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惲
一、蘇青做官
《古今》第29期黎庵的《編輯後記》說：“蘇青女士近方服務本市某機關，以女子現宰官身，必多所擘畫，以福我市民”。此期《古今》出版於1943年8月16日，則蘇青做官，當在1943年7月左右。這一期刊物中，蘇青還刊發了《談做官》一文，現身說法，頗有那種母雞生蛋後的喜悅和揭露官場黑暗的痛快。
蘇青是在離婚與失業之後，因周佛海妻楊淑慧推薦任上海市長的專員。時陳公博是上海市長，蘇青被陳公博拔擢為專員。據《上海特別市政府公報》第31期：“********32年7月1日茲任馮和儀為本府專員此令”，陳公博1943年6月19日寫給蘇青的信：“我想請你做市府的專員，但專員是沒有事做，也太無聊。派到各科辦事，各科習慣對於無專責的專員，時時都歧視。所以我想你以專員名義，替我辦辦私人稿件，或者替我整理文件。”信寫得很誠懇，讓她選擇：同是專員，是派到各科辦事還是在他身邊辦事。結果，蘇青選擇了前者，不是莫國康式的貼身秘書，而是派到各科專司核簽工作報告的專員。蘇青也並非不想在陳公博身邊，但因為有人及時提醒她危險，這裏麵有情場奪寵的利益，也有傍漢奸而帶來的陷阱，蘇青及時後退幾步，有她比較清醒的考慮。陳公博在信中還提醒蘇青：“但有一件事——不是條件——請你注意，最要緊能秘密，因為政治上的奇怪事太多，有些是可以立刻辦的，有些事是明知而不能辦的，有些事是等時機才可以辦的，因此秘密是政府內為要的問題。”然而蘇青在做官不久，就寫就了《談做官》一文，大爆其官場內幕，好像是那個喊破國王沒穿衣服的小孩。是蘇青忘記了陳公博的提醒？應該不是，在蘇青的眼中，《談做官》的內容不在陳公博提醒的範疇，文人的腦筋是聰明的，又是難得會糊塗的。那麼，《談做官》寫了些什麼呢？
首先，蘇青為做大官的人抱不平起來了。在她心目中，這位大官應該就是陳公博。她說，做了大官的人是寂寞的，沒有朋友，也不會有愛人，而且家庭也骨肉生疏，“烏眼雞似的”，感情破裂了，還得顧全臉麵。做了大官，連自尋樂趣的機會也沒有……這些話雖然沒有一定的針對性，但讀者很容易把這樣的描寫與陳公博對上號。說完這些，蘇青又指責起官場的弊害來了，她是聰明到一針見血的，然而這在大官們看來，真是可厭：官場存在這麼多弊害，不就是說上級官員不能興利除弊，革新政治麼？蘇青做官，不是什麼專員，仿佛倒是請了個監察官或評論員。我們可以設想，她既然敢於在《古今》上撰文喧嘩，則日常工作中心直口快，忍不住指指點點，應該不在少數。
蘇青在《談做官》結尾說：“官場如戰場，我希望將來能夠提倡女子做官，一定要比較清淨得多。”當她還沉浸在初為官員的喜悅中，陳公博卻忍不住了，勸她辭職了。陳對蘇青說：女人搞政治不合適，辭職後薪金照給。其實，陳公博想說的是，蘇青你不是做官的料。因為女人而搞政治的不是沒有，如汪精衛的夫人陳璧君，籠統說女人不合適，肯定不是由衷的話語。三個月不到，蘇青的官癮就這樣到了頭。
蘇青的《續結婚十年》寫於抗戰之後，所以她對出任市府專員的經曆故意作了回避，語焉不詳，畢竟這是可以認定漢奸的職務，她隻說收了“金世誠”的10萬元錢，並參加了幾次宴會，還在花園裏想：金總理是沒有靈魂的，和他們一起同流合汙……甚至連《談做官》這樣的文章，也一句不提及。可是《古今》中刊載著，沒有辦法抹去，而陳公博也是她心儀且感激的人物，蘇青是真誠感謝他的，日本投降後，她還甘冒危險，與陳公博作了告別。
二、蘇青與《江蘇日報》
1944年4月初，《江蘇日報》（出版地蘇州）因蘇青和柳雨生的要求而刊出一則《更正啟事》，內容如下：頃得柳雨生馮和儀兩先生先後來函稱：上月廿三日本刊《揮淚話人間》一文，關於風雨談與天地之銷路問題，查與事實不符，請予更正。茲特更正如上，並致歉意。此啟。
這是一個內容相當簡單，甚至可以說是簡陋的更正啟事，但我們略加回味，不難發現三點：蘇青居然也讀在蘇州發行的《江蘇日報》；其次，她很在乎維護自己編的刊物《天地》的發行量（印數）；還有就是，蘇青與《江蘇日報》新地副刊的編輯郭夢鷗寫過信。蘇青與《江蘇日報》的直接關係就這些了，該報報道和別人評論蘇青，屬於間接關係，此不置論。
蘇青這封更正信函的起因，源於畫家、散文家吳易生的一篇文章《揮淚話人間》。這個題目有點雙關，不僅話的是當前的社會人間，更主要還是話的他自己編輯出版的《人間》月刊。吳易生的名字使人聯想起唐朝的詩人白居易，白居易居甚易，吳易生偏生大不易，因此，他編輯《人間》月刊的經過，想起來就隻有邊揮淚邊追述了。在該文中，吳易生談到自己的《人間》創刊號（1942年4月）初印2千，後來又再版了3千，“銷路算得不錯”。到1942年9月出版《人間》第三期時，印數隻有1500了。吳易生很是感慨，順便說：“聽說《古今》銷路也慘，《天地》、《風雨談》，也是同樣命運……”這就是馮、柳兩先生看到的3月23日刊出的《揮淚話人間》中關於《天地》、《風雨談》的銷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