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孫子兵法》的第八篇，文字篇幅在全書中雖然屬最短小的一篇，但思想十分深邃，文辭雋永優美，富有深刻的哲理，對於人們從事任何社會活動都富有重要的啟示價值。其中心命題，是闡述了在作戰過程中如何根據特殊的情況，靈活變換戰術以贏得戰爭的勝利，集中體現了孫子隨機應變、靈活機動的作戰指揮思想。孫子主張將帥應該根據五種不同的地理條件實施靈活的指揮，並明確提出以“五不”為中心內容的隨機應變處置軍事問題的基本原則。要求將帥必須做到全麵、辯證地看問題，見利思害，見害思利，從而趨利避害，防患於未然。孫子還深刻地闡述了有備無患的備戰觀點，指出不能寄希望於敵人“不來”、“不攻”，而應該立足於自己做好充分的準備，具備堅強的實力。為了真正貫徹“九變”的靈活作戰指導原則，孫子特別重視將帥隊伍的建設，所以在本篇的結尾處，孫子語重心長地叮囑身為將帥的人：要防止自己性格上“必死”、“必生”、“忿速”、“廉潔”、“愛民”五種缺陷，避免導致“覆軍殺將”。
《九變篇》重要軍事觀點主要有以下幾點：
1.以“有所不由”等“五不”措施為基本內容的作戰原則
這是“九變”問題的主旨之所在。靈活機動，應變自如，這是軍事活動所應遵循的根本原則，是戰場上奪取主動權、殺敵製勝的重要保障。整部《孫子兵法》都貫穿著這一精神，而《九變篇》則集中闡述了這方麵的具體要求以及方法。
孫子認為將帥應該根據五種不同的地理條件實施靈活的指揮，並明確提出以“五不”為內容的隨機應變處置軍事行動的具體要求，即“有所不由，軍有所不擊，城有所不攻，地有所不爭，君命有所不受”。強調隻有精通各種機變的方法，方能充分發揮軍隊的戰鬥力，才算是真正懂得和掌握了用兵之道。
應該指出的是，貫穿於整個“五不”原則的紅線，乃是樸素辯證法的精神。它的實質含義，是要求戰爭指揮者透過現象看本質，綜合比較，深入分析，權衡利弊，唯利是動。假如權衡後得出的結論有礙於實現戰略目標，損害到根本利益，那就必須舍棄眼前的小利，不汲汲於一城一地的得失，暫時放過某些敵人，留待日後時機成熟後再去解決。如果國君的命令不符合實際情況，不利於軍事行動的展開，那麼就應該本著“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民是保，而利合於主”的態度，拒絕執行。這樣做表麵上似乎是違背了常理，否定了成規，實際上相反，乃是更好地遵循了軍事鬥爭的基本規律，有利於最大限度地爭取主動，奪取戰爭的勝利。因此應充分加以肯定。曆史上夫差強爭中原釀覆亡，馬援誤擇險道致兵敗，岑彭長驅入蜀擊公孫，李淵不攻河東入關中，嶽飛君命不受進中原，就從正反兩個方麵對孫子“五不”為中心的機變思想作出了具有說服力的實戰詮釋，對今天的軍事家來說，仍不無一定的啟示意義。
2.見利思害、見害思利的辯證思維方法
稍早於孫子的大哲學家老子曾講過這麼一句充滿辯證哲理的話：“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所伏。”意思是事物之間具有普遍聯係的特征，即使是在同一事物的內部，也存在著不同傾向相互對立、互為滲透的屬性，利與害互為依存，互為轉化，任何事物都是矛盾的對立統一。
軍事鬥爭的性質也沒有例外。孫子作為清醒的樸素唯物論者，對此有著深刻的認識。在他眼裏，勝利和失敗僅僅是一線之隔，勝利中往往隱藏著危機，而失敗裏也常常包含著製勝的因素。因此他要求戰爭指導者要善於保持清醒的頭腦，盡可能做到全麵辯證地觀察問題，正確地處理戰爭中的利害得失，趨利避害，防患於未然，製勝於久遠。
孫子講“雜於利害”，除了辯證看待利害之外，還有一層重要的意思，這就是怎樣正確處理眼前利益與長遠利益的關係。利有大利，有小利，有眼前之利，有長遠之利，這是根本與枝節、實質與表麵的關係問題。作為一個有哲學頭腦的成熟戰爭指揮者，不能見了利便熱血賁張，直奔主題，而應該先分清它的主次本末，再作主張。總之，“撿了芝麻，丟了西瓜”是非常愚蠢的做法，隻有設法加以避免，才算是取得了談戰略、論戰法的進門資格。
孫子說：“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這裏講的正是爭取掌握長遠之利、根本之利的問題。有的戰爭，從表麵戰果統計來衡量，算是打勝了，可是在勝利表象的背後，孕育著新的危機，留下了無窮的後患：“殺敵一千，自損八百”，師勞民疲，禍不旋踵。所以孫子“雜於利害”的觀點啟迪所有戰爭指揮者：眼前利益和長遠利益要統一起來。兩者發生衝突時，必須以長遠利益為歸宿，枝節服從根本，短期服從長期，眼前服從長遠，局部服從全局，戰術服從戰略。
春秋曆史上晉楚爭霸的鄢陵之戰，就是在這方麵具有極強說服力的例子，而晉國大臣範文子洞察入微，參悟長遠戰略利益與眼前戰術得失之間的關係，更在中國軍事學術發展史上寫下了濃彩重墨的一筆。
眾所周知，晉楚爭霸是整個春秋曆史的關鍵節目。而在晉楚爭霸戰爭史上，城濮之戰、邲之戰、鄢陵之戰又各具裏程碑式的意義：城濮之戰使得晉文公“取威定霸”，一躍而成為中原地區的霸主，“口含天憲”，號令諸侯，使楚國在很長時間裏北進中原的勢頭受到遏製。而邲地之戰的結果是楚莊王“一鳴驚人”，兵進中原，陳師周疆，問鼎之輕重，儼然取代晉國而為諸侯之伯。鄢陵之戰則是晉、楚這兩個“超級大國”爭霸戰的第三次，也是兩國軍隊最後一次主力大會戰。是役晉勝楚敗的結局標誌著楚國對中原的爭奪從此走向頹勢，晉國卷土重來，再一次對老對手楚國形成明顯的優勢，其霸業發展到了鼎盛的階段。
按常理說，範文子作為晉國統治集團核心成員之一，應該對自己國家的大獲全勝感到由衷的歡欣鼓舞才對。的確，把多年的勁敵楚國殺得大敗虧輸、潰不成軍，使鄭、宋等中小諸侯國紛紛叛楚附晉，改換門庭，實實在在是一件揚眉吐氣、極有麵子的事情！然而，實際上的情況完全不是這樣，範文子從一開始就反對晉國從事這場戰爭，而戰爭的高奏凱歌，也同樣不能激起他的興奮和快感。
早在進行鄢陵之戰戰略決策之時，範文子就明確表示不讚成己方向楚國開戰。他的主要理由是，晉國的憂患在內部而不在外部：“我偽逃楚，可以紆憂……我若群臣輯睦以事君，多矣。”指出晉國現在之所以還能保持內部團結，上下齊心，就是因為有強敵楚國的存在，既然如此，那麼還不如保留楚國這個外患來為晉國造福，“唯聖人能外內無患。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盍釋楚以為外懼乎！”反之，一旦打敗了楚國，大家覺得去了外患就會高枕無憂，內部遲早會爭權奪利鬧分裂。所以，他一再主張避免和楚軍進行正麵交鋒。應該說，他的這個認識與後來孟子“無敵國外患者，國恒亡”的見解相一致，也與晉國當時的社會政治生態局麵相符合。遺憾的是，晉國當時的執政者（領導核心）、中軍主帥欒書卻是戰略目光短視而又自我感覺良好、自以為是的庸人，他隻看到表麵上對晉軍有利的作戰形勢，認為同楚軍打仗有勝出的把握，堅決主張早打，大打，一仗決出雌雄。戰略意識同樣平庸的晉厲公采納了欒書的意見，於是大舉興師，與楚軍在鄢陵地區擺開陣勢，殺個昏天黑地，日月無光。
從表麵上看，鄢陵一戰如欒書之流所料是晉軍打贏了。這當然使得晉國上下雀躍歡騰，載歌載舞，把酒慶祝，論功行賞。然而頭腦異常冷靜的範文子並不為這種勝利的表象所迷惑，仍然堅持自己的初衷，麵對著晉軍自鄢陵凱旋而歸的熱鬧場麵，他不但沒有感到絲毫高興，反而更加憂心忡忡、寢食不安，認為內亂就要爆發，大禍就要臨頭，甚至希望自己快點離開這個人世，以躲避這場劫難。他說：“君驕侈而克敵，是天益其疾也。難將作矣！愛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無及於難，範氏之福也。”
形勢的發展果真證實了範文子的戰略遠見。晉國的霸業達到輝煌頂點之時，也正是晉國衰落的命運萌芽之始。晉厲公取得鄢陵之戰大捷後，認為已沒有外患對自己構成威脅，於是就掉轉矛頭，集中精力對付國內的強卿大宗，“晉厲公侈，多外嬖，反自鄢陵，欲盡去群大夫，而立其左右”。誅殺“三郤”，剝奪欒氏、中行氏的權力。由於這些舉措嚴重觸犯了強卿大宗的既得利益，於是晉國內部各種矛盾迅速激化，政治動亂隨之爆發，晉厲公的親信胥童等人喪命刀下，厲公本人也最終走上人生不歸路，嗚呼哀哉！這場殘酷血腥的內部動亂，使得晉國在鄢陵之戰後所取得的相對戰略優勢很快化為烏有，也導致晉國的政局長期處於動蕩不安之中。日後雖然也曾短暫出現過“晉悼公複霸”的曆史場麵，但畢竟是強弩之末，回光返照了。從某種意義上說，後來齊、晉盟國關係破裂，晉公室一蹶不振，乃至最終導致“三家分晉”格局的形成，都可以從鄢陵之戰看出端倪。由此可見，範文子有關鄢陵之戰的認識，的確是極其寶貴的戰略遠見，所謂“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可惜的是，他的戰略遠見未能為戰略決策者所重視，“有意栽花花不發”，枉費了他的一番良苦用心。否則，整個春秋戰國的曆史或許可以重寫。
這裏，範文子看到的是長遠利益，其觀察問題的角度是“雜於利害”；而晉厲公和中軍帥欒書看到的是眼前利益，思維方式是單向、直觀的，結果讓暫時的表麵的利益遮蒙了自己的理智，做出極其錯誤的戰略抉擇，損害了根本的戰略利益。由此可見，脫離長遠的利益去追求一時的成功，是多麼的危險，是何等的愚蠢！
“雜於利害”，還要求戰略決策者妥善處理道德與功利的關係，即做到義與利的高度統一。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而儒家是非常討厭談論功利的，“恥於言利”。孟子見梁惠王，第一句話便是“王何必言利，亦有仁義而已矣”。他的前輩孔老夫子也說：“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宋朝那些理學家，像程顥、程頤、朱熹等輩，更進一步，開口閉口“存天理，滅人欲”，“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而兵家是不信這一套鬼話的，不但不信，還要奚落、挖苦。他們把追求功利放在第一位，“兵以利動”，這當然是對的，不像儒家那樣“迂遠而闊於事情”，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義與利應該完全對立，水火不容，而是應該有機統一起來，見利思義，見義思利，這也是“雜於利害”的應有之義。否則打破了道德的最後底線，必然是為非作歹，百無禁忌，“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所有的掩飾都不要，所有的招牌都打碎，人欲橫流，利令智昏，其實隻會對贏得真正的利益造成障礙，到頭來因小而失大，得不償失。法家的沉淪就是典型。法家是最講功利的，按他們的觀點，人與人之間都是鉤心鬥角、彼此利用的勢利關係，“君懸爵祿與臣市，臣鬻智力與君市”，可是以勢利相交，必定是利盡而交隨之中絕。然而恰恰是這種“算計之心”、“自為之心”的張揚，使得人與人之間關係的極端緊張、衝突迭起，連法家內部也不得安生，師生反目，同門相殘，韓非子被同窗好友李斯活活整死，便是證明。過於言“利”，結果不是別的，就是法家在後世學統不彰，聲勢消沉。可見“雜於利害”考慮問題，“利”與“義”就應該協調、統一，可以分出軒輊，區別主次，但不可以一筆抹殺其中的任何一個。像儒家那樣做謙謙君子固然大可不必，但是“義”作為一種補充，一種價值觀，也不可以徹底拒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