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卡房更令川人聞風喪膽的，當數木籠。木籠是一種用實木製成的籠子，被處罰之人被驅入籠中後，既不能站，也不能坐，更不能躺，隻能半彎著身子，因此又稱為站籠或坐籠。這些被認為有罪的民眾被關進木籠後，“斷其水食，一日而斃”。這些慘死的民眾裏，哪怕真有犯下該當償命罪行的罪犯，對其施以這樣的刑罰也涉嫌不訊而誅的程序非正義，何況其中更多的不過是因為與鄉紳和保甲長有隙，即被誣扭送至州縣的。然而，對這種駭人聽聞的酷刑，“州縣習以為常，各上司恬不為怪”。
張集馨認為，在當時的各省中，四川刑名之繁重，甲於海內。但在酷吏們如此嚴刑竣法之下，執法者們照例在利益驅使下貪贓枉法：有的把強奸逼認為和奸，有的把仇殺說成是奸殺，有的把小偷小摸上升為江洋巨盜。成綿道徐有壬，在他的轄區內，不到半年，就處死了八十多人。有的人在行刑前，還預先重打二三千板子。至於雙流候補知縣毛某，吊打犯罪嫌疑人猶嫌不夠狠，有時竟然用大鍋蒸煮。張集馨評論說：“國家無此典章，而酷吏任意慘虐，羅鉗結網，不是過矣。”
如此殘酷慘烈的司法，隻能激起底層民眾對官員和政府的仇恨，隻能促使這座巨型活火山更早噴發。以簡州為例，此地一年之間發生的搶劫案多達三百餘起。當時的四川總督惡聞此類事件，“專務粉飾”，因此手下人也就報喜不報憂。雖然盜賊充斥，生民塗炭，但自總督到朝廷，都以為四川仍然是豐衣足食、人民恭謹、深沐皇恩的天府之國。
民多戾氣，基層不穩。苟全性命於如此亂世之下的民眾，與承平的盛世相比，沒有了自信、博大和寬容，多的是仇恨、凶狠和好鬥。可以說，道鹹時代的中國基層，彌漫著一股無法肅清的暴戾之氣。福建的漳州一帶，“其俗專以械鬥為強”，其中尤以下屬的龍溪、漳浦和雲霄三縣為最。當地人大多聚族而居，不同的宗族之間，相互綁票索贖，糾眾殘殺，是司空見慣之事。宗族之間冤冤相報，根本就沒有停歇之時。每逢兩個宗族之間發生械鬥，便像兩軍交戰一樣，先下戰書，定下日期，屆時，“大姓則合族相幫，小姓則合幫相助”。如果本族的壯丁不夠，就出錢到外麵招募雇傭兵。丈夫和兒子出鬥之時，妻子和母親不以為憂，反而喜笑相送，“不望生還”。有時候，父親受雇於甲方，兒子受雇於乙方，甲乙雙方一旦交鋒，父子均紅眼相拚，“若不相識”。至於在械鬥中的死亡者，則由主事者付給洋銀三十元——這就是當時一條人命的價錢，以張集馨在陝西糧道上的進項而言，他的年收入可以買斷兩千條人命。如果說這種合族械鬥尚是民間行為的話，那麼政府的舉措可謂離譜之極：械鬥時，政府坐山觀虎鬥，等到械鬥結束，政府必然出麵向雙方征收一筆費用，名為械鬥費。如果不肯交納，政府就會調集武裝人員前往洗莊，“房屋樹木，一概毀伐”。張集馨的前任告訴他，單是漳州一地，十一年之間發生的凶案，就多達九千餘起。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