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想評價自殺這件事，我隻是想說，一個作家，一個優秀的作家，他必須得有些相當與眾不同的東西，必須得有些相當多的與眾不同的看法，隻有這樣，才能夠貨真價實地感受人間的至痛和至善。
還是把話題回到我受傷的那隻眼睛上，多年來，我一直覺得它隻是個人的不幸，是命中注定，是生命中必須承受的痛。記憶中，我當時最大的恐懼，不是自己破相了，不是已經瞎了一隻眼，而是醫生要為我直接往眼球上注射藥水，這是治療的必須，根本就不可能避開躲過。這個真是太恐怖了，醫生把裝滿藥水的注射器對我舉起來的時候，我常常感覺到了世界末日。我孤伶伶的一個人，孤伶伶地在醫院，身邊甚至都沒有一個熟人。事前事後都沒有人安慰我，我膽戰心驚地走向治療室，因為注射將在這裏進行，對於一個孤獨的十三歲孩子來說，這真是很糟糕的一件事。
每次注射我都感到自己想吐，很疼，頭痛欲裂。每次我都要獨自一人在治療室呆坐半天，醫生覺得我很勇敢，護士覺得我很可憐，她們時不時地會表揚我幾句。多少年來，我一直不願意回憶這事，我一直都在試圖忘卻。然而我第一次覺得它的嚴重性，卻是在二十多年以後，當時是在上海，跟餘華和蘇童三個人在一個賓館裏聊天，無意中談起當年。當我說到父親聽說是自己兒子被別人打傷，而不是兒子打傷別人，心裏竟然是仿佛一塊石頭落地，餘華就在原地跳了起來，說這太恐怖了，這叫什麼事呀，怎麼會是這樣。
這個例子足以用來形象地說明文化大革命中的殘酷，多少年來，父親在兒子眼睛受傷這件事上，無論是他自己，還是別人，更多的感慨都是那個特殊時代的巨大陰影，也就是餘華的本能反應，是那種對變態和扭曲社會的敏感，是對以往曆史的錐心之痛。人已經變成了非人，人已經變得完全麻木，這就是我們對文化大革命的基本認識。我們會想文革就是這樣，就是這德性，知識分子被打倒了，受迫害了，還有不可一世的工宣隊，還有草菅人命亂哄哄的醫院和社會。
今天，當我們以一種近乎控訴的心態回憶，重溫文革的曆史，往往會意氣用事，會居高臨下，會覺得有很多往事不可理喻，會覺得怎麼這樣怎麼那樣。可是事過境遷，心平氣和地回想往事，回想到我的眼睛受傷這個事件，似乎還可以找到另外一種答案。對於曆史可以有不同的解讀，事實上，我太了解父親的為人，即使不是在文化大革命這樣的年頭，即使不是被打成右派，他仍然也不會願意自己的孩子去傷害別人。
自己的孩子傷害了別人，這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情，如果一定要他做出選擇，我相信他會選擇讓自己孩子受傷。這顯然又與時代沒有什麼關係了，是不是文化大革命並不重要。就好像熱愛文學很可能會是我們的天性一樣，怕傷害別人也是文學的重要品質。怕傷害別人是什麼，說白了這就是一種善，一種很大的善。善在文學中同樣有著非常特殊的地位，文學光有痛還是不行，還必須得有善，要有大善。文學並不是用來複仇的，不隻是還債，錙銖必較，睚眥必報，這不是文學。文學可以控訴，但絕不能僅僅是控訴。
我一直認為《在酒樓上》是魯迅最好的小說，它的情節很簡單，小說主人公呂緯甫回老家完成母親叮囑的兩件事，一是為自己早逝的小兄弟遷墳，老母親總是對死去的愛子念念不忘，一是為一個小女孩送她想要的剪絨花，這個小女孩曾為了想得到這剪絨花挨過罵，因此老母親一直把這事放在心上。結尾也很簡單，前一件事很順利地完成了，後一件卻無法完成，因為那小女孩聽信他人的謊話，以為自己會嫁給一個連偷雞賊都不如的男人，結果鬱鬱寡歡，生癆病死了。
一個老母親對死去的小兒子牽腸掛肚，一個美麗的小女孩被謊言蒙蔽，並因此丟了性命，這些並沒有什麼實際意義的小事，細細品味，不禁讓人扼腕歎息。好的小說就是這樣，不要太多，有那麼點意思就行了。文學常常不是說什麼大道理，有時候就是表現一些非常細膩的小情節，這種東西很小，卻很痛，很善，因此也就會顯得非常美。
文學往往就是從很小的地方開始思考，我祖父曾反複告訴我，你一定要用心去發現。文學往往不是去考慮這個東西有沒有意義，考慮它有沒有用，而是去發現一些看似十分平常的東西。你必須要靜下心來，要有一雙能夠發現的眼睛，要有一雙會觀察的眼睛。要有心，要能敏感地感覺到痛，要能敏感地感覺到善。文學並不是什麼了不得的東西，它也許很平常，也許很簡單，但是一定要痛，但是一定要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