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未安，百姓未撫，且當靜以撫之”。唐太宗李世民心懷大誌，為了使國家長治久安，在製定“撫民”的國策後，唐太宗又采取了多方麵的發展生產、恢複經濟的安民措施，其中以重農措施尤為得力，同時“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這些都充分顯示了他作為一代帝王深邃的智慧與謀略。
“倉廩實然後知禮節”，任何一個統治者，都會著力解決他的子民吃飯穿衣問題。唐太宗當上了皇帝，能夠在十數年間解決民眾吃飯穿衣問題，“鬥米數錢”，創造了中國曆史上的一個奇跡！
要使百姓安靜下來，必先解決百姓的衣食，要衣食無憂，必須讓人民有田可種。貞觀三年（公元629年）四月，在《賜孝義高年粟帛詔》中說：“自登九五，不許橫役一人，唯冀遐邇休息，得相存養。”貞觀八年，又指出：“朕有天下以來，存心撫養，無有所科差，人人皆得營生，守其資財，即朕所賜。”從這些話裏，可以窺見唐太宗是注意貫徹靜為農本思想的。他不僅規定了以“靜”為特征的施政方針，而且采取具體措施加以落實。
唐太宗的重農政策擇其要者有以下幾點：
推行均田，獎勵墾荒
隋末的大亂，割據勢力互相攻伐，十人中有八九人因戰爭而死去。豪傑四起，草莽巨寇趁火打劫，弄得一片蕭條，人們為躲避戰亂而流離失所，田地荒蕪，出現了“白骨露於野，千裏無雞鳴”的荒涼景象。人口的急劇減少和大量空荒地為實行均田製提供了前提條件。武德七年四月，唐高祖頒布均田令，規定：“丁男、中男給田一頃……所授之田，十分之二為世業，十分之八為口分。世業之田，身死則承戶者便授之；口分，則收入官，分給其他人。”這種按人口分配土地的辦法，在一定程度上限製了士族、豪強對土地的壟斷。但是，武德七、八、九3年間，皇室內訌激烈，均田令雖然已經頒布，但並未認真貫徹。直到朝廷內亂結束，唐太宗即位之後，才開始切實地推行均田製。但是，在地主土地私有製的情況下，所謂“均天下之田”是不可能徹底實行的。因為官僚貴族、地主占有大量土地，使得政府缺乏足夠的土地分給農民。誠如元代馬端臨所說：“似所種者皆荒閑無主之田……固非盡奪富者之田，以予貧人也。”所以，在空荒地較少的地區，農民群眾往往得不到法定的百畝，而富人卻有千畝以上的土地，這種貧富不均的現象在土地私有製的情況下是永遠也無法解決的。
貞觀十一年（公元637年）七月二十日，太宗下詔：將明德宮和飛山宮的玄圃院，分給遭水災的農民。貞觀元年，關中旱災，糧食歉收，組織農民到外地“分房就食”。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唐太宗提出：“安置客口，官人支配得所，並令考司錄為功最。”希望地方官“善相勸勉”。所謂“客口”，就是遷居客地附籍的客戶。其中有災民、流民，也有部分自耕農，他們遷居的地方主要是寬鄉。
貞觀十一年，新頒布的《唐律》規定，寬鄉占田逾限不作違反律令論處，移民墾荒可以得到減免租稅的優待。據後來編纂的《唐律疏議》卷十三解釋：“若占於寬閑之處不坐。謂計口受足以外，仍有剩田，務從墾辟，庶盡地利，故所占雖多，律不與罪。”如果“人居狹鄉，樂遷就寬鄉”的，可以免除賦役負擔：“去本居千裏外，複三年；五百裏外，複二年；三百裏外，複一年。”官員不按賦役令執行，要受“徒二年”的刑律處分。這些措施清楚地反映了唐初統治者鼓勵農民移居寬鄉墾荒的意願。
貞觀十八年（公元644年）二月，唐太宗巡視靈口後，“詔雍州錄尤少田者，給複移之寬鄉。”以上證明，推行均田製的重點在於寬鄉占田，獎勵墾荒。
租庸調法與“輕徭薄賦”
唐初賦役稱為租庸調法，收取賦役的標準初定於武德二年二月，其中有很多內容不太合理，於是在武德七年四月重新修訂，簡單說就是分到土地的農戶每年交納粟二石，叫做租。服役（不論是何種徭役）二十日，如果不想服役，可以用交絲綢來代替服役，一天交絲綢三尺，二十天共計六丈，叫做庸。納絲綢二丈，外加絲綿三兩；或者納麻布二丈五尺，另加麻三斤，叫做調。
唐太宗登基以後，大力貫徹靜以撫民的政策，國家很少再發動戰爭和做一些勞民傷財又不利於發展經濟的事情。很少再征徭役，於是放寬了直接生產者服徭役的年齡，也可以用別的物件抵徭役。但服庸役卻非常嚴格，說白了就是大力發展生產，國家不但鼓勵而且通過法律強行發展農業。唐太宗即位以後，對租庸調法沒有作過重大的更改或調整，隻不過加大了貫徹力度，盡力使法令下達到最底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