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治金石的旨趣在以金石與史傳相參驗，證史家的闕失。金石學成為史學的一個部門。《集古錄跋尾》一書表明歐陽修以金石與史文參驗，以金石證史取得了重要的成績。以史書中史文記載，考鼎銘碑刻的作者、製作年代與內容，也以金石文字補史傳缺漏，訂正史文中的訛謬。曆史上的典製說明不清楚的地方，有關金石文字成了闡釋的根據。前世風俗文化、人物姓氏名字，在史書中交代不全者，碑刻往往有很好的說明。歐陽修深感“史官之失以惑後世者”，要以金石上的記載糾正“史家闕繆”，其考訂有成效，他說：“餘於《集錄》正前史之闕繆者，多矣。”金石成為專門學問，歐陽修的貢獻是很大的。
③目錄校勘。宋仁宗景祐元年，歐陽修任館閣校勘，預四部書目。康定元年（1040年）由夷陵返京後，充館閣校勘，修《崇文總目》。《崇文總目》是宋仁宗時朝廷組織編修的書目。景祐元年詔張觀、宋祁審錄修訂三館及秘閣藏書，後命王堯臣、歐陽修寫成書目，賜名《崇文總目》。收錄在《歐陽修全集》中的《崇文總目敘釋》反映歐陽修的文獻學思想。
《敘釋》對29類文獻著作作了解說，是提要性質的文字。
《敘釋》敘學術源淵流變，《易》《論語》分為三，《詩》分為四，《禮》分為二，《春秋》分為五家，各派學術興衰變動、至宋尤有影響者的來龍去脈，縷述清晰。論述各家之說，較其短長，尤有所見，如論《周易》之作，指出“時更三聖，世曆三古，雖說者各自名家，而聖人法天地之縕則具存焉”。論《詩》學四家，說：
三家並立學官，而毛以後出，至平（一作章）帝時，始列於學。其後馬融、賈逵、鄭康成之徒，皆發明毛氏，其學遂盛。魏晉之間，《齊》《魯》之詩廢絕，《韓》詩雖在而益微，故毛氏獨行，遂傳至今。韓嬰之書，至唐猶在，今其存者，十篇而已。……至於考《風》《雅》之變正，以知王政之興衰，其善惡美刺，不可不察焉。
《敘釋》論諸子，儒家自孔、孟、揚、荀之後，“曆世諸子，轉相祖述，自名一家；異端其言，或破碎於大道。然計其作者之意，要之孔氏，不有殊焉”。論道家，認為聖人南麵之術，“不可易也。至或不究其本，棄去仁義而歸之自然，以因循為用，則儒者病之”。法家“辨職分，輔禮製，於王治不為無益。然或狃細苛，持刻深，不可不察者也”。論名、墨、縱橫、農、小說、兵，各有見解。
《崇文總目敘釋》繼承《漢誌》的辨章學術、考鏡源流的傳統，又得《莊子·天下篇》、司馬談《論六家要指》的精義；較之於同時代的書目，雖有不少缺失，受到學者批評，但確有其長。
歐陽修重視版本校讎。他自謂對《韓昌黎先生文集》潛心研究，搜羅各種版本，30年間，孜孜以求。少時得其6卷本，仕進前後，研讀得其所得；中進士後“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他又說：“《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脫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求眾本以校讎，論刻本而注重文字內容，以讎校所得，為倡道之需要。可見在校讎上，他也不同於學無所歸的從事校讎的學者。
歐陽修修《新五代史》《新唐書》，在材料的考訂上同樣做了很多工作，論及後唐的世係姓氏，看到“世久而失其傳者多矣”，這樣的失誤，原因很多，不僅僅是史官的責任。有些史料一時無法斷其真偽，隻能存疑。他說：“史之闕文，可不慎哉，其疑以傳疑，則信者信矣。”存疑與傳信，是一個事情的兩個方麵。
（3）曆史文學上的主張和成就
蘇軾在《居士集序》中說歐陽修“論大道似韓愈，論事似陸贄，記事似司馬遷，詩賦似李白，此非予言也，天下之言也”。這段話包括了對歐陽修在曆史文學方麵的肯定。“記事似司馬遷”的評語，指明歐陽修在史傳文學上的風格與特點。
歐陽修在《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中談到三個方麵的問題：事信、言文、載大。這三者的內容、相互關係和史傳文重視這三者的意義，歐陽修解釋說：“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
《論尹師魯墓誌》可以看作是歐陽修論史傳文學的重要作品之一。《居士集》中的《尹師魯墓誌銘》一文，從史的角度，評價傳主尹洙。在《論尹師魯墓誌》文章中，歐陽修解釋自己寫作的立意，進而提出史傳文寫作“意特深而語簡”的要求，主張敘傳主行曆，要有重點，“其事不可遍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這與劉知幾說的“尚簡”“用晦”含意相類似。
清人趙翼比較新舊《唐書》與新舊《五代史》後說：“不閱《舊唐書》，不知《新唐書》之綜核也。不閱薛《史》，不知歐《史》之簡嚴也。”這也是從史文上對歐陽修的肯定。趙翼仔細對《新五代史》的傳讚議論文字作了一番分析，說：“歐《史》紀傳各讚，皆有深意。”又說：“歐《史》無一字苟作。”
2.司馬光和《資治通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