘇聯80年代文論界的審美學派的理論資源，也進一步豐富、完善了我的理論。我將上述理論最早吸收進高校的“文學概論”教材中，特別是我自著的由紅旗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文學概論》（上、下），以“文學審美特征論”貫穿全書，使教材麵貌煥然一新。由於全國各地高校紛紛采用此教材，發行量達到了27萬冊。從而使我的“文學審美特征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文學審美特征論”擺脫了文學理論依附政治的狀況，改變了文學理論簡單套用政治理論的模式，推動了中國現代文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
在這種曆史語境中，我清醒地認識到在文學問題上僵硬的政治化和大而化之的哲學化，是阻礙中國文藝學發展的最重要的問題，而如何突破此前的“反映論”的單一的視角，尋找到文學自身的特征是當務之急。這一時期我的研究主要就圍繞這個問題展開。我加入了有關文學創作的“形象思維”的討論，發表了《略論形象思維的基本特征》《再論形象思維的基本特征》和《評當前文學批評中的“席勒化”傾向》三篇論文，力圖擺脫文學研究中的政治化、哲學化模式，揭示文學自身的特征。但是在此期間我最重要的研究成果是向俄國大批評家別林斯基發起“挑戰”，發表了受到當時文論界廣泛重視的《關於文學特征問題的思考》一文（發表於《北京師範大學學報》1981年第6期，1982年中國社科院編寫的《文學年鑒》詳細介紹，並選入《中國新文藝大係·理論一集》）。這篇論文懷疑蘇聯和我國50年代到80年代流行的“文學形象特征論”的正確性。這種理論認為：文學與科學的不同不在內容，而在形式。科學家用邏輯說話，文學家則用形象和圖畫說話，可它們說的是同一件事，所以文學的根本特征就是用形象來反映生活。我的文章認為區別事物之間的不同特征首先要追尋它們的不同內容，然後才是形式。文章寫道：“形式，這是事物的外部聯係、外部標誌，它不可能從根本上確定事物的特征；內容，這是事物的內部聯係，內部規律性，隻有它才能從根本上確定事物的特征。”“我絲毫沒有否定‘文學用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這一命題的意思。問題在於‘文學用形象的形式反映生活’這一特點難道不是由文學的獨特對象、內容派生出來的嗎？”由此，我認為上述文學特征定義是有問題的。我由這篇文章追根溯源，進而發現這一說法最早是由俄國大批評家別林斯基提出來的。別林斯基曾強調指出：“人們隻看到，藝術和科學不是同一件東西，卻不知道它們之間的差別根本不在內容，而在處理一定內容時所用的方法。哲學家用三段論法。詩人則用圖畫和形象說話，然而他們所說的是同一件事。”我認為別林斯基的觀點是受黑格爾的“美是理念的感性顯現”的影響所致。在黑格爾的哲學體係裏，“理念”是萬事萬物的根本，是它派生出一切事物，因此隻能從不同的形式來區分此一事物與彼一事物的不同特征。別林斯基的文學特征論顯然是黑格爾“理念”論在文學問題上的翻版。把這樣一個黑格爾式的文學特征論長期奉為圭臬，不但是錯誤的，而且會使中國的文學理論裹足不前。在清理了別林斯基的文學特征論後，我在文章中提出了關於文學特征的理論假設：文學特征問題應分層次、分主次地進行探討：甲，文學的獨特內容——整體的、審美的、個性化的生活；乙，作家的獨特的思維方式——以形象思維為主，以邏輯思維為輔；丙，文學的獨特的反映形式——藝術形象和藝術形象體係；丁，文學的獨特功能——藝術感染力，以情動人。我認為文學和科學的具體的對象與內容是不同的。文學反映的生活是人的整體的生活，即現象與本質、個別與一般具體地、有機地融合為整個生活。整體不是指包羅萬象，而是“從一粒沙裏看一個世界”。“一首短詩可能隻抒發詩人瞬間的一點感受，一篇小說可能隻寫兩三個人之間一點糾葛，但都是活生生的一個完整的世界，那裏麵閃爍著生活的全部色彩。”進一步，這種整體的生活能不能進入文學作品中，還要看這種生活是否與審美發生聯係。“文學是美的領域。文學的對象和內容必須具有審美價值，或是描寫之後具有審美意義。”更進一步，還要看這種生活是否經過作家的思想感情的灌注，留下作家精神個性的印記。可以說我的這篇文章是新時期國內最早揭示“文學形象特征論”的缺陷，並提出“文學審美特征論”的文章之一。此後我又吸收馬克思主義關於對事物的“藝術掌握”以及“詩意的裁判”的觀念，認真學習了馬克思的《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涉及美學的論述。此外，蘇聯80年代文論界的審美學派的理論資源，也進一步豐富、完善了我的理論。我將上述理論最早吸收進高校的“文學概論”教材中，特別是我自著的由紅旗出版社出版的教材《文學概論》（上、下），以“文學審美特征論”貫穿全書，使教材麵貌煥然一新。由於全國各地高校紛紛采用此教材，發行量達到了27萬冊。從而使我的“文學審美特征論”產生了廣泛的影響。“文學審美特征論”擺脫了文學理論依附政治的狀況，改變了文學理論簡單套用政治理論的模式，推動了中國現代文論的發展，具有重要的學術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