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際上，唐初能夠減免的租賦是很有限的，因為當時“國庫猶虛”，國家的運作需要大量的糧食，所以說當時的物質條件並不充裕。因此，“貞觀之治”的主要內容不是減免租賦，而是防止濫征民力，反對影響農時的勞役。
唐初統治者親眼目睹了隋亡的全過程。統治者永無止境的私欲，無窮無盡的徭役讓人民疲於奔命，苦不堪言，才紛紛揭竿而起，隋朝很快就步秦王朝的後塵，灰飛煙滅，曆史是多麼相似。對於這些曆史的教訓，唐太宗也不希望重蹈覆轍，做事盡量去奢省費，躬行節儉。
貞觀元年，唐太宗對大臣說：“自古帝王凡有興造，必須順乎民情。”
貞觀四年（公元630年），太宗又對大臣們說：“崇飾宮宇，遊賞池台，帝王之所欲，百姓之所不欲……勞敝之事，誠不可施於百姓。”古人雲：“不作無益害有益。”人如果縱欲，其心必亂，心亂則誌喪，然則危亡之期馬上就會到來。唐太宗減少了農民群眾的“勞弊之事”，這就意味著農民在自己土地上的勞動時間相對地增多，勢必提高了生產積極性。唐太宗還下令：“自王公以下，第宅、車服、婚嫁、喪葬，準品秩不合服用者，宜一切禁斷。”太宗在貞觀時期一直保持這種作風，致使社會風氣比較淳樸，國力隨之增強。
在限製徭役方麵，唐太宗做得還是比較到位，為了能徹底執行，太宗甚至還動用了《唐律》，如果不執行或執行不到位，就受到刑法懲處。《唐律疏議》卷十六規定：“修城郭、築堤防，興起人功，有所營造，依《營繕令》，計人功多少，申尚書省，聽報始合役功。或不言上及不待報，各計所役人庸，坐贓論減一等。”這樣的處罰用意顯然是在防止濫用人力。
勸課農桑，不奪農時
勸課農桑是鼓勵人民積極從事生產，使經濟得到發展。唐太宗不但經常遣使到各地巡視，還恢複了被廢棄的籍田儀式。頒布《籍田詔》，預作準備，皇帝親耕。據《舊唐書·禮儀誌》載：
“太宗貞觀三年正月，親祭先農，躬禦耒耜，籍於千畝之甸……此禮久廢，而今始行之，觀者莫不駭躍。”
天子親耕籍田本是古代帝王一直相傳的儀式，但由於後來的帝王不重視農業，從東晉起，便沒有再舉行過這種儀式。唐太宗這種舉措，顯然是想提倡農耕。所以他對那些遊手好閑，不事生產的人非常痛恨，他曾經下令懲治這些人。貞觀四年，他對諸州考使說：“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命，若禾黍不登，則兆庶非國家所有。”為此，他自己在園苑裏種了幾畝莊稼，有時鋤草不到半畝，就感到非常疲乏。他通過親耕嚐試到了勞作的辛苦，曾經發出過這樣的感歎：“以此思之，勞可知矣。農夫實甚辛苦。”這是發自他內心的感受。他派人到各州縣去體察民情，對派去的人說：“遣官人就田隴間勸勵，不得令有送迎。若迎送往還，多廢農時，若此勸農，不如不去。”
貞觀二年（公元628年），京城大旱，招來了鋪天蓋地的蝗蟲。太宗來到禁苑，看到那裏的莊稼已經被蝗蟲吃得所剩無幾，他隨手抓起一隻蝗蟲祝告說：“百姓辛辛苦苦種的糧食全讓你們吃了，你們這是在坑害百姓。你們可知道你們這是在要天下百姓的命啊。百姓沒有過錯，如果要有過錯，責任也都在我，你們如果要是有靈性，隻該吃我的心，而不要傷害百姓。”祝告完畢，張嘴就要吞下蝗蟲，身邊的大臣急忙勸說：“皇上，別吃，吃下去要生病的。”太宗說道：“如果能以我的病痛換回百姓的糧食，我也就安心了。”說著，他就把蝗蟲吞了下去。太宗的舉動顯示出他的憂民之心。
唐太宗十分強調不違農時。因為災荒不是年年都有。所以唐太宗對有違農時的事情，一概以農時為主，其餘事情酌情調到另外時間去做，他認為農時一失不再來。例如，貞觀五年，就發生過與農時相衝突的事件。按陰陽家的說法：“皇太子將行冠禮，宜用二月為吉，請追兵以備儀注。”太宗以為二月正是春耕大忙季節，太子舉行冠禮會影響春耕，於是把太子的冠禮改在了十月，十月秋收已經完畢，足見他對不違農時的重視。
為了保證農業生產的順利進行，不耽誤農時，唐太宗還運用法律手段來保證這項措施的貫徹。《唐律》中指出“諸非法興造及雜徭役，十庸以上坐贓論”。《疏議》解釋：“非法興造，謂法令無文。雖則有文，非時興造亦是。若作池亭賓館之屬及雜徭役，謂非時科喚丁夫，驅使十庸以上，坐贓論。”這裏，所謂“非時興造”，就是農忙時候動工，違反農時，所以被視為“非法”，這項法令旨在杜絕官吏在農忙時動用民力。體現了唐太宗“不奪農時”與民休息的思想。
興修水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