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主要論述軍隊在不同的地理條件下如何行軍作戰、如何駐紮安營以及怎樣根據不同情況，透過具體表象看本質，觀察、分析、判斷敵情，從而作出正確應對之策等一係列問題。孫子認為，“處軍相敵”是作戰指揮中的重要問題，事關戰爭大局，強調指出在行軍作戰中，首先要將軍隊處置好，而“處軍”的重要內容，便是要善於利用有利的地形，避開不利的地形。為此他列舉了山地、江河、沼澤、平原等四種地形的不同處軍原則，並進而將利用地形的基本特點歸納為“凡軍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養生而處實”。這是孫子對前人和當時利用地形經驗的科學總結。在“處軍”得宜的前提下，孫子強調“相敵”的重要性，即主張充分了解敵情，正確分析判斷敵情。他從實戰經驗中概括出三十餘種偵察判斷敵情的方法。這些概括的特點就是透過現象看本質，體現了孫子軍事思想中的樸素辯證法色彩。孫子在本篇中還提出了一個重要的作戰指導思想，即認為打仗並非兵力愈多愈好，而關鍵在於能否集中兵力（並力），準確判斷敵情（料敵），爭取人心（取人）。反對少謀無慮、輕敵冒進。同時，孫子還扼要論述了治軍的基本原則：“令之以文，齊之以武”，主張教罰並用，寬嚴結合，以求得“與眾相得”，奪取戰爭的勝利。
孫子不但是偉大的戰略學家，而且也是一位了不起的戰術大師。《行軍篇》的價值就在於從戰術的層次說明了孫子用兵布陣的傑出才能。
1.關於“處軍”之法
自古至今，凡是興師作戰，止則為營，行則為陣，行軍、立營同布陣打仗就像一根藤上的兩隻瓜，關係實在太密切了，所以曆來受到軍事家們的重視，《司馬法·嚴位》就說“舍謹兵甲，行慎行列，戰謹進止”。行軍混亂一片，駐紮隨便湊合，布陣毫無章法，那麼這仗沒打，便先輸了一大半。孫子懂得其中的奧妙，所以他重視“處軍”（即在不同地形條件下行軍、駐紮、布陣的具體對策），成為中國曆史上係統論述“處軍”原則的第一人。
孫子以為，“處軍”從表麵上看起來是婆婆媽媽的瑣碎事情，其實平凡之中蘊涵高明，是一點也不能馬虎的。它事關主動權的把握，事關戰爭勝負的大局，所以是作戰指揮中需要重點解決的問題，隻有優先把部隊安排妥當，才有可能進一步討論戰術、研究打法，否則，一切便無從談起，就傻乎乎在那裏等敵人來收拾自己吧。
當然，單純有“處軍”得宜的善良願望是不夠的，必須有正確的方法、途徑才能達到妥善“處軍”的目的。孫子把注意力完全放置在“處軍”正確措施的歸納和總結上。他認為，“處軍”的重點內容和基本要求，便是要善於做到根據不同的情況，靈活機變地貫徹有針對性的方法和措施，利用有利的地形，避開不利的地形。為此，他一一列舉了軍隊在山地丘陵、江河湖泊、沼澤泥潭以及開闊平原等四種不同地形條件下行軍、駐紮、布陣的原則和要領，並且進而將利用地形而“處軍”的基本特點給歸納了出來，這就是：安營紮寨也好，行軍布陣亦罷，都要搶占幹燥的高地，躲開潮濕的窪地；據有向陽的地方，放棄不見光的環境；駐紮在靠近水草的地區，軍需供應充足，將士百病不生，從而保證軍隊能夠克敵製勝。強調指出，這才是掌握主動、立於不敗之地的前提條件，“此兵之利，地之助也”，所以不可不加以充分的重視、巧妙的掌握。
孫子的這些看法，由於講得正確，講得到位，合乎軍隊行動的一般規律，因此受到後人的普遍重視，“一犬吠影，百犬吠聲”，好多兵學家在他們的著作裏也和孫子保持同一論調。如《武經總要·前集·製度》的作者就說：“頓舍必就薪水，畜牧必依芻草。一事不備，則自投於死，安能獲寇哉？”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外國不少有名的軍事學家同樣重視安營紮寨、行軍布陣的重要性。比如若米尼（又譯約米尼）在他的名著《戰爭藝術概論》一書的“軍隊行軍宿營和冬季宿營”章節中，就論述了類似孫子“處軍”的命題，在戰爭期間，不論是行軍時，或是在執行監視任務時，或是在待機恢複進攻時，軍隊都完全需要在所占領的戰略位置上保持集中宿營。這種位置的選擇，要求軍隊主帥要善於計算，能夠判斷出敵人可能造成的威脅。軍隊必須占領足夠廣大的空間，以便獲得充足的給養，但同時又必須保持戰鬥力，以便能迎擊敵人可能發動的攻勢。這位若米尼先生的言論，聽起來很拗口，很別扭，但意思還是清楚的：即軍隊該怎樣部署和展開。它同孫子的話不同而理相似，可見古今中外對於重視地形以部署展開軍隊的看法是一致的。
孫子的“處軍”原則，也被曆史上眾多的戰爭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作戰要領，絕非浪得虛名。譬如江河湖泊地帶的處軍作戰之法，“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濟而擊之”雲雲，就很有實際的價值。所謂“半濟而擊”，即是趁著敵人正在渡河的時候，冷不防地發起攻擊，來爭取主動，贏得勝利。春秋時期宋楚泓水之戰中，貴族風度十足的宋襄公拒絕大臣子魚的意見，不肯玩落井下石的把戲，沒有乘楚軍橫渡泓水之時擊鼓進攻，結果吃了大虧，敗得一塌糊塗，這種遷腐而又自負的表現，從反麵證明了“半濟而擊”原則的正確性。而在吳楚相舉之戰中，吳軍在取得第一場會戰的勝利後，對楚軍實施戰略追擊，終於在清發水一帶趕上了撤退逃跑中的楚軍。這時，吳王闔廬接受了他的兄弟夫概的“半渡而後擊之”建議，再次大破楚軍，擴大了戰果，為進入楚國都城郢都掃清了障礙。這個例子，又從正麵證明了“半濟而擊”原則的重要價值。
當然，對孫子我們也大可不必迷信，他提出的一係列“處軍之法”，隻是一般的作戰原則罷了，要真正充分發揮它的作用，完全有待於軍事指揮員根據戰場的情勢，來靈活掌握運用。譬如楚漢戰爭時期，漢軍統帥韓信在破趙之役中背靠綿蔓水布列陣勢的做法，單單從表麵上看起來，人們會覺得這根本不合通常的“處軍之法”。因為一般的部署軍隊的原則是要求做到“前左水澤，右背山陵”，而眼下韓信卻是反其道而行之，變成“右背”水澤了。可是實際的戰爭進程出乎所有人的意料：韓信通過自己天才的指揮，殺得二十萬趙軍片甲不留，隻用了一個早上的時間，就滅掉了趙國。這個事實表明，“處軍”上的種種原則，如同孫子的其他作戰方法一樣，是真理而不是教條，絕對不應該死守拘泥。否則就會像那位空頭理論家馬謖一樣，落得個“畫虎不成反類犬”、“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場。當年，馬謖奉諸葛亮之令，統率蜀軍精銳進駐街亭，與魏軍周旋。在駐紮部隊時，馬謖棄戰略要道於不顧，將部隊駐紮在街亭周圍的一座土山上。這樣做，似乎是同孫子的“處軍之法”原則相吻合的，“視生處高”嘛，所謂“好高而惡下，貴陽而賤陰”。馬謖自己也躊躇滿誌、豪情萬丈：“以高擊下，勢如破竹！”可結果呢，張郃統帥的曹魏軍大兵一到，切斷蜀軍水源，將整座小山團團包圍起來後，馬謖便完全沒招了，一仗下來，不但沒有能“以高擊下”，創造奇跡，反而輸得慘不忍睹，使諸葛亮第一次出祁山、北伐中原的軍事行動不得不窩窩囊囊收場。馬謖這個禍闖得真不小，在戰後受到軍法的嚴厲製裁，丟掉自己的腦袋，這的確也是活該！這件事也讓我們悟出這麼一個道理：僅僅知道兵法的條文，即便是到了滾瓜爛熟、倒背如流的程度，也不算是什麼了不得的事情，如果不懂得如何高明理解它，靈活運用它，那麼，有時候真的還不如什麼都不知道來得好。
2.關於相敵之法
“相敵”，顧名思義，可以知道它指的是觀察、了解各種征候、情況，並在此基礎之上，正確地分析和判斷敵情。它的本質屬性，是要透過眼花繚亂的表麵現象，找出真正的原因、動態，以求對敵人一方的基本情況做出縝密的分析、正確的判斷，從而掌握主動，為奪取戰役戰鬥的勝利創造必要的條件。
實踐出真知，戰爭活動在很大程度上是對以往戰爭經驗與教訓的借鑒和汲取，觀察和判斷敵情，離不開以往的戰爭經驗作為參驗、推論的坐標和參數。孫子的過人之處，是他把原先零散的經驗、例證按照一定的體係歸納、總結在一起，形成了相對係統完整的“相敵”方法，這類方法孫子一共概括出三十多種，大多是經受過實戰檢驗而證明是行之有效的。它們看起來很瑣碎、很簡陋，“卑之無甚高論”；其實完全適合冷兵器時代作戰的需要，對於掌握敵情非常具有可操作性，從中可以看到孫子兵學求真務實的基本特點。
這三十多種偵察和判斷敵情的方法，包括了幾大類型，一是通過對敵人言論行為的觀察來判斷敵人的作戰企圖，比如“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辭卑而益備者，進也；辭強而進驅者，退也；輕車先出居其側者，陳也；無約而請和者，謀也”等。用聰明的大腦，過濾種種蛛絲馬跡，撥開層層迷霧，看清事情的本相，料定敵人想幹什麼，要幹什麼，然後預作防範，給敵人以迎頭痛擊。二是通過對鳥獸草木和塵埃土灰的觀察，來判斷敵人方麵的行動意向，比如“眾樹動者，來也；眾草多障者，疑也；鳥起者，伏也；獸駭者，覆也；塵高而銳者，車來也；卑而廣者，徒來也；散而條達者，樵采也；少而往來者，營軍也”等。“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樹欲靜而風不止”，敵人想有所動作，不可能把一切捂得嚴嚴實實，總會在不經意中透露一二，這時便可以從種種自然物候現象中分析其動態，未雨綢繆，穩操勝券。三是通過對敵人舉止動態、活動狀況的觀察，來判斷敵人的虛實，看他休整是否充分，士氣是否高漲，補給是否跟上，如“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夜呼者，恐也；軍擾者，將不重也；旌旗動者，亂也；吏怒者，倦也”；等等。就這樣，尋找出敵人的弱點，把握住有利的戰機，打蛇打七寸，一舉置敵人於死地。
這些“相敵”的招數，基本上是實戰經驗的結果，戰爭史上不乏這方麵的具體印證。如公元前615年，秦國起兵攻打晉國。晉國自然不敢怠慢，委派中軍主帥趙盾統率晉軍主力抗擊來犯的秦軍。雙方軍隊遂於河曲（在今山西永濟一帶）遭遇。針對秦軍遠離後方、越境征戰、難以持久的軍情特點，晉軍統帥部采取了“深壘固軍”、待敵撤退而擊之的方針，氣閑神定，“老虎不出洞”，磨得秦軍一點也沒脾氣。無奈之下，秦軍主帥做出了全師撤退的決定。為了掩飾這一意圖，免得晉軍趁火打劫、亂中取勝，秦軍主帥派遣使者前往晉軍大營，預約雙方在第二天進行決戰，這位使者果然好身手，在晉軍諸多將領跟前，氣焰囂張，肆無忌憚，話講得特衝也特強硬，一副魚死網破的勁頭。可他誇張的表現並不能瞞蒙任何人，晉軍的一位副將就從秦軍使者的眼神裏、口氣中察覺到其色厲內荏、外強中幹的蹊蹺，判斷秦軍已黔驢技窮，行將撤退。於是向趙盾提出建議，乘秦軍開始後撤之時發起攻擊，截斷敵人的退路，一舉加以殲滅。但遺憾的是，晉軍統帥趙盾魄力太小，打仗瞻前顧後，患得患失，沒有能采納這個正確建議，致使秦國軍隊得以趁著夜色的掩護安全撤退，擺脫了被動受殲的危險局麵。這就是所謂“辭強而進驅者，退也”的典型例證。
又如公元621年爆發的虎牢之戰中，李世民（當時還是秦王，連太子都沒份兒）統率唐軍，在戰略要地汜水（今河南滎陽汜水鎮）一帶與勁敵竇建德相對峙。當時，竇建德的部隊有十餘萬人，聲勢浩大，沿著汜水東岸布陣列勢，北依大河，南連鵲山，正麵寬達二十餘裏地。可“人是鐵，飯是鋼”，竇軍整整一個上午折騰下來（從辰時一直到午時），戰鬥力也就在無形之中悄然流逝了，那些兵士餓著肚子，渴著嗓子，都橫七豎八坐在地上，秩序混亂根本不像一個打仗的樣子。細心的李世民從遠處觀察到這些跡象後，便判斷解讀為竇建德部隊的士氣開始懈怠，唐軍的取勝機會來了。
送上門來的東西，不要白不要，於是李世民便派遣宇文士及率領三百名騎兵前去掠陣，算是投石問路。他告誡宇文士及說，倘若竇軍進退有節，嚴整不動，那麼就不要強行突破，而馬上領兵返回本陣；如果對方陣勢經不得這麼一衝，混亂鬆動，那麼就引兵繼續攻擊，以擴大戰果。宇文士及應命而去，猛攻至竇軍陣前。接下來的事情恰如李世民所料，竇軍果真是隻紙老虎，敗象立露，整個陣勢迅速開始動搖與瓦解了。李世民見狀，喜上眉梢，當即下達命令：全軍出動，發起總攻，並身先士卒，親自帶領騎兵衝鋒陷陣。唐軍渡過汜水後，餓虎撲食一般殺向竇建德軍的大營，迅速癱瘓了竇軍的指揮中樞，殺得竇軍上下人仰馬翻，潰不成軍，竇建德本人也身負重傷，倒栽蔥似的從高高的馬背上摔跌下來，被唐軍士兵逮個正著，他手下的十萬兵馬就這樣煙消雲散了，虎牢之戰便以唐軍大獲全勝而告結束，唐王朝取得了統一天下之戰中的關鍵性勝利。而唐軍之所以取勝，重要的前提是李世民善於“相敵”，從實戰的角度驗證了孫子下列“相敵”原則的正確性：“杖而立者，饑也；汲而先飲者，渴也”；“軍擾者，將不重也”。
當然，在今天看來，孫子在本篇中所總結的三十二條“相敵”之法，是非常古老、簡單、直觀的東西，屬於直觀經驗的粗淺判斷和預測，原始、粗淺、簡陋得很，同當今先進的軍事偵察技術與手段相比，它的陳舊、落後真是不可以道裏計，可謂一個天上、一個地下。其中絕大部分內容早已過時，根本不適用於現代高科技戰爭。有了偵察衛星，有了全球定位儀，有了名目繁多的通信監視，自然大可不必去看煙塵是什麼樣子，鳥兒與野獸在哪裏出沒，否則便是刻舟求劍，緣木求魚，十足的胡鬧！但是，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孫子主張“相敵”，把它作為戰爭指揮者達到“知彼知己”、“知天知地”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是具有其特殊意義的，反映了孫子本人對作戰規律孜孜探求的可貴努力，我們不能因為它今天的過時而否定它當時的實用。同時，我們也應該看到，孫子有關“相敵”方法的概括，雖然直觀粗淺，但卻包含著深厚的哲理價值。這就是，任何事物都是現象與本質的統一，作為高明的人，最大的課題是如何在實際生活中透過各種表象，去解釋事物的本質屬性，從而在社會實踐活動中洞察先機，建功立業。這種樸素辯證的思想方法，永遠不會過時，永遠能給後人以啟迪，孫子的價值其實正體現在這個方麵。
3.孫子的精兵強軍思想
春秋戰國之際，戰爭越來越頻繁，規模越來越擴大，殺傷程度越來越嚴重，“力功爭強，勝者為右”，在這種形勢之下，各諸侯國無論是為了爭霸，還是為了自保生存，都需要擁有一支規模龐大的軍隊，於是擴軍備戰便一波高過一波。像晉國，城濮之戰時動用的兵車數為700乘，而到了春秋末年平丘之會時，它已能出動兵車4000乘治兵邾南了，擴軍速度令人驚訝。又如楚國，城濮之戰時其兵力當在千乘左右，可到春秋末年，它已是具有近萬乘兵力的超級大國了。這種呈幾何級數增長的擴軍趨勢，是當時整個軍事形勢演變的特點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