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的中心思想是闡述如何結合實際情況進行戰爭的準備工作。孫子認為，戰爭對於人力、物力和財力有著巨大的依賴關係。這種內在依賴關係，在春秋時期生產力比較低下，戰爭規模、戰爭方式比較原始的特定曆史條件下，不可避免地決定了戰爭中“速”的極端重要和“久”的重大危害。鑒於這樣的認識，孫子明確地主張，在從事戰爭準備的過程中，必須明確樹立“兵貴勝，不貴久”的速戰速決指導思想，一再強調“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為了保證速戰速決作戰指導思想的實現，妥善解決戰爭需要與後勤補給困難之間的矛盾，孫子提出了“因糧於敵”的重要原則，主張在敵對國家境內就地解決糧草補給。同時孫子還主張通過厚賞士卒、善待敵俘等手段來壯大發展自己的實力，達到“勝致而益強”的目的。
作戰，始戰，即從事戰爭準備。這裏不是通常意義上的戰陣交鋒。作，始、開始的意思，同“乍”。《詩經·魯頌·之什》：“思馬斯作。”毛亨傳曰：“作，始也。”又，《荀子·致士》：“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張預注：“計算乃定，然後完車馬，利器械，運糧草，約費用，以作戰備。”最符合孫子本篇之主旨。應該說，孫子在“計篇”之後緊接著論述戰爭準備這一問題，充分體現了作者思想體係的內在邏輯性和係統性。
中國人的性格一向溫順平和。對他們來說似乎最不缺乏的，就是耐心，喜歡用時間換空間，像“隻要功夫深，鐵杵磨成針”、“君子報仇，十年不晚”、“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未到，時候一到，一切都報”之類的格言、諺語廣泛流傳，就是證明。所以，越王勾踐臥薪嚐膽，“十年生聚，十年教訓”，曆經千辛萬苦終於滅吳的做法，一直受到國人的推崇和頌揚。
然而，從軍事學角度來講，通過曠日持久同敵人拚消耗、拚意誌來完成戰略優劣態勢的轉換，最終贏得戰爭的勝利，畢竟是一種頗不情願但又無可奈何的選擇。如果自己方麵在實力上明顯占有優勢，又機遇偶合，那麼自然應該采取“快刀斬亂麻”的手段，幹淨利落地擺平對手，盡可能用最小的代價換取最大的勝利，這就是所謂的速戰速決。古今中外有頭腦的軍事家都遵奉這條原則，都把在盡可能短的時間裏打敗敵人，實現預定的戰略目標作為用兵打仗的理想追求。因為他們都知道一個普通的道理：一分鍾決定戰鬥的結局，一小時決定戰局的勝負，一天決定帝國的命運。軍隊的迅速機動和閃電般的衝擊永遠是真正的戰爭靈魂。所以《呂氏春秋》的作者把迅猛神速、進攻速勝看成是“決義兵之勝”的關鍵，明朝人尹賓商更是強調“時不再來，機不可失，則速攻之，速圍之，速逐之，速搗之”，認為如此這般，則“靡有不勝”。
當然，這種速戰速決思想的發明權不可能屬於西方人，而隻能屬於軍事謀略學的原生地——古代中國，更具體地說，兵聖孫武子就是進攻速勝論的首創者，他汲汲主張的“兵聞拙速，未睹巧之久也”、“兵貴勝，不貴久”，實際上已經十分精辟地概括了速戰速決理論的本質屬性。
孫子的速戰速決思想，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通過核算戰爭經濟成本後得出的基本認識。作為參悟戰爭禪機的軍事家，孫子充分認識到戰爭對人力、物力和財力有著巨大的依賴關係。這種深刻的依賴關係，在當時生產力比較低下，戰爭規模、作戰方式相對原始的特定曆史條件下，不可避免地決定了戰爭中速戰速決的極其重要和曠日持久的莫大危害。這一特點，要求戰爭指導者在從事戰爭準備活動的過程中，明確樹立起“兵貴勝，不貴久”的速戰速決指導思想，一切戰爭準備工作都必須緊緊圍繞這一中心來開展。
孫子不但是一位軍事學家，更是一位經濟學家。在他看來，戰爭不僅是智慧的角逐，同時也是國家綜合實力的較量。而在構成國家綜合實力的諸多因素中，經濟又占據特殊的地位，換句話說，經濟是從事戰爭的前提和基礎，是製約一切軍事活動的最主要物質因素。沒有充足的財力、物力，任何美好的戰略計劃都是空中樓閣，說白了便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饑。所以不能不算經濟賬，而經濟賬算下來，戰爭便不能不是速戰速決了，要求時間越短越好。
在孫子看來，戰爭是一場成本極其昂貴的“豪賭”：動用十萬部隊規模的軍事行動，花銷大得讓人吃驚，簡直是一個填不滿的無底洞，“日費千金”。在“丘牛大車”的農耕社會裏，沒有比興師動眾更花費錢財的事情了。如此高投入、高消耗的戰爭，一旦曠日持久，久拖不決，那麼它的後果必定是極其嚴重的，甚至是非常可怕的。孫子認為這種後果至少有三個方麵：
第一，戰爭曠日持久一定會導致國家財力物力的巨大消耗。國家經濟資源再豐富，也承受不起長期戰爭所帶來的巨大支出，“久暴師則國用不足”，“力屈財殫，中原內虛於家。百姓之費，十去其七；公家之費，破車罷馬，甲胄矢弩，戟楯蔽櫓，丘牛大車，十去其六。”金山銀山，也經不得“坐吃山空”，老是打仗，老是用兵，國庫當然空空如也，銀子流水一般花掉，國家的建設還搞不搞？朝廷的前途還要不要？這顯然是一樁十分不劃算的買賣。
第二，戰爭久拖不決勢必會進一步加重普通老百姓的負擔，激化社會各種矛盾。國家的財富從哪裏來，自然不是從天上掉下來，從來沒有天上掉餡餅的好事，說到底還是從老百姓身上征收來的，所謂“羊毛出在羊身上”。打仗打久了，國庫空虛了，可還想打下去，怎麼辦？唯一的出路，便是加大對老百姓的搜刮力度，“財竭則急於丘役”，把戰爭負擔轉嫁到平民百姓身上。而那些不法奸商也會乘機哄抬物價，大發戰爭橫財，“近於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使得底層民眾“屋漏偏逢連夜雨，船破更遇頂頭風”，雪上加霜，苦不堪言。肚子裏怨氣積多了，遲早有一天會宣泄出來，這樣就會激化各種矛盾，導致尖銳的社會危機。這在曆史上是有很多例子的：漢武帝長期對匈奴用兵，“海內虛耗，戶口減半”，結果麵臨民眾暴動的威脅：“盜賊滋起……大群至數千人，擅自號，攻城邑，取庫兵，釋死罪，縛辱郡太守、都尉，殺二千石”；隋煬帝遠征高麗，勞民傷財，導致隋末階級矛盾的高度激化，最終釀成隋末農民大起義的爆發等，便是證明。如此看來，戰爭曠日持久絕對不是一樁好事。
第三，戰爭時間久了很容易使國家陷入多麵受敵、兩線作戰的被動局麵。俗話說“螳螂捕蟬，黃雀在後”，“鷸蚌相爭，漁翁得利”。要知道，春秋戰國是諸侯林立、列國紛爭的分裂動蕩時代，諸侯國之間關係十分複雜。在這種情況下，如果某一個國家長期從事征戰攻伐，暴師在外，導致國內防禦空虛，實力銳減，那麼就會給原先坐山觀虎鬥的第三國提供可乘之機，最終使得自己陷入多線作戰的不利處境，即所謂“夫鈍兵挫銳，屈力殫貨，則諸侯乘其弊而起”，而這樣的危險局麵一旦形成，那麼即便是有十個諸葛亮、一百個劉伯溫也無法挽回了，“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這叫做“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活”。從曆史的情況看，春秋末期吳國的衰亡，戰國中期魏國的沒落，都是明顯的例子。吳王夫差的窮途末路，讓對手勾踐逼得在姑蘇台上自殺身亡，原因固然很多，但他好大喜功，長期窮兵黷武，追逐“圖虛名而處實禍”的霸權，多線出擊，傾全國之師北上與齊、晉等大國較量高下，造成“鈍兵挫銳，屈力殫貨”，以至為世仇越國所乘隙蹈虛，慘遭敗績，無疑是其中最主要的因素。而戰國時期魏國霸權的中衰，也實與魏惠王愛麵子不愛裏子，戰略眼光短淺，多方樹敵，陷於東西兩線作戰困境，最終為齊國所趁，一敗於桂陵，再敗於馬陵，喪師辱國，破軍殺將有直接的關係。可見，要想避免出現“諸侯乘其弊而起”的糟糕局麵，最好的辦法，是盡可能地縮短打仗的時間，在別人還沒有反應過來的時候，已經迅速地把所有事情擺平了。
為了確保速戰速決作戰指導思想的實現，就需要解決戰爭消耗巨大與後勤補給困難之間的矛盾。為此，孫子提出了“取用於國”、“因糧於敵”的軍事後勤保障原則。眾所周知，後勤保障是軍隊戰鬥力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重要的戰略因素，它直接關係到戰爭的勝負，孫子對此是有深刻認識的。所謂“取用於國”，就是主張武器裝備由國內提供。這是因為，（1）士兵對戰場上使用的兵器必須事先熟悉其性能，長短輕重適用，能掌握其特點，這樣使用起來才能得心應手，殺敵製勝。（2）武器裝備直接為敵國兵庫所收藏和控製，不能像糧秣那樣可以隨時就地征發。受這兩個基本因素的製約，所以武器裝備最佳的保障途徑乃是“取用於國”。所謂“因糧於敵”，就是指在敵國境內就地解決糧餉補給的後勤保障原則。孫子認為，軍糧問題生死攸關，然而假如采取“千裏饋糧”的方式來解決補給問題，實在是弊大於利，既造成民窮國困，又導致物價飛漲，從而引起“內外騷動”，埋下社會動亂的種子。所以，“千裏饋糧”乃是不得已的選擇，正確的做法應該是“因糧於敵”。
打仗在很大程度上是打後勤，當年諸葛亮六出祁山卻大多無功而返，固然有戰略指揮失誤的問題，包括重用了不該重用的人（馬謖），沒有采納魏延提出的大膽從子午穀突襲長安的作戰建議等。然而更主要的原因恐怕還是後勤補給無法跟上，餓著肚子支撐不住，不得已隻好“糧盡退兵”。盡管也造了木牛流馬來運送糧草，但畢竟杯水車薪，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所以古代兵家都把搞好軍事後勤保障看成是克敵製勝的重要前提，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便是這種認識的形象表述。
“民以食為天”，在整個軍事後勤保障體係中又以糧食的補給供應為首要條件。中國自古以農立國，農耕經濟方式影響人們的思維，把填飽肚子作為生存的基本要義，“無糧則亡”，糧食問題在軍事後勤乃至整個戰爭過程中始終占有最突出的地位，軍事後勤是否成功，戰爭準備是否充分，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糧食是否供應得上，是吃香軟的幹飯還是喝“堅硬的”稀粥，所以說“用兵製勝，以糧為先”。曹操一把大火燒掉了袁紹存放在烏巢的軍糧，袁紹數十萬大軍頓時不戰自潰，袁紹也就徹底玩完了。張巡守睢陽城，一旦糧食吃光，即使是殺了自己的小老婆，把肉分給戰士吃，依然是無濟於事，睢陽城還是落入了安史叛軍的手中。可見，斷炊絕糧是軍隊打仗的大忌，克敵製勝必須以有飯吃為前提。
怎樣解決軍隊的吃飯問題，孫子出的主意是四個字：“因糧於敵”。他算了一筆賬，千裏饋糧成本太高，很不劃算。“食敵一鍾，當吾二十鍾；稈一石，當吾二十石。”所以正確的方法是在敵國境內就地解決軍糧供應問題，以戰養戰，來維係戰爭機器的正常運轉。
至於“因糧於敵”的具體手段，孫子也非常坦率地提了出來，這就是“重地則掠”，“掠於饒野，三軍足食”，“掠鄉分眾”等。一個字便是“搶”：搶對方田地裏長的莊稼，搶對方牧場上放的牛羊，搶一切可以用來填飽自己肚子的東西。手段很單純，目的很簡要，就是要讓對手當自己的“運輸大隊長”，恰如賀綠汀《遊擊隊員之歌》中所謳歌的那般：“沒有吃，沒有穿，自有那敵人送上前；沒有槍，沒有炮，敵人給我們造。”孫子認為，縱兵大掠，搶得快，搶得好，至少有三層好處：一是縮短了補給線，減少了損耗率，大大節省了本國糧草開銷與運輸成本，也有效減輕了本國民眾的戰爭負擔。二是有力地削弱了敵人的後勤補給能力，從根本上打擊了敵人用以支持戰爭的經濟潛力，彼消而我長，速戰速決有了更大的希望。三是補給上更有了及時性，就地搶糧要比路遠迢迢運送糧草來得方便、迅捷，從而使捕捉戰機、掌握戰爭主動更有了保障。
也許有人會覺得孫子公然鼓吹縱兵搶掠不人道，太殘暴，但這無疑是按道德家的標準來要求孫子，其用心是好的，可實際上卻行不通。孫子不是文質彬彬的道德君子，而是以功利追求為目標的兵學家。對於孫子來說，衡量一位軍事家是否成功的標誌，不是虛無縹緲的仁義道德，而是實實在在的軍事勝利。與其虛仁假義標榜自己的高尚道德，不如直截了當、幹脆利索地坦白自己的克敵製勝之道。隻要能達到自己的戰略目的，又何妨使用有傷大雅的手段，搶掠不合人道，但卻能有助於戰爭的取勝；仁義合人道，但卻解決不了戰爭後勤的實際需要，所以也隻好是“以菩薩心腸，行霹靂手段”了。實在用不著“猶抱琵琶半遮麵”，圖虛名而處實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