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論語》中，孔子極力稱道顏回，他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像顏回那樣的弟子，他在孔子門下修學，整天“如愚”似的不違老師的言教，但“退而省其私，亦足以發”，他就像《老子》中所說的那種上士一樣，默默地去實踐孔子的言教，也正因為如此，他聞一知十，居孔門弟子中的仁義之首。惟其如此，當顏回早死的時候，孔子感到非常地傷心，他失聲痛哭道：“噫！天喪予！天喪予！”而且，孔子還在回答季康子詢問門下“弟子孰為好學”時說：“有顏回者好學，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則亡”。從孔子對顏回的評價可以看出，顏回應當是孔門七十二賢人中的最佳弟子，因而，他的死亡引起了孔子無盡的悲傷。
孔子及其門人顏回的人生境界給了後世士大夫以深遠的曆史影響，到了宋代，由於禪宗的迅速發展，給當時的社會文化造成了巨大的影響，以致出現了“儒門淡泊，收拾不住”的局麵。也就在此時，宋儒為了挽救儒門衰敗的氣象，他們大膽地從禪門中吸收合理的思想，以豐富傳統儒學的思想體係。而在早期的理學大師周敦頤那裏，他就是從探索孔子與顏回等先聖的人生境界入手的。周敦頤的弟子程顥在回憶老師生前的教誨時說：“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這種“尋顏、孔樂處”，實質上就是對孔子、顏回的人生境界的一種尋根與探求。通過周敦頤等一代大師的首倡，再經後世幾位鴻儒的輾轉發揮，遂發展成為一個完整的理學思想體係。無論孔子、顏回等聖人當時的人生境界也好，還是後世理學家們所尋繹的那種境界也好，無疑都隻是體現了儒家士大夫的精神境界罷了。
孟子（約前372—前289）繼承並發揚了孔子的思想，進一步把儒家的人生境界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據《史記·孟子列傳》所載，孟子受業於孔子的孫子孔伋（字子思，作《中庸》）的門人，在學有所成之後，孟子先後事齊宣王等諸侯，但沒有得到重用。其間，孟子以其仁義之道去遊說梁惠王，卻被認為是“迂遠而闊於事情”，孟子最終也因政見不合而離開了梁國。孟子在曆遊了宋、滕、魏諸國而其主張卻無法得到當時諸侯的采用之後，隻得“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從《孟子》七篇的文字內容來看，處處體現了他以天下為己任的高度社會責任感（諸如“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同時也充分表現了孟子那種“舍身取義”的崇高情懷，尤其是他的那腔“浩然正氣”，則更是感化了後世的士子。通覽《孟子》，不但他對心性學說的闡述在中國哲學史上具有深遠的曆史影響，而且其民本思想更具進步的曆史意義。孟子認為人性本善，因此人人都可以成為堯舜那樣的聖人。當時有位名叫曹交的人對孟子的“人皆可以為堯舜”提出了疑問，孟子則諄諄告誡他說：
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有人於此，力不能勝一匹雛，則為無力人矣；今曰舉百鈞，則為有力人矣。然則舉烏獲之任，是亦為烏獲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夫徐行者，豈人所不能哉？所不為也。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子服堯之服，誦堯之言，行堯之行，是堯而已矣；子服桀之服，誦桀之言，行桀之行，是桀而已矣。
在這裏，孟子認為盡管人的能力大小存在著許多的差異，但他們的善性是本具的，因而是否為善，取決於人們是否去行善。孟子的這一思想不但做為激勵人們努力去實現“仁義”的動力，而且也對中國的禪學思想產生過一定的影響，劉宋時期的道生法師在研究涅槃學時，就受了這種思想的影響，從而倡導“佛性皆有”，主張人人可以成佛。生公的這一主張，也為後世禪宗在激發起學人自覺、自證的宗門教理上，起了奠基作用。從這一理念出發，孟子主張人們努力去實現自己的堯舜德行，從而達到“萬物皆備於我矣”的境界，因為，“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