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階段（約四十歲左右至壽終）入黃梅雙峰山聚徒修禪傳法，“再敞禪門”。道信應蘄州道俗之請，渡江進入黃梅雙峰山，蘄州道俗為他“造寺，依然山行”，道信見此處“有好泉石，即住終誌”。道信在雙峰山傳法三十餘載，“諸州學道無遠不至，刺史崔義玄往而就禮”，荊州四層寺法顯、神山寺玄爽等許多法師前來參訪問道，門徒多達“五百餘人”。以其所製《入道安心要方便法門》傳授門徒。唐貞觀年問，唐太宗四度詔道信赴京，均辭謝不往，表現出隱居山林之誌。唐高宗永徽二年閏九月四日，道信卒於雙峰山，臨終前語弟子弘忍為造塔，以示弘忍承其禪業之意。
道信以前的幾代禪師，在傳法方式上均以“遊化為務”。他們隨緣而住，“不恒其所”，“行無軌跡，動無彰記”，“隨其所止，誨以禪教”。道信改變“遊化為務”的傳統；入雙峰山“擇地開居；營宇立像，存沒有跡，旌榜有聞”（《傳法寶紀》），采取定居傳法的方式。這一傳法方式的改變，對禪宗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因為很明顯，“遊化為務”的傳法方式，禪師來去不定，很難發展門徒，因而從達摩到僧璨，其弟子寥寥無幾。道信定居雙峰山後，才出現“諸州學道無遠不至”，門徒多達五百餘人的盛況。一般說來，要形成一個佛教宗派，除了要有宗主和獨成體係的教義外，還必須有一定規模的徒眾團體。道信之前，由於“遊化為務”無法形成這樣的僧眾團體，隻有在道信定居雙峰山後，才形成這樣的僧團，因而才開始具備一個宗派的基本條件。為保障徒眾的禪修，道信在雙峰山開創了農禪並重的禪風。《傳法寶紀》載，道信每勸人曰：“努力勤坐，坐為根本。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饑瘡，即閉門坐，莫談經，莫共人語。”作即“作務”、“作役”，泛指一切生產勞動。“能作三五年，得一口食塞饑瘡”，說明道信及其門徒不是依賴官府供給或檀樾施舍，而是通過自己的生產勞動，解決饑寒問題。
按印度佛教風習，出家修道者不事生產，靠他人布施或沿門乞食為生。佛教傳入中國後，隨著寺院經濟的形成和僧侶的增多，宋晉時已出現了下層僧侶“或墾殖田圃”，“或商旅博易”，“或矜持醫道”等“肆力以自供”的現象（見《弘明集》卷六晉釋道恒《釋駁論》）。雖然如此，達摩及慧可、僧璨幾代禪師依然一直遵循印度佛教風習，奉頭陀行，苦行節欲，一衣一缽，乞食為生。道信在雙峰山實行農禪並重、自食其力，這在禪宗史上是一創舉。這一創舉，不僅解決了徒眾的吃飯問題，為徒眾的穩定和發展奠定了先決條件，而且有助於養成僧侶的勞動習慣，弱化對社會的依賴意識，減輕百姓的經濟負擔，因而在整個佛教史上都具有積極意義。道信開創的農禪並重、自食其力的風尚，為弟子弘忍及後來的禪師繼承發揚，成為中國佛教的一個優良傳統。弘忍提出“四儀（行住坐臥）皆是道場，三業（身口意）鹹為佛事”，把禪僧的一切活動（包括生產勞動）提升為禪修，為農禪結合、自食其力提供了理論依據。至百丈懷海，更將自食其力定為叢林規製。堅持“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在佛教上傳為美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