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是我們現在所能見到的中國古代最早係統總結火攻作戰經驗和特點的專門文字。主要論述了春秋以前火攻的種類、條件、實施火攻的方法以及火發後的相應應變措施等問題。孫子認為以火助攻，是提高軍隊戰鬥力，奪取作戰勝利的重要作戰樣式。他把火攻歸納為五大類，即火人、火積、火輜、火庫、火隊。指出火攻必須具備“發火有時，起火有日”的氣象條件和“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等物質條件。孫子主張火攻與兵攻相結合，明確提出“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即利用縱火所引起的敵情變化，及時地指揮軍隊發起攻擊，以擴大戰果。本篇中又一個重要內容，是孫子的慎戰思想。他強調君主和將帥對戰爭要慎重從事，指出國君不可以憑個人喜怒而發動戰爭，將帥也不可以逞一時意氣而輕率動武。無論是戰是和，都必須以利益的大小或有無為依據：“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認為這才是真正的“安國全軍之道”。
“烈火張天照雲海”，“赤壁樓船掃地空”，這兩行大氣磅礴、音節鏗鏘、形象鮮明、叱吒風雲的詩句，出自於唐代偉大詩人，號稱“詩仙”的李太白之《赤壁送別歌》。它同宋代大文豪蘇東坡的千古絕唱——《念奴嬌·赤壁懷古》一詞一樣，為人們繪聲繪色、惟妙惟肖地重現了公元208年發生的一幕：曹操、孫權、劉備三方赤壁大鏖戰的生動而又慘烈的場景。這場決定魏、蜀、吳三國鼎立、逐鹿中原之命運大戰的最基本特色，就是“火攻破敵”，“遙想公瑾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一作‘強虜’）灰飛煙滅”。處於戰略弱勢地位的孫、劉聯軍，運籌帷幄，指揮若定，巧妙地以火助攻，一把衝天大火燒得數十萬曹操雄師鬼哭狼嚎，丟盔棄甲，潰不成軍，狼狽北竄。曹孟德橫槊賦詩、並吞寰宇的氣概雄心，“周公吐哺，天下歸心”的遠大理想，就此付諸東流，抱恨終天！
在漫長的中國古代戰爭曆史上，除了野戰、城池攻守等常規戰法之外，還有許許多多形式各異、驚心動魄的特殊戰法，例如山地戰、叢林戰、荒漠戈壁戰、河川湖泊戰、夜戰、雪戰、水戰、火攻等等。這中間尤以火攻為人們所廣泛矚目，曆史上曾上演過一幕幕驚天地泣鬼神、氣吞山河的戰爭場麵。曆史上不少膾炙人口的著名戰例，往往與“火攻”相聯係，僅就三國曆史而論，幾場關鍵性的戰役——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彝陵之戰，都是火攻克敵製勝的典範。
所謂“火攻”，就是通過放火燃燒的途徑，猛烈打擊敵人，殲敵有生力量，毀敵戰爭資源，從而爭取主動，克敵製勝。在古代冷兵器作戰的條件下，火攻稱得上是威力最為強大、效果至為明顯的作戰手段之一。火攻一旦奏效，便會使敵方的器械物資、城池營壘片刻之內化為烏有，三軍人馬瞬息之間毀傷殆盡，從而為縱火的一方主動進攻創造良好的作戰態勢。所以，明代傑出的軍事家戚繼光將軍曾不無感慨地說：“夫五兵之中，唯火最烈；古今水陸之戰，以火成功最多。”
孫子所處的春秋晚期，屬於典型的冷兵器時代，所使用的兵器，主要是戈、戟、矛、殳、弓箭、佩劍等，鋒刀相接、弓矢交射的作戰形式，主要靠的是力與力的直接對抗與較量，“殺人一千，自傷八百”，戰勝敵人的一方，往往也要付出相當規模的代價，人員和物資的消耗相對較大，戰爭的效益相對較低。在這種條件之下，火攻作為一種投入較小而產出較大的重要進攻方式，自然要引起當時兵學家們的高度重視，孫子在這方麵當然也不例外。為此，他合乎邏輯地要在《孫子兵法》一書中專門開辟一篇，來集中論述“火攻”的問題，其內容包括了火攻的基本種類，實施火攻的條件和方法，兵攻與以火助攻的關係等等，從而對春秋時期火攻作戰經驗做出了全麵的總結。
孫子是哲學家，而不是文學家，文學家是“跟著感覺走”，講究的是激情與衝動，講話寫文章，隻求優雅與藝術，隨心之所欲；哲學家是“不見兔子不撒鷹”，講究的是邏輯與理智，講話寫文章，隻求嚴謹與科學，按常理之所規。因此，他對火攻問題的闡述同樣具有嚴謹的邏輯性，換句話說，即有著清晰的層次性，極強的說理性。它大致包括了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充分肯定火攻戰術在軍事鬥爭中的地位與作用。孔子說：“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措手足。”要談火攻，首先要給火攻正名，所謂“必也正名乎”。所以孫子討論火攻，第一個工作是要說明“火攻”的意義。在他看來，以火助攻，乃是提高軍隊戰鬥力，卓有成效打擊和消滅敵人，奪取作戰勝利的重要戰術手段，“以火佐攻者強”。有了這樣的認識，再討論火攻的具體戰術問題才具備了基礎，這叫做“綱舉而目張”。
第二，根據所要打擊對象的不同，把火攻的方式具體區分歸納為五個大類。其一是焚燒敵方的人馬，它屬於最主要的類型，如赤壁之戰、彝陵之戰的情況；二是焚燒掉敵軍的糧草，讓他們餓肚子全身虛脫，就像官渡之戰中曹操采納許攸的獻計，一把火燒掉袁紹囤積在烏巢的軍糧；三是焚燒敵軍的輜重，“軍無輜重則亡”，對手沒有了裝備，便隻有挨打的份，沒有還手的力；四是焚燒敵軍的倉庫，破壞對手的後方戰略資源，因此仗自然便無法再打下去，就像隋統一南北之前，用高熲的計謀，潛入陳國後方，燒倉庫搞破壞；五是焚燒敵方的交通線，補給道路一旦被切斷，敵人雖“有心殺敵”，但實際情況則是“無力回天”，遭到失敗不過是個時間問題了。
以上五種火攻破敵的方式，分別之實際上就是兩大類：一是以敵人的有生力量為目標，直接打擊和消滅敵人的肉體；二是以敵人的物資工具為目標，即摧毀敵人的後勤機器，剝奪敵人賴以支持戰爭的物質資源，使得敵人心有餘而力不足，最終輸掉整個戰爭。它們其實幾乎囊括了古代作戰所涉及的各個重要方麵。
第三，論述實施火攻的具體條件，指出要避免火攻流於形式，“銀樣鑞槍頭，中看不中用”，使其發揮應有的作用，就必須正確選擇火攻的時機。火攻的具體操作是有相當大的難度的，“落花有意，流水無情”，不是想這麼做便能這麼做的，所以，孫子強調指出，火攻的實施必須依賴於一定的條件。這種條件概括起來包含有兩個方麵：一是氣象條件，一是物質條件。
“萬事俱備，隻欠東風”，“東風不與周郎便，銅雀春深鎖二喬”。這裏的“東風”，就是氣象條件。就這項條件而言，孫子認為應該是“發火有時，起火有日”，即要選擇有利的時機，如氣候幹燥，月亮行經箕、壁、翼、軫等星宿位置（古人認為月亮在這些位置時天會刮大風）等。這在《三國演義》裏，便是諸葛亮披上道袍、築壇禳星借東風的表演。就物質條件而言，是“行火必有因，煙火必素具”，即火攻用的物資必須在平時預做準備，不要平時不燒香，急來抱佛腳。孫子認為，一旦具備了這些條件，那麼就可以考慮在作戰當中運用火攻這個手段了，“該出手時便出手，風風火火闖九州”。
孫子這樣看問題，是有他自己的道理的。因為孫子這裏所談的“火攻”，同後世（火器時代）乃至當代（核武器時代）的火攻，是截然不同的事情。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火攻主要是利用鬆脂、艾草等易燃物品，依靠風力的作用，四下縱火來給敵方造成傷亡和損失。它受到多種因素的製約，尤其是天氣條件的限製（同耕田種稻靠天吃飯的情況一樣），不可能隨時隨地使用，而隻能是一種特殊的輔助性進攻手段，所以必須先講求有關的氣候及物質條件。否則便是望梅止渴，畫餅充饑！
第四，火攻與兵攻的有機結合，相輔相成。火攻不是簡單地用縱火的方法去驚擾敵人，而必須按照一定的火攻戰術來運作。它的基本要領，就是不要讓火攻成為一種單純、孤立的進攻手段，而是要使它和兵攻有機地結合起來，以兵攻為主導，以火攻為輔助，從而發揮出最大的戰鬥能量。為此，孫子明確提出了“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的戰術原則，即利用縱火所引起的敵情變化，采取不同的火攻戰術，並且及時以主力進行相應的配合策應，指揮部隊發起淩厲的攻擊，來擴大戰果，一舉奠定勝局。按孫子的觀點，這才是火攻破敵的上乘境界。
孫子這樣辯證分析問題，的確非常有必要。因為火攻固然威力強大，效果顯著，但利與弊形影相隨，有大利者必有大害，這乃是事物的一般規律，“風物長宜放眼量”，如果在火攻問題上不知道靈活掌握，隨機處宜，就不能使這種戰法發揮應有的作用，更有甚者，有時反而會給自己帶來災難性的後果，這叫做“船夫常在水中死，將軍不免陣上亡”。譬如南朝蕭梁時期，侯景起兵反叛，攻打巴陵，他想“依樣畫葫蘆”，用火攻的手段來攻克城池，誰知風向突變，大火轉而燒到自己的兵馬，損失慘重，終於大敗，這就是“偷雞不成蝕把米”的具體例子。所以，聰明的軍事指揮員在實地火攻之時，一定要針對敵情的變化，靈活地加以處置，絕對不做“玩火自焚”的蠢事。孫子早在兩千五百年之前便注意到這個問題，係統提出“必知有五火之變，以數守之”的方法，告訴大家要掌握“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火發上風，無攻下風”等具體要領，足見他認識之深刻，視野之開闊，可謂語重心長，循循善誘！
東西數萬裏，上下幾千年，運用火攻戰術以克敵製勝的成功戰例就像秋天晴朗夜空上的星星，多得數也數不清。其中比較著名的，就有戰國期間田單即墨城下大擺火牛陣擊敗燕軍，東漢班超通西域過程中的破鄯善之戰，三國時期孫、劉聯軍戰勝曹軍的赤壁之戰，東吳陸遜火燒連營數百裏、大破劉備的彝陵之戰，北宋初年潘美火攻劉，奪占廣州平定南漢之戰，曹彬火燒水寨，攻取金陵滅亡南唐之戰，元末朱元璋鄱陽湖借助火攻，殲滅陳友諒主力之戰，等等。這些戰役的指揮者，之所以能巧妙運用火攻戰法，取得超越常規的成功，歸根結底，都是他們在作戰指揮上自覺或不自覺地貫徹了孫子“火攻”理論的結果。
“曾經滄海難為水，除卻巫山不是雲”，在諸多運用“火攻”戰術而取得成功的戰例之中，赤壁之戰也許是最為人們所熟悉，也是最具有典範意義的一個。
公元200年，曹操在官渡之戰中打敗袁紹，進而統一了北方地區，占據了幽、冀、青、並、袞、豫、徐和司隸（今河南洛陽一帶）一共八個州的地盤，形成了獨占中原的格局。曹操“固一世之雄也”，在爭奪中原的戰爭過程中，實行了抑製豪強、選拔賢能、推行屯田等一係列高明措施，建立起一支很有戰鬥力的軍隊。在他的麾下，謀士成群，猛將如雲，聲勢浩大，無人匹敵。在結束對烏桓的戰爭後，曹操的後方基本穩定，這使得他滋生了“百尺竿頭，更進一步”的念頭，企冀成為整個天下的統治者，於是便積極做向南方進軍的準備，包括在鄴城建玄武池，訓練水軍，並派人到涼州（今甘肅）授馬騰為衛尉予以拉攏，以避免南下作戰時側後受到威脅。
當時，南方地區的主要割據勢力有兩支：一是東吳的孫權，他占據著揚州的吳、會稽、丹陽、廬江、豫章、九江六郡。這些地方土地肥沃，物產豐富，在當時遭受戰亂較少。而北方人的南遷，又給當地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因此，東吳的經濟有了長足的進步，國力有所增強。在軍事上，孫權擁有訓練有素的精兵數萬，又有周瑜、程普、黃蓋、甘寧等多位效忠於自己的名將，加上據有長江天險，因而便成了曹操吞並天下的主要絆腳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