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種境界中的人，其行為雖可有萬不同，但其最後的目的，總是為他自己的利。他不一定是如楊朱者流，隻消極地為我，他可以積極奮鬥，他甚至可以犧牲他自己，但其最後的目的，還是為他自己的利。他的行為，事實上亦可以是於他人有利，且可有大利的。如秦皇漢武所做的事業，有許多可以說是功在天下，利在萬世。但他們之所以做這些事業，是為他們自己的利的。所以他們雖都是蓋世英雄，但其境界是功利境界。
道德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種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行義”的。義與利是相反亦是相成的，求自己的利的行為，是為利的行為，求社會的利的行為，是行義的行為。在此種境界中的人，對於人之性已有覺解。他了解人之性是含蘊有社會的。社會的製度及其間道德的政治的規律，就一方麵而言，大概都是對於個人加以製裁的。在功利境界中的人，大都以為社會與個人，是對立的。對於個人，社會是所謂“必要的惡”。人明知其是壓迫個人的，但為保持其自己的生存，又不能不需要之。在道德境界中的人，知人必於所謂“全”中，始能依其性發展。社會與個人，並不是對立的。離開社會而獨立存在的個人，是有些哲學家的虛構懸想。人不但需在社會中，始能存在，並且需在社會中，始得完全。社會是一個全，個人是全的一部分。部分離開了全，即不稱其為部分。社會的製度及其間的道德的政治的規律，並不是壓迫個人的。這些都是人之所以為人之理中，應有之義。人必在社會的製度及政治的道德的規律中，始能使其所得於人之所以為人者，得到發展。
在功利境界中，人的行為，都是以“占有”為目的。在道德境界中，人的行為，都是以“貢獻”為目的。用舊日的話說，在功利境界中，人的行為的目的是“取”；在道德境界中，人的行為的目的是“與”。在功利境界中，人即於“與”時，其目的亦是在“取”；在道德境界中，人即於“取”時，其目的亦是在“與”。
天地境界的特征是：在此種境界中的人，其行為是“事天”的。在此種境界中的人，了解於社會的全之外，還有宇宙的全，人必於知有宇宙的全時，始能使其所得於人之所以為人者盡量發展，始能盡性。在此種境界中的人，有完全的高一層的覺解。此即是說，他已完全知性，因其已知天。他已知天，所以他知人不但是社會的全的一部分，並且是宇宙的全的一部分。不但對於社會，人應有貢獻；即對於宇宙，人亦應有貢獻。人不但應在社會中，堂堂地做一個人，亦應於宇宙間，堂堂地做一個人。人的行為，不僅與社會有幹係，而且與宇宙有幹係。他覺解人雖隻有七尺之軀，但可以“與天地參”，雖上壽不過百年，而可以“與天地比壽，與日月齊光”。
用莊子等道家的話，此所謂道德境界，應稱為仁義境界；此所謂天地境界，應稱為道德境界。道家鄙視仁義，其所謂仁義，並不是專指仁及義，而是指我們現在所謂道德。在後來中國言語中，仁義二字聯用，其意義亦是如此。如說某人不仁不義，某人大仁大義，實即是說，某人的品格或行事，是不道德的，某人的品格或行事，是道德的。道家鄙視仁義，因其自高一層的境界看，專以仁義自限，所謂“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者，其仁義本來不及道家所謂道德。所以老子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但有道家所謂道德的人，亦並不是不仁不義，不過不專以仁義自限而已。不以仁自限的人所有的仁，即道家所謂大仁。
我們所謂天地境界，用道家的話，應稱為道德境界。《莊子·山木》說：“乘道德而浮遊”“浮遊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此是“道德之鄉”。此所謂道德之鄉，正是我們所謂天地境界。不過道德二字聯用，其現在的意義，已與道家所謂道德不同。為避免混亂，所以我們用道德一詞的現在的意義，以稱我們所謂道德境界。
境界有高低。此所謂高低的分別，是以到某種境界所需要的人的覺解的多少為標準。其需要覺解多者，其境界高；其需要覺解少者，其境界低。自然境界，需要最少的覺解，所以自然境界是最低的境界。功利境界，高於自然境界，而低於道德境界。道德境界，高於功利境界，而低於天地境界。天地境界，需要最多的覺解，所以天地境界，是最高的境界。至此種境界，人的覺解已發展至最高的程度。至此種程度人已盡其性。在此種境界中的人，謂之聖人。聖人是最完全的人，所以邵康節說：“聖人，人之至者也。”
在自然境界及功利境界中的人，對於人之所以為人者，並無覺解。也就是說，他們不知性，無高一層的覺解。所以這兩種境界，是在夢覺關的夢的一邊的境界。在道德境界及天地境界中的人，知性知天，有高一層的覺解，所以這兩種境界，是在夢覺關的覺的一邊的境界。
因境界有高低，所以不同的境界，在宇宙間有不同的地位。有不同境界的人，在宇宙間亦有不同的地位。道學家所說地位，如聖人地位，賢人地位等，都是指此種地位說。在天地境界中的人，其地位是聖人地位；在道德境界中的人，其地位是賢人地位。孟子說：有天爵，有人爵。人在政治上或社會上的地位是人爵。因其所有的境界，而在宇宙間所有的地位是天爵。孟子說：“君子所性，雖大行弗加焉，雖窮居弗損焉，分定故也。”此是說：天爵不受人爵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