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文學的“審美文化屬性”的重要性,且以劉再複先生的《雙典批判》為例談起。正如該書導言所說,劉先生試圖“懸隔審美形式”,不作文學批評,而是“直接麵對文學作品的精神取向”進行文化批判。依此邏輯,他對這兩部曆來被視為國人必讀的經典名著得出研究結論:“五百年來,危害中國世道人心最大最廣泛的文學作品,就是這兩部經典。可怕的是,不僅過去,而且現在仍然在影響和破壞中國的人心,並化作中國人的潛意識繼續塑造著中國的民族性格”,“這兩部小說,正是中國人的地獄之門”。[4]劉再複得出這一結論的理據在於:“《水滸傳》文化,從根本上,是暴力造反文化。造反文化,包括造反環境、造反理由、造反目標、造反主體、造反對象、造反方式等,這一切全都在《水滸傳》中得到呈現”,小說文本蘊含的兩大基本命題就是“造反有理”“欲望有罪”;而相較於此,《三國演義》則是“更深刻、更險惡的地獄之門”,因為“《三國演義》是一部心術、心計、權術、權謀、陰謀的大全。三國中,除了關羽、張飛、魯肅等少數人之外,其他人,特別是主要人物劉備、諸葛亮、孫權、曹操、司馬懿等,全戴麵具。相比之下,曹操的麵具少一些,但其心也黑到極點。這個時代,幾乎找不到人格完整的人”。[5]
毫無疑問,將《水滸傳》《三國演義》這樣兩部曆久彌新的“文學經典”視為“災難之書”,一部搞“暴力崇拜”,一部搞“權術崇拜”,進而“影響和破壞中國的人心”,可謂標新立異,卻也聳人聽聞。
而劉再複先生之所以得出這一匪夷所思的結論,違反的正是“文學作為一種審美文化”這一根本原則。他所謂的不是“文學批評”而是“價值觀批判”的方法對“文學經典”的重新“解讀”,在違背“詩意”的前提下,不僅用“政治批判”肢解和取消了“文學作為文學”的持久永恒的美學魅力,還幾乎徹底否定了代表中國古典小說製高點的一大批經典名著,將《三國演義》《水滸傳》視為中華民族原型文化的偽形產物,打入了“禍害人心”的“政治冷宮”中。
且以《水滸傳》中觀眾喜聞樂見的武鬆“血洗鴛鴦樓”的片斷為例,我們從劉再複的《雙典批判》及其對金聖歎評點的評價中便可看出其研究的尺度與偏頗:
武鬆如此濫殺又如此理直氣壯,已讓我們目瞪口呆了。可是,竟有後人金聖歎對武鬆的這一行為讚不絕口,和武鬆一起沉浸於殺人的快樂與興奮中。武鬆一路殺過去,金聖歎一路品賞過去。他在評點這段血腥殺戮的文字時,在旁作出歡呼似的批語,像球場上的拉拉隊喊叫著:“殺第一個!”“殺第二個!”“殺第三個!”“殺第七個!”“殺第八個!”“殺第十一個、十二個!”“殺第十三個、十四個、十五個”,批語中洋溢著觀賞血腥遊戲的大快感。當武鬆把一樓男女斬盡殺絕後自語道:“方才心滿意足”,而金聖歎則批上:“六字絕妙好辭。”觀賞到武鬆在壁上書寫“殺人者,打虎武鬆也”時,他更是獻給最高級的評語:“奇文、奇筆、奇墨、奇紙。”說“隻八個字,亦有打虎之力。文隻八字,卻有兩番異樣奇彩在內,真是天地間有數大文也”。一個一路砍殺,一個一路叫好;一個感到心滿意足,一個感到心足意滿。武鬆殺人殺得痛快,施耐庵寫殺人寫得痛快,金聖歎觀賞殺人更加痛快,《水滸》的一代又一代讀者也感到痛快。……金聖歎和讀者這種英雄崇拜,是怎樣的一種文化心理?是正常的,還是變態的?是屬於人的,還是屬於獸的?是屬於中國的原形文化心理,還是偽形的中國文化心理?[6]
從劉再複對《水滸傳》以及對金聖歎評點的批判中可以看出,其單一的政治性批判視角是顯而易見的。劉再複與金聖歎,前者是“懸隔審美意識”的政治文化批判,而後者則正是基於“審美文化”基礎上的審美評價。這是兩人對《水滸傳》進行評點的邏輯前提,也是學術立場上的分水嶺。劉再複對文本解讀的問題在於:他一邊要擱置文學批評進行文化批判,而另一邊卻要反過來對諸如金聖歎的“文學評點”進行大加否定,實可謂前後矛盾,毫無統一的批評“標準”或“原則”可言。
對待同一部文學經典,劉再複之所以得出與金聖歎截然對立的觀點,其症結就在於他們“裁判”文學的視角或價值標準在“文學性”與“政治性”的邏輯起點上發生了分離。金聖歎在評點“血濺鴛鴦樓”時曾明確地指出:“此文妙處,不在寫武鬆心粗手辣,逢人便斫,須要細細看他筆致閑處,筆尖細處,筆法嚴處,筆力大處,筆路別處。”[7]非常明顯,金聖歎的評點緊扣文學文本,在作品言語的細讀品味中,體驗人物的形象、動作、心理乃至於文本的表現技法。其意在於“文”,而非“文本”之外的政治倫理的道德譴責。強調“因文生事”,也即重視從藝術作品的審美形式、敘事結構等文學內部審美規律出發去刻畫人物性格,塑造人物典型,從而揭示小說的敘事特點及其藝術價值。金聖歎在《水滸傳·序三》中曾言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