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檔案的最後幾頁，我看到了定案結論，說因為王秀峰曆史上沒有勞動過，在運動中又不老實，沒有及時交代曆史，所以定她為資本家成分。最後一句話是“由於該人有一定民憤（我找遍了檔案沒有一句提到她的錯處，按道理，如果她有的話，哪怕一星半點，也會被誇張地寫上的），已被革命群眾趕出太原”。就是說，盡管老太太盡力配合，誠惶誠恐，卻還是被掃地出門，革命在一個老太太身上，實現了清理隊伍的目標，盡管隻是在太原郊區的小街上。
當時，王秀峰老人在西安已經沒有家了，也沒有任何親戚，一個女兒在北京部隊裏，顯然不能去，作為一個年近花甲沒有收入、沒有工作能力的老人，她能去哪兒呢？
賄選的今昔
報載，山西某縣的某要人，為了坐上縣長的寶座，在縣人大會議召開前夕，安排兩名政府工作人員，向人大代表每人贈送人民幣500元，結果是某要人如願以償當上了縣太爺。而妙就妙在，事情發生在此類賄選事件已經在媒體曝光多次，若幹人已經因此被查處以後。
當然，這種事比起那些什麼錢都敢貪，動輒上千萬的腐敗事件來說，在老百姓眼裏委實算不上什麼大事，更何況，放眼全國，此類事甚多，多到了人們早已見怪不怪的地步。所以，有人敢於“曝光隨你曝光，好官我自為之”，確實算不上膽大妄為，實際上，這消息對我來說也並沒有多少新奇，不過，倒是讓我想起了一樁有關賄選的往事。有點曆史知識的人大概都知道，在上個世紀的20年代，中國曾經發生過一次大規模的賄選事件，第一次直奉戰爭過後，實際控製了北京政府的直係首領、曹錕，非要過做總統的癮，因此，手下一幹幹將奉了曹大將軍的將令，給每個樂於幫忙的國會議員奉上大洋五千，買足了票數，硬是將大字識不了幾個的曹三傻子，送進了中南海，做上了中華民國大總統。
當年的賄選和今天的賄選，雖然選的對象有輕重之別，賄金也有不小的差額，但是有一點卻非常相似，那就是都那麼公開，甚至可以說是明目張膽。跟我們今天的要人們一樣，曹錕賄選也是派遣“政府工作人員”向有權選舉的人發放賄金，一點都沒想過要避人耳目，甚至付款之後還要議員簽個收據。
看來，無論是當年的曹錕，還是今天各地的要人，還包括那些有權選舉的人們，都沒有將賄選看成是一種見不得人的醜事。在曹錕眼裏，人家國會議員選自己，自然要付點辛苦費，那時候上八大胡同買個妓女，姿色好點的也需千兒八百的，何況是買總統，當然得付費。對於議員來說，你曹錕有錢有勢，想過總統癮，勞動我們，自然也沒有白勞動的理，收點勞務費理所應當。曾經是保定街頭小混混的曹錕，雖然智商不高，打仗全指著手下的大將吳佩孚，但一向有為人厚道實在的名聲，從賄選的大手筆來看，的確名不虛傳，此公手裏有兵，大權在握，其實完全可以像袁世凱一樣，派由軍警偽裝的“公民團”包圍國會，不選出自己就不讓議員們回家吃飯，犯不著非要掏出那麼多白花花的袁大頭。
自從選舉（現代意義上的選舉，古代的選舉主要指官吏選拔，在科舉製時代就是指考試）製度被引進以來，真正領會這種製度內涵和程序意義的人一直不多，包括那些不知因為什麼成了民意代表的人。真的要運用手裏和製度上的程序選舉了，幾乎人人腦袋裏想的其實大多是前清官場的規矩，要官（包括總統），就得運動，就得花錢，官場如市場，一向講究按勞付酬，勞動的人檔次越高，酬勞也越大。幾乎沒有人（包括置身事外的老百姓）意識到哪個代表了哪個，民意又是什麼東西。
好在時代總是在向前走，當年曹錕賄選的時候，還有那麼幾個不識趣的議員，將賄金和收條一並交給了報社，由多事的記者吵嚷出來，從此，人們稱那屆國會為“豬仔國會”，議員為“豬仔議員”，而今天我們收錢投票的代表們卻依然神聖地做著他們的人民代表，甚至連多事的媒體也很少將矛頭指向他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