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末年，兵荒馬亂，戰死的青壯年十有六七，鄰國的掠奪，天災人禍致使人口銳減。武德年間不及隋朝最多時戶數的四分之一。要想發展農業生產，就必須有足夠的勞動力，而當時人口稀少則是不利的條件。但就全國範圍來說，如魏征指出，從伊、洛以東，直至泰山，還是“人煙斷絕，雞犬不聞”的荒涼狀況。當時人口之少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唐太宗即位後，采取了幾項增加人口的措施。
首先，獎勵婚嫁，鼓勵生育。唐太宗早在貞觀元年就頒布了獎勵婚嫁的詔書，規定男子20歲，女子15歲為法定的婚配年齡。凡鰥夫、寡婦喪期已過，允許再次婚嫁。為了保證達到法定婚配年齡的男女能及時成婚，太宗曾經下詔，對於因貧窮不能嫁娶者，鄉裏親戚或富有之家要對其資助。貞觀年間有一條關於增殖人口的措施，就是在考核地方官員政績的時候，把戶口增加和婚嫁是否及時，列為考核的標準之一。凡能使婚姻及時，鰥寡數少，戶口增加的，考為上等；“勸導乖方，失於配偶，準戶減少”的，以過失論處。他還對生育男口者進行獎勵。貞觀三年，下詔規定：婦女生男孩者，予以獎勵。
其次，贖回外流人口。因隋末戰亂，不少漢人逃到突厥境內。而且突厥每次入侵都要搶掠大量人口。太宗即位後，采取鼓勵外流人口返鄉和以金帛贖買的辦法，從周邊少數民族地區招回了大量人口。如貞觀三年（公元629年），據戶部統計，塞外歸附及突厥內附的人口共達一百二十餘萬口。四年，太宗“以金帛購因隋亂沒入突厥者男女八萬人，盡還其家屬”。此外，把依附於唐朝的少數族人，內遷境內，設置州縣，讓他們改變生產方式，從事農業。如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就把黨項羌前後歸附者三十萬口遷入境內，設州縣管理。以後還陸續贖回了不少被薛延陀掠去的室韋、烏羅護等部族人。
再次，釋放宮女，令其婚配。唐太宗即位初期，曾兩次大規模釋放宮女。一次在武德九年八月，共釋放了三千餘人；另一次是在貞觀二年九月，派遣戴胄、杜正倫等於掖庭西門釋放宮女。太宗本人曾說過，“數年來又放宮人三五千人出”。說明這次釋放人數也不少。釋放宮女的目的，一是為了避免虛費衣食，節約費用。二是為了“任從婚娶”，建立家庭，生兒育女。這也是增殖人口的具體辦法之一。
貞觀二十三年（公元649年），全國戶口總數達到380萬戶，比武德時期增加了180萬戶。在這個基礎上，唐代人口繼續增加，到開元天寶年間，增加到840萬戶，人口5300萬人。據史學家估計，唐代有很多黑人黑戶（政府沒有統計到的遊擊戶口），加上這些，開元天寶年間的人口在7000萬人以上，貞觀時期的人口應該在3000多萬至4000萬之間，但還趕不上隋朝人口極盛時期的人口。
上述措施，以往的封建王朝也曾執行過，為什麼隻有唐初收效最為顯著呢？這與唐太宗的治國思想有莫大的關係，唐太宗能夠以隋亡於擾民廢業為鑒，警惕自己務必“撫民以靜”。而且他能夠讓地方大力執行，不加幹擾，貫徹得非常堅決。
唐太宗的撫民和重農措施取得了明顯的效果：
貞觀初年，唐朝形勢非常嚴峻，內憂外患。貞觀元年，關中大饑，鬥米隻值絹一匹；貞觀二年，全國遭受旱災；五年又遭受水災。
太宗君臣勤政愛民，盡力救撫，老百姓雖然沒有東西就食，未嚐嗟怨。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糧食大豐收，流散的人口紛紛歸家，鬥米不過三四錢，東到大海，南到五嶺，道不拾遺，夜不閉戶，馬牛遍野，人行千裏不帶糧食。
貞觀六七年，風調雨順，連年豐收。太宗對貪官汙吏深惡痛絕，如有徇私枉法者，嚴懲不貸，在京城內外貪贓枉法的人都受到懲罰，官吏多清正廉潔。監獄裏，經常沒有犯人。從山東到滄海，有客經過，得到很好的招待，出發時還要贈送東西。以後又是幾年大豐收。
貞觀十五年，鬥米值兩個銅錢；貞觀十六年，太宗把鬥米定價為五個銅錢，最便宜的地方，隻值三個銅錢。
宋代詩人範成大歎息自己生不逢時，戰亂不休，人民生活困難，追憶先輩的太平盛世，不禁想起了貞觀之治，作詩說：“汝生不及貞觀中，鬥粟數錢無兵戎。”把貞觀之治，特別是貞觀的經濟發展及人民生活作為向往的目標。在漫長的封建社會裏，貞觀之治的確是“前無古人，後無來者”，也可算是小康社會吧。
唐太宗切實推行撫民、重農政策，為“貞觀之治”奠定了堅實的物質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