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的主旨是闡述利用地形條件克敵製勝的基本原則以及軍隊在各種地形條件下實施作戰的一般方法。它是中國曆史上最早係統論述有關軍事地形學的精辟專文，與本書中專門闡述兵要地理（戰略地理）的《九地篇》一起，構成了兵聖孫武軍事地理學思想的主要內容，彌足珍貴，價值永恒。
孫子在本篇中扼要地揭示了巧妙利用地形的重要性，“料敵製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地形者，兵之助也”。列舉了戰術地形的主要類型和不同特點，提出了在不同的地形條件下軍隊行軍作戰的若幹基本原則，辯證地分析了判斷敵情與利用地形之間的相互關係。在此基礎上，孫子進而探討了軍隊作戰失利的六種主要原因，指出造成“六敗”局麵的責任應該由將帥來承擔，“非天之災，將之過也”。並闡述了將帥的道德行為準則，“進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於主”。孫子論述了若幹治軍上的一般原則，主張將領既要愛護士兵，“視卒如嬰兒”，“視卒如愛子”；又要嚴肅治軍的紀律，反對過分地厚愛士卒，做到“愛”與“嚴”相結合。全篇講“地”，更講“人”；講“助”，更講“主”；講地形，又高於地形。總之，本篇是反映《孫子兵法》唯物與辯證的統一，客觀與主觀的統一原則精神的佳作。
用兵打仗，需要有一個平台，這個平台，就是“時間”和“空間”。換句話說，戰爭總是在一定的空間和時間範圍中進行的。這裏，時間體現為戰爭過程的速決或是持久，空間體現為戰爭規模（主要指戰場覆蓋麵）的廣闊或是狹小。在古代冷兵器作戰時代，沒有飛機，沒有導彈，也沒有潛艇，所以，戰爭當然隻是在陸地或水麵的範圍內展開，這決定了戰爭不能不受一定的地形條件的影響和製約。
眾所周知戰爭與地理有著密切關係，於是乎，對於影響軍隊行動的戰場地形地貌，就不能不詳細研究，全盤掌握；而為了在整個戰略布局上取得有利主動的地位，就不能不對兵要地理形勢作用作縝密的考察。前者屬於“軍事地形學”的範疇，而後者則屬於“軍事地理學”的概念。當然，在中國古代，對兩者的區分並不嚴格，人們通常是對它們作通盤的研究和闡述的，就像人們不曾嚴格規範戰略、戰役、戰術、戰法、戰鬥基本含義的情況一樣。孫子盡管很偉大，但在這些方麵也不可能超越時代，有所例外。
在冷兵器作戰時代，掌握和利用地形地理，對於決定戰爭的勝負關係似乎尤為重大。如在戈壁荒漠地區，如果後勤補給跟不上，那麼不用打仗，光饑餓與幹渴便能置人於死地。又如在荊棘叢生、羊腸小道崎嶇不平的崇山峻嶺地帶，你就是騎了“的盧”、“赤兔”一類的寶駒名馬，也無法信韁馳騁，更不必說去和敵人揮戟搏殺了。因此，早在孫子之前，就有人去探討軍事與地理條件之間的關係了，並且留下了一些足資啟迪的軍事地理理論的雛形。例如，《周易·師卦·六四》有雲：“師，左次，無咎。”它的意思是說，軍隊在作戰行動中隻要占領了有利的地形，就等於掌握了主動，不再會有任何危險。又如《周易·同人》也說：“伏戎於莽，升其高陵，三歲不興。”意謂如果能充分利用草木茂盛、地勢起伏的特殊地形條件，巧妙隱蔽軍隊，並搶先占領有利的製高點，就能夠順利打敗敵人，並使得敵人元氣大傷，在好多年之內都無法得到恢複。這些片言隻語的論述，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孫子構築其軍事地理思想的曆史文化淵源。
然而，在孫子之前，關於軍事活動中運用地理條件相應原則的闡述，還遠遠不夠火候。這表現為：一是隻言片語，零碎散漫，東一榔頭西一錘子，不見係統，缺乏深度；二是光談地形，不談地域，沒有涉及軍事地理中最核心的兵要地理問題，缺乏廣度。隻有到了孫子那裏，利用地理條件來達成克敵製勝的目的，才成為兵學理論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所謂的軍事地理學才基本具備規模。這就是說，孫子稱得上是中國古代曆史上第一位係統探討地形、地理條件與軍事鬥爭成敗之相互關係的兵學大師，“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孫子真是不世出的人物，篳路藍縷，又給後人開辟了軍事學的新空間——軍事地理學。
孫子的軍事地理學思想主要包括兩個方麵。一是對兵要地理（現今時髦的叫法是“戰略地理”）的論述。他撰寫《九地篇》，對這一問題集中進行了探討，提出了軍隊在九種不同的戰略地理環境當中展開行動的指導原則。二是對戰術地理的論述，主要內容見於本篇以及前麵的《行軍篇》。概括地說，孫子本篇的中心思想是集中揭示了巧妙利用地形的重要性，列舉了戰術地形的主要類型和不同特點，提出了在不同地形條件下軍隊行軍作戰的若幹要領，辯證地分析了判斷敵情與利用地形之間的相互關係等。作為中國曆史上最早的軍事地形學的係統化、規範化理論，它的學術價值是怎麼評估也不為過的。
“知彼知己，勝乃不殆；知天知地，勝乃不窮”（平津館本、武經本、日本櫻田本等作“勝乃可全”，意思相差並不太多），這是孫子認識戰爭、指導戰爭的思想基礎。它要求戰爭指揮者盡可能全麵了解和掌握各種情況，在這個基礎上籌劃戰略全局，實施戰役指導，活用戰法戰術，贏得生死搏殺，即所謂“動而不迷，舉而不窮”。關注地形，了解地形，分析地形，利用地形，就屬於“知天知地”的範圍，這正是孫子苦心孤詣打造其軍事地形學理論體係的出發點。
孫子非常重視戰場地形條件對作戰行動展開的具體影響，提出了“地形者，兵之助也”這一精辟的論斷，強調作戰指導者要注重對地形的觀察和利用。原因很簡單，因為在孫子看來，能不能根據地形條件製定適宜的戰法戰術，直接關係到戰爭的勝負，軍隊的存亡。所以要想成為一位真正有所成就的將帥，不讓同代人指著脊梁骨咒罵，不教後世人點著曆史書嘲笑，條件之一便是了解和熟悉地形，認真研究、巧妙利用地形，即在判斷和掌握敵情的同時，準確地計算地理形勢上的險要或平坦、遙遠或鄰近、廣闊或狹窄，以便對軍隊的開進速度、機動方式、部署主次以及陣地的選擇、偽裝和使用等，做出明確正確的抉擇。孫子對此的重視程度是無可比擬的，是從戰略的層麵來認識的，他強調這是高明指揮員所不可或缺的素質，是奪取軍事鬥爭勝利的基本保證：“料敵製勝，計險厄遠近，上將之道也。”如此這般，孫子就將地形學首次引入了軍事鬥爭的領域，使得敵情分析和地形利用得到了有機的結合，這在中國古代軍事學術發展史上具有相當深遠的意義。
從“地形者，兵之助也”這一基本見解出發，孫子根據當時實戰的具體要求，進而係統地探討了戰術地形的基本類型和主要特征。他具體列舉了軍隊在作戰行動中極有可能遇到的六種基本地形：四通八達的“通形”，能進難退的“掛形”，雙方行動都不便的“支形”，狹隘重阻、易守難攻的“隘形”，險峻陡峭、不便展開的“險形”以及距離遙遠、雙方機遇相等的“遠形”。指出了這六種基本地形的各自特點所在，並且就這六種不同的地形條件，提出了詳盡而又有針對性的作戰指揮要領。例如，在敵我雙方都可以自由來去、四通八達的“通”形地域上，作戰指揮者應該搶先占領開闊向陽的高地，確保糧草後勤補給線的暢通無阻，從而牢牢把握主動。又如，在“支形”地域上，先要做到戒除貪多務得的人性弱點，不受敵方誘兵的迷惑，持重待機，然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統率部隊假裝退卻，誘使敵人前出一半時再突然回師反擊，大殺回馬槍，玩對手於股掌之中。等等。
當然，按孫子的理解，地形條件是客觀的存在，它固然重要，但畢竟僅僅是用兵打仗的重要輔助條件，如何巧妙利用地形，確立戰場優勢，關鍵還在於發揮將帥的主觀能動性，實施卓越的作戰指導。因此，孫子進而論述了軍隊由於將帥戰術呆板、指揮失當而導致失敗的六種情況“六敗”：“走、弛、陷、崩、亂、北”，細致剖析了產生“六敗”的具體原因和主要表現，並且強調指出造成作戰失敗的責任應該由將帥來承擔，不能歸咎於自然條件，像項羽那樣說什麼“此天亡我也，非戰之罪也”，這是怨天尤人的看法，此乃“非天之災，將之過也”。由此可見，孫子的軍事地形學思想是相當係統和辯證的，真正做到了主客觀條件的有機結合，即通過對“地有六形”的具體闡發，揭示了地形條件與戰爭活動之間的內在關係；又通過對“兵有六敗”的深刻論述，說明了主觀指揮失誤必然會造成作戰行動的失敗。這裏，“地有六形”講的是自然的客觀因素，“兵有六敗”講的是人為的主觀因素。孫子軍事地形學思想的高明，在於恰如其分評價地形在軍事上重要作用的同時，正確地強調了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意義。認為隻有將戰場地形等有利的客觀因素與戰爭指揮者的主觀能動性相結合，才能達到趨利而避害、穩操勝券、心想事成的目的。
需要指出的是，孫子的軍事地形學思想在後世是為眾多兵家所一致推崇的，《百戰奇法·地戰》強調：“凡與敵戰，三軍必要得其地利”；《草廬經略·地形》指出：“兩軍交戰，地不兩利；我先得之，敵為我製。雖可利人，實由人擇；固分險易，還務通權”等，都可以看做孫子的異代知音，都屬於對孫子戰術地理思想的繼承和發揮。
西方近代軍事學家重視戰場上重要地形的戰略價值，也是十分普遍的現象，甚至把它視為國力要素的重要組成部分。如美國學者科寧·格雷提出，國力要素包括人和文化因素、領土麵積、地形、經濟資源、政治實體間的距離等，並認為自然地理很大程度上決定經濟地理，經濟地理決定人文地理，人文地理對政治的發展又產生重大影響。又如約翰·柯林斯把國力要素歸納為10個基本方麵，其中屬於自然地理的有空間關係、主要的陸地形態、氣候、天然植被，而屬於經濟和人文地理的有資源、工業、人口的數量和分布、重要部門的分布、交通網和通信網。並指出這些因素構成了加強國家力量的地理成分。它影響到政治力量、軍事力量和其他各種形式的力量如何使用的問題。
至於若米尼在《戰爭藝術概論》一書中更是多次就地形在軍事活動中的地位與作用進行了闡述。指出那些位居要衝的、具有重要戰略價值的要地，例如交通中心、重要軍事基地、要塞所在地、在山地唯一可通過的隘道、在河川地域能控製幾個流域的會合點等，都是永久地理性的戰略點。一個國家的邊境上，具有良好的障礙物體係，如高山、大河或人為的要塞，這個國界本身就可當作永久性防線；任何相當寬度的河川、任何山脊和隘道，隻要有了臨時工事的保護，就可當作暫時性防線，它可阻止敵人前進達一個相當長的時期，或強迫敵人改變進攻方向，這些利益是純戰略性的。
同時，若米尼也辯證地看到單純注重地形條件的局限性，認為利用地形說到底是軍事指揮員發揮主觀能動性的結果，一個天然形勢十分險要的地方，敵人固然難以進攻，可自己的軍隊也一樣不容易攻擊。敵人可以用少數兵力封鎖各口，而我軍則會坐困在裏麵，無法自由行動。由此可見，若米尼重視地形條件以及辯證對待其利弊得失的做法，實與孫子既重視戰場地形等客觀因素，又強調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思維邏輯如出一轍，異曲同工。
由於孫子的軍事地形學思想不是書齋裏冥思苦想的產物，而是對眾多戰爭實踐活動進行總結的結晶，因而在指導後世戰爭方麵也不乏大手筆，產生過深遠的影響。公元263年爆發的魏滅蜀漢之戰就是這方麵頗具說服力的史證。
公元249年，司馬懿發動高平陵政變，奪取了曹魏政權的實際軍政大權。他在繼續血腥剪除曹氏勢力的同時，籠絡士族，協調內部關係，注意發展生產，擴充軍力，收到了重大的政治、經濟、軍事效益。到了其次子司馬昭執政時，魏國的綜合實力相對於其他兩個獨立政權——蜀漢、東吳來講，已經占有了絕對的優勢，三分歸一統，不過是個時間問題罷了。
建都成都的蜀漢政權是三國之中疆土最小，人口最少，實力最弱的國家。前期在諸葛亮的治理下，政治上還比較穩定，經濟和軍事上也有一定的實力，要想開疆拓土雖力有不逮，但若擁兵自保尚不困難。諸葛亮病死五丈原後，蔣琬和費禕相繼輔政，他們在內政上遵循諸葛亮的成規，沒有新的變革和建樹；外交上維持聯吳抗魏的國策；軍事上由主動進攻轉變為防禦自固；因而暫時還能保持國內的穩定和防禦曹魏的能力，可算是“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鍾”吧。公元253年，費禕去世，大將軍薑維主持蜀漢軍政，采取西連羌人，奪取隴右，相機進圖關中的戰略，在十年中，先後六次向隴右出擊。結果不但沒有達到目的，反而使得蜀漢兵疲民困，內部矛盾加劇。而蜀漢後主劉禪庸弱無能，重用宦官黃皓，政治腐敗，導致蜀漢政權日益處於風雨飄搖之中。而薑維率蜀軍主力遠駐遝中（今甘肅岷縣南）屯田，躲避黃皓的迫害，更使得戰略要地漢中正麵防禦薄弱，為魏軍的大舉進兵提供了虛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