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要想發展農業，就必須重視水利工程建設。唐朝設有專管水利的機構。工部下設有水部司，主要負責人是水部郎中與員外郎，他們控製著天下江河治理與疏通，凡疏導溝道，加築河壩，船運灌溉等事，皆由水部司掌管。京師還設有都水監，長官稱都水使者，掌管京師地區河道疏通與農業灌溉等事宜。此外，還專門製定了水利與水運的法律，即《水部式》，用法律保護江河與堤防的合理使用。《水式部》裏的規定在《唐律》裏都有規定，所以凡是違反《水部式》規定的失職官員，唐太宗命令務必懲處。如貞觀十八年，太常卿韋挺負責由水路把糧食運到遼東，河道早已堵塞，船隻根本不能前進，他事先沒有視察河道，致使六百餘艘糧船因河道有問題而停在了半道上。第二年正月，“韋挺以坐不先行視漕渠”的罪名，被逮捕後押送到洛陽，削去官職。
因為太宗很重視水利工程的建設，每有水旱災年，太宗都自責是沒有盡力興修水利，如貞觀十一年七月，洛水暴漲，淹沒好多田地，還有很多人溺死在水中。唐太宗下詔自責說：“暴雨成災，大水泛濫，靜思厥咎，朕甚懼焉。”同年九月，黃河泛濫，很多地方都被淹沒，大片的良田眨眼之間全變成了沙灘。在唐太宗的親自督促與倡導下，各地官員都紛紛興修水利。
滄州（今河北滄州東南）刺史薛大鼎，在興修水利方麵成就最大，他組織群眾先後疏通了無棣渠、長蘆河、漳河和衡河，使滄州免除了水害威脅，莊稼又能得到及時的灌溉，水上交通也得到了開發，各地的糧食能夠在短時間內互相轉運。揚州（今江蘇揚州）大都督府長史李襲譽，引雷陂水，修築池塘，能夠灌溉的土地達八百餘頃，“百姓獲其利”。這一時期，全國各地修建了很多農業灌溉工程。例如，元伯武修建的弘農渠；陝州武侯將軍丘行恭修建了利人渠；刺史薛萬徹修建了涑水渠；龍門縣縣令長孫恕修建了十石壚渠；太原長史李勣修建了晉渠、文水縣柵城渠等。僅泉州莆田縣（今福建莆田）在貞觀時期就興修了諸泉塘、瀝潯塘、永豐塘、橫塘、頡洋塘、回清塘等多處水利工程。貞觀年間，興修的水利工程多達二十多處。為農業的發展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經濟很快就得到了恢複，在當時，糧食是一個國家的支柱，經濟的發展也是用農業發展的高低來衡量的。所以說是水利促進了農業的發展，農業的發展帶動了唐朝經濟的發展，才出現了貞觀時期的盛世景象。
設置義倉，救災備荒
“天行有常，不以堯存，不以桀亡。”設置義倉，是一項取之於民、用之於民措施，這種倉儲製度，古已有之。由官府強製性征收，遇到災年，用來賑濟災民，或者貸給貧民作種子，秋季收獲後歸還。
設置義倉這種製度的本意是好的，但在執行過程中卻往往不能收到很好的效果。例如，隋文帝時也曾創設社倉，儲糧以備災荒。但災荒之年又不賑濟災民，令人民流離失所。煬帝即位後，由於大肆地揮霍，國庫空虛，不足以承受開支，煬帝就取社倉之儲以充費用，致使倉糧耗盡，無法發揮儲糧賑災的作用。唐高祖時由於政局不穩，還沒來得及恢複這一製度。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春，戴胄建議：“喪亂之後，戶口銳減，每年租米，不實倉廩，收入和支出當年可以平衡。若遇災荒，就拿不出糧食來救濟。”他根據隋文帝辦社倉經驗，建議：“每年秋收，計算田畝，抽取一定數量的糧食，建立義倉。如遇荒年，百姓饑饉，所在州縣給以救濟。”
唐太宗同意。四月，下詔天下州皆置義倉。規定每州每縣都必須設置義倉，每畝地征收義糧兩升，粟、麥、稻隨產而定。商人或者沒有田地的人，對他們的資產進行評估，評估之後分為九個等級，資產最少的交糧五鬥，最多的交五石。如果收成不好，減產四成的人家隻交一升，減產七成的人家不用交糧。下下戶及少數民族不用交納。而且義倉是不能隨便動用的，也不能充作其他方麵的費用。至於後來義倉征收演變為地稅，那是太宗子孫們的事，是和太宗設置義倉的本意相違背的。
太宗不但設置義倉，還在武德九年九月下令設置常平倉，常平倉是用來抑製物價上漲的。例如，物價上漲，太宗就命人把常平倉的物品拋售出去；等到豐年物價下跌的時候，太宗又命人大量收購各種過剩物品，使價格不至於下跌太多。最主要的作用是平衡糧價，以免糧價的波動傷農。常平倉設置有常平監官，專管調節物價。貞觀十三年（公元639年），太宗下詔在洺、相、幽、徐、齊、並、秦、蒲等州，設置常平倉。這一做法有抑製或減緩商人亂抬物價的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起到保護生產者的作用。
獎勵婚嫁，增殖人口
據說昔日西伯利亞，男女青年結婚，領導祝賀的話是：“趕快生孩子吧！我們需要勞動力。”婦女如生了10個孩子，就稱為英雄母親，政府予以特殊津貼，這和貞觀人口政策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