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孫子兵法》的首篇，在全書中具有提綱挈領的意義。它主要論述戰爭指導者如何在戰前正確籌劃戰爭全局以及在戰爭過程中怎樣實施高明作戰指揮的問題。孫子從“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這一基本認識出發，著重強調通過對敵我雙方現有客觀條件——“五事七計”的考察比較，以期對戰爭的勝負趨勢做出合乎實際的預測，並據此製定己方的戰略決策。同時孫子主張在把握敵我雙方政治、經濟、軍事以及天時、地利諸條件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戰爭指導者的主觀能動性，這就是在作戰中遵循和貫徹以“利”為宗旨的“詭道十二法”原則。“攻其無備，出其不意”，積極“造勢”，以確保己方在戰爭中牢牢掌握主動權，克敵製勝，實現自己的戰略目標。由此可見，本篇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視作孫子軍事思想的概述。
本篇篇題，宋本《武經七書·孫子》（據《續古逸叢書》影宋本，以下簡稱“武經本”）作“始計第一”，此處“始”字殆係後人因兵家有“先計而後戰”之說而附增，似不可取。所謂“計”，當是預計、計算的意思，《說文解字》釋“計”雲：“計，會也，算也。”這裏係指戰前的戰爭預測與戰略謀劃。宋本《十一家注孫子》曹操注：“計者，選將、量敵、度地、料卒、遠近、險易，計於廟堂也。”（以下凡引用《十一家注孫子》者，出處之注省略）這是現在所能見到的曆史上人們對本篇主旨最早而又十分準確的概括。
如同一首律詩有它的“詩眼”，一首樂曲有它的主題旋律，一部理論著作自然也有它的中心篇章，其在全書中起著提綱挈領、總攬全局的關鍵作用。《計篇》作為《孫子兵法》十三篇的首篇，也具有這樣的特殊地位，它的內涵十分豐富，思想非常深刻，字裏行間滲透著智慧的濃汁，篇內篇外飄蕩著勝利的靈魂，在某種意義上可以看做孫子傑出兵學思想的高度濃縮和精辟概括。
《計篇》的基本思想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戰爭的籌劃理論，二是戰爭的實施方法。前者是“體”，後者是“體”之“用”，“體”與“用”兩者有機結合，相得益彰，互為關係，相輔相成，從而奠定了孫子兵學體係的堅實基礎。
《計篇》的全部文字所反映的就是這樣一種凝煉而清晰的思想：怎樣籌劃戰爭，怎樣指導戰爭。說得再具體一點，便是在戰爭開始之前如何“算”，對敵我的實力對比、戰爭的勝負趨勢做到心中有數，“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在戰爭進行過程中如何“騙”，騙得對手暈頭轉向，摸不著北，處處被動，一步步走向失敗，即所謂“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
用兵打仗先要算計，這是最基本的常識。但是，計算哪些細目，怎樣進行計算，卻大有講究，差別非常大，這叫做“戲法人人會變，各有竅門不同”。一類是占卜算卦、裝神弄鬼的巫覘祝史，他們的算法最原始，但卻最神秘，即通過灼燒烏龜殼或者排列蓍草的方法，預測戰爭的吉凶，揣度勝負的歸屬。《史記·龜策列傳》稱它是“灼龜觀兆，變化無窮”，“卜筮至預見表象，先圖其利”。此外，星占、五行占、夢占、六壬、遁甲、太乙等，也是這一類算法中的節杈旁枝、支派衍流。這種算法通常叫做“卜筮”，主要流行於我國曆史上的夏、商、西周時期，顯然是古代宗教迷信觀念在軍事預測領域的反映。它依靠主觀想象，牽強附會，隨意比附，表麵上幽深奧妙，實際上卻荒誕不經，與其說是算計勝負，不如說是碰撞大運，算不準可以文過飾非，偶爾碰巧湊上了則不妨大大吹噓一番。先秦時期這類算法曾風靡千百年，秦漢之後雖然風頭不如以前強勁，但是在打仗的指揮官那裏還是很有市場的，隻要看看“順時而發，推刑德，隨鬥擊，因五勝，假鬼神而為助者”的“兵陰陽家”，儼然成為兵學四大宗派之一；《三國演義》中的諸葛亮亦人亦神；《水滸傳》中的公孫勝撒豆為兵，以及李淳風、袁天罡、劉伯溫等人的早識天機，神奇莫測，便可知用“卜筮”方法算計戰爭前景對於古代人們來說，有如“芝麻開門”的魔咒一樣，始終是有一定吸引力的。對人們的這種無知愚昧，可以悲憫，但卻無法改變。
儒家有關戰爭成敗的算法最富道德正義感，但同時也最為天真滑稽。在文聖人孔子和他的接班人“亞聖”孟子看來，決定戰爭勝負的關鍵因素是道義，所謂“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親戚畔之；多助之至，天下順之。以天下之所順，攻親戚之所畔，故君子有不戰，戰必勝矣”。而道義的核心，是民心向背，“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要收攏民心，取決於行“仁政”，搞“德治”。這是最強大的精神原子彈，威力無比，任憑爾有強大軍隊，任憑爾有快刀利劍，遇上我“仁政”這杆大旗，一定是望風披靡，潰不成軍！用孟子的話說，便是“以此可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可惜的是，儒家算計戰爭的方法屬於一相情願，曆史上沒有用空洞的道德仁義打贏戰爭的事例。那位憨態可掬的宋襄公曾經想這麼玩上一把，結果沒有玩成倒先把性命賠上了。由此可見，儒家的算法好比是“皇帝的新衣”，當古董作談資勉強可以，如果腦瓜發熱較真起來，那麼非出盡洋相不可。
法家的算法正好同儒家相反，最注重力量，最迷信暴力。它關於戰爭勝負的計算公式是，誰農業搞得好，誰就能組建一支強大的軍隊，有了強大的軍隊，加上用嚴刑峻法約束將士，用錢財官爵鼓勵將士，那麼就沒有打不敗的敵人，就沒有攻不下的城池，就沒有征服不了的國家。在嗜血成性的法家眼裏，戰爭是包治百病的良藥，是統治國家、穩定秩序、發展實力的捷徑，須臾不可離，片刻不可少，可謂拳頭出真理，刀劍定是非。應該說，法家的算法最是坦率，最是簡潔，沒有虛與委蛇的矯情，沒有欲說還休的扭捏，而是直奔主題，實話實說。它無疑有一定的道理，至少比起巫師神道的算法要正確，比起儒家之流的算法要真實。然而，正如常言所說，真理越過一步也就變成了謬誤。法家算法的致命傷在於它太單純迷信軍事實力了，而忽略了製約戰爭的其他要素，如民心向背、政治教化，等等。所以也許能暫時得逞於天下，“秦皇掃六合，虎視何雄哉，揮劍決浮雲，諸侯盡西來”；但往往因其後患過多而無法維係長久，免不了“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從根本的戰略利益衡量，法家有關戰爭勝負的算法同樣存在問題。
孫子的算法與上麵所說的各家算法都有不同。作為兵家的真正創始人和代表者（薑太公雖被後人尊奉為兵家“本謀”，但他有實踐而無理論體係傳世，隻能算作是兵家之先驅），孫子的思想最能體現中國人文傳統中的理性精神：不懂兵道，不會打仗，那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家就會殺上門來欺負你，生命財產難以保全，政權社稷危若累卵。但是，打仗可不是一件好玩的事情，既不輕鬆，也不愉快，它意味著鮮血的滾滾流淌、財富的灰飛煙滅，所以孫子要提出一個既能正視戰爭現實，又能減輕戰爭災難的戰略預測方案，它不同於巫史神祝的熱衷猜謎，也不同於法家之流的迷信暴力，更不同於老子、孔子的空談道德。有的隻是最普通最平凡卻又最實用最高明的計算公式。
這個計算公式就是所謂的“五事七計”，具體地講，就是從五個決定戰爭勝負的基本要素著眼，通過七個方麵的具體比較，對敵我雙方的戰略態勢優劣做出正確的評價，在此基礎上對戰爭的可能結果做出比較合乎實際的預測，並據此製定好自己這一方的戰略決策，這叫做“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
決定戰爭勝負的五個基本要素，孫子概括為道、天、地、將、法。“道”是政治條件，就是國內政治清明，上下和諧，在戰爭問題上，使高居廟堂的統治者和身處草莽的老百姓達成共識，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至少也要做到不唱反調，有意作梗。“天”與“地”，都是講戰爭的自然環境，要擁有有利的天時、地理條件，把握住戰爭的主動權。“將”，講的是軍隊的統帥問題，將帥作為一支軍隊的靈魂，他的素質才能直接關係著軍隊戰鬥力的發揮，正所謂“兵熊熊一個，將熊熊一窩”，“置將不慎，一敗塗地”，所以它理所當然成為衡量雙方軍事實力，預測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至於“法”，同樣十分重要，合理的編製，協調的配合，有力的保障，適宜的賞罰，是任何軍隊在軍事活動過程中須臾不可缺少的環節。我們很難設想，一群烏合之眾，沒有法紀的約束，做不到令行禁止，單憑血氣之勇，而能成就大事的。在這個意義上，三國時期大政治家、軍事家諸葛亮才這麼說：“有製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製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孫子把健全軍隊法製看做克敵製勝的基本保證。
近代普魯士著名軍事理論家克勞塞維茨在其不朽著作《戰爭論》中，曾把“決定戰鬥的運用的戰略要素”，區分為“精神要素、物質要素、數學要素、地理要素和統計要素”。孫子的“五事”實際上已經包含了克氏所列舉的戰略諸要素，進入了宏觀的大戰略思維層次，樹立了全局意識，這一點足以說明他的戰前預測和運籌是高於一般軍事家的。美國著名戰略學家柯林斯說：大戰略是在各種情況下運用國家力量的一門藝術和科學，如果單憑武力那將是十分愚蠢的。隻有政治、經濟、文化、心理、外交、社會全方位地配合起來，有機結合才能最終贏得戰爭的勝利。孫子的“五事”衡量法，說到底就是一門正確運用“國家力量”的藝術和科學，立足於軍事，又不局限於軍事，而是講道、天、地、將、法等綜合因素，是綜合能力的一種凝聚和歸納。作為真正的高明算法，它印證了一條普遍的戰略原則：“不足謀全局者，不足以謀一域。”因為全局能決定局部的成功與得失，而局部的成敗或得失有時並不能對全局起決定性的影響。孫子“五事”的奧秘正在於用全局的觀點來謀劃殘酷的戰爭遊戲。
如果說“五事”的重心在於戰前全麵了解敵我雙方的基本戰略要素，那麼，孫子講“七計”的宗旨則在於對這些戰略要素的優劣進行仔細周密的考察比較，“較之以計而索其情”。看一看究竟哪一方君主政治清明？哪一方將帥素質優秀、更有才能？哪一方擁有有利的天時地利條件？哪一方法令能夠貫徹執行？哪一方武器裝備堅利精良？哪一方士卒訓練有素、驍勇善戰？哪一方賞罰令行禁止、公正嚴明？正確估量敵我雙方的態勢，在此基礎上做出正確的判斷，定下正確的決心，製定正確的作戰方案。
從曆史上的戰爭實踐來看，孫子“五事七計”、預見勝負的戰略運籌思想，的確是定謀決策、用兵打仗的客觀基礎，就像唐代杜牧所說：“孫武所著十三篇，自武死後幾千載，將兵者，有成者，有敗者。勘其事跡，皆與武所著書一相抵當，猶印圈模刻，一無差跌”，是一個帶有普遍性的軍事規律，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的思想體係。對此可以舉出無數個具體戰略決策的例子來說明問題。
韓信著名的“漢中對”是對孫子“五事七計”理論的一個很好印證。秦朝末年，農民大起義推翻了秦王朝的殘暴統治，西楚霸王項羽憑借實力，號令天下，大封諸侯。劉邦被封為漢王，統治巴蜀、漢中偏僻之地。楚漢相爭，誰將執天下之牛耳？麵對楚強漢弱的現實，“漢初三傑”之一的韓信，以戰略家的深邃眼光對楚漢戰爭進行了預測。
楚漢戰爭爆發前夕，僻處漢中、巴蜀一隅的劉邦處於戰略上的劣勢地位，如何擺脫被動，扭轉己方在與項羽對峙中的戰略劣勢，逐鹿中原，贏得對天下的統治權，成為劉邦朝思暮想的最大心事。正在他計無所出、進退維穀的困難時期，韓信給他送上了一劑治愈這一心病的良藥，這就是著名的“漢中對”。
韓信既是能謀善斷的謀士，又是統兵作戰的良將。韓信始隨項羽，由於不被重用，後轉投劉邦，他對楚漢戰爭的基本態勢和發展趨勢有著清醒而深刻的認識，既看到楚強漢弱的客觀現實，肯定項羽在諸多方麵占有絕對優勢，同時，又能夠透過項羽強大的表麵現象看到其致命的弱點；既能看到劉邦雖然兵力上相對弱一些，又能看到他在政治上擁有真正的優勢，從而為劉邦製定了正確的戰略。
在“漢中對”中，深富韜略的韓信為劉邦全麵算計了軍事鬥爭的得失前景，透徹分析了楚漢雙方的戰略態勢。韓信認為，項羽的優勢有三方麵：一是驍勇善戰，“喑啞叱吒，千人皆廢”；二是“霸天下而臣諸侯”，地盤廣大，占有政治上的優勢；三是對部下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其食”。項羽的致命缺陷主要有六點：一是剛愎自用，“不能任屬賢將”，乃“匹夫之勇”；二是吝惜封賞，屬“婦人之仁”；三是“有背義帝之約”，失信於天下；四是任人唯親，“以親愛王，諸侯不平”；五是在地理上“不居關中，而都彭城（今江蘇徐州）”；六是誅殺無度，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由此得出結論，“其強易弱”。劉邦的優勢是：遵諸侯之約，先入關中，理應為關中之王，卻被項羽逐入漢中，秦民怨恨項羽而同情劉邦；劉邦入關後，與民約法三章，深得民心擁戴；在此基礎上，如能反項羽之道而行之，任天下勇武，封賞功臣，就會轉弱為強，無往而不勝。這就為劉邦戰勝項羽提供了可靠保證。通過對敵我雙方的綜合比較，韓信預見到劉邦由弱轉強、統一天下的樂觀前景：“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為處於逆境之中的劉邦樹立起必勝的信心。
韓信在正確分析和科學預測楚漢戰爭的基本態勢和發展趨勢的基礎上，為劉邦爭奪天下、完成統一提出了具有真知灼見的戰略謀劃。劉邦遵循著韓信提出的既定戰略，“部署眾將之所擊”，“明修棧道，暗度陳倉”，一舉攻占關中，並經過前後數年的血腥征戰，轉弱為強，最終大破楚軍於垓下，迫使曾經不可一世的西楚霸王項羽自刎於烏江之畔，奪取了楚漢戰爭的勝利，在累累白骨上建立起強盛的西漢王朝。
另一個例子是東漢末年曹操抗擊袁紹的官渡之戰的戰略決策。東漢末年，在黃河南北的廣大地區逐漸形成了袁紹、曹操兩大軍事集團。兩雄不能並立，雙方的決戰宛如箭在弦上，勢在必行。到了漢獻帝建安四年（公元199年）左右，袁紹已經基本占有了黃河以北的全部地區，擁兵數十萬，麾下謀士成群，猛將如雲，處於進可以攻、退可以守的有利戰略地位。他躊躇滿誌，顧盼自雄，決定同曹操豪賭一把，遂集結起冀、並、幽、青諸州十萬精兵，計劃實施南下進攻曹操大本營——許昌的方案，以實現其吞並中原的目的。這一消息傳到許昌，曹操不敢怠慢，馬上召集部將商議，認真謀算，運籌帷幄，來製定應付袁紹進犯的具體對策。曹操胸有成竹，一針見血指出袁紹一方的致命弱點：袁紹誌大而缺乏智謀，色厲而膽略不足，猜忌而沒有威望，兵多而不善指揮，將驕而各存私心，土地和糧食雖多，但都是為我所準備的，不過是我們的“運輸大隊長”罷了。謀士荀也接著指出：袁紹兵員雖多但不整治，謀士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武將審配專而無謀，逢紀剛而自用，這些人勢不相容，必生內變。大將顏良、文醜，匹夫之勇，可以一戰而擒殺！
曹操和他的部屬們從雙方主帥、將領、政策、武器裝備、士兵素質、組織紀律，以至賞罰等各個方麵作了詳盡的對比分析後，一致預測出這樣的結論：整個形勢有利於自己一方而不利於對手袁紹。在這一戰略預測的基礎上，曹操最後果斷做出決定：集中兵力，抗擊袁紹來勢洶洶的進攻。這樣就拉開了官渡決戰的帷幕。在戰爭過程中，曹操根據既定的戰略決策，靈活主動地打擊敵人，通過烏巢燒糧的奇招，一舉掌握作戰的主動權，終於奪取這場戰略決戰的勝利，進而統一了北方中原地區。顯而易見，曹操在官渡之戰中笑到最後，是他遵循孫子“五事七計”戰略預測和運籌思想的精神，在戰前算得精細、算得高明的自然結果。
再一個例子是東晉十六國時期，前秦天王苻堅發動淝水之戰的戰略決策。公元383年，前秦天王苻堅自恃兵多將廣，不顧群臣阻諫反對，親率百萬大軍，在東西長達數千裏的戰線上，水陸並進，聲言要“投鞭斷流”，企圖一舉吞並東晉，統一天下，然而卻最終在於淝水一帶（今安徽境內）舉行的同東晉軍隊的戰略決戰中全麵失敗。這一結局的出現，固然有苻堅在戰役中指揮不當的因素；但歸根結底，最重要的原因當是苻堅本人在戰前籌劃中主觀武斷，一意孤行，算法上出現嚴重失誤，不能用孫子“五事七計”的計算方法來算清和掌握敵我情勢，預測戰爭勝負前景。明明是絕大多數臣下不與自己“同意”，反對貿然進攻東晉，可他卻偏偏要執意南伐，做一統天下的美夢；明明是內部不穩，士氣低落，“兵眾”不強，慕容垂等異族部將懷有“他誌”，居心叵測，他卻偏偏要銳意輕進，企圖畢其功於一役；明明不熟悉南方地區的氣候條件、地理環境，不知道東晉內部的各種情況，水師力量遠不如對手，軍隊缺乏係統訓練，他卻偏偏要舍長就短，輕舉妄動。這樣便深深地埋下了失敗的種子，加上具體作戰指導上的失誤，於是就不可避免要“風聲鶴唳，草木皆兵”，上演喪師滅國、自殞其身的悲慘一幕了。這也恰好從反麵證實了孫子“五事七計”運算戰爭方法的高明卓越，表明對它的違背，必然會受到戰爭之神的應有懲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