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對於生死有相當的覺解。對於生死有相當的覺解者，知自然為一般動物所預備的方法，以繼續其生命者，實隻能得一不死的動的影像。不死的動的影像，並不即是不死。人有子雖能繼續他的生命，但不能繼續他的意識。從個體的觀點來看，一個人是一個個體，他的子又是一個個體。他的子雖是他的子，但並不就是他。他可以以他自己為“我”，但隻能以他的子為“我的”。他是個體，他自覺他是個個體。他有他的個體的意識。他的個體的意識，是任何別人所不能知，而隻有他自己能知者，可以說是他的“獨”。就此方麵而言，生是一個人“我”的存在的繼續，他的“獨”的存在的繼續。死是一個人“我”的存在的斷滅，他的“獨”的存在的斷滅。由此方麵看，死是可怕的。
人對於生死的覺解，到此種程度者最是怕死。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對於生死雖有覺解，但尚未到此種程度。對於在自然境界中的人，生沒有很清楚的意義，死也沒有很清楚的意義。這並不是說，他於生時，不能有什麼活動。他亦可以有活動，並且可有很多的活動，不過他的活動都是順才或順習而行。所以他雖有活動，而對於許多活動，他並無覺解。他雖亦知他將來有死，但對於死，他並不預先注意，至少也是不預先憂慮。對於死所能有的後果，他了解甚少，他可以說有“赤子之心”。小孩子見人死，以為人死似不過是睡著不醒而已，或以為人死似不過是永遠不能吃飯而已。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對於死的了解，雖不必即如此地天真，然亦是天真的。對於死的了解，既如此地少，所以他亦不知怕死。他不知怕死與一般動物不知怕死不同。一般動物不知怕死，是因為它不知有死。在自然境界中的人，不知怕死，是因為不知死之可怕，如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者。
不知怕死者，雖亦可不受死的威脅，但不能有不受死的威脅之樂。因為他不受死的威脅，乃是由於他的覺解的不及。他本不知死之可怕，所以他雖不受死的威脅，而不能有不受死的威脅之樂。他不受死的威脅，可以說是“為他的”，而不是“為自的”。《莊子·大宗師》說：“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道家常將自然境界與天地境界相混。此所說“真人”，但就其不知說，此所說的境界是一種自然境界。
在自然境界中的人，不知怕死。所以他亦不有目的地、有計劃地，設法對付死。在功利境界中的人，一切行為，都是“為我”，死是“我”的存在的斷滅，所以在功利境界中的人，最是怕死。他們有目的地、有計劃地，設法對付死。他們對付死的辦法約有四種。
人對於生死有相當的覺解。對於生死有相當的覺解者，知自然為一般動物所預備的方法，以繼續其生命者，實隻能得一不死的動的影像。不死的動的影像，並不即是不死。人有子雖能繼續他的生命，但不能繼續他的意識。從個體的觀點來看，一個人是一個個體，他的子又是一個個體。他的子雖是他的子，但並不就是他。他可以以他自己為“我”，但隻能以他的子為“我的”。他是個體，他自覺他是個個體。他有他的個體的意識。他的個體的意識，是任何別人所不能知，而隻有他自己能知者，可以說是他的“獨”。就此方麵而言，生是一個人“我”的存在的繼續，他的“獨”的存在的繼續。死是一個人“我”的存在的斷滅，他的“獨”的存在的斷滅。由此方麵看，死是可怕的。
人對於生死的覺解，到此種程度者最是怕死。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對於生死雖有覺解，但尚未到此種程度。對於在自然境界中的人，生沒有很清楚的意義，死也沒有很清楚的意義。這並不是說，他於生時，不能有什麼活動。他亦可以有活動，並且可有很多的活動，不過他的活動都是順才或順習而行。所以他雖有活動，而對於許多活動，他並無覺解。他雖亦知他將來有死，但對於死，他並不預先注意，至少也是不預先憂慮。對於死所能有的後果，他了解甚少，他可以說有“赤子之心”。小孩子見人死，以為人死似不過是睡著不醒而已，或以為人死似不過是永遠不能吃飯而已。在自然境界中的人，對於死的了解，雖不必即如此地天真，然亦是天真的。對於死的了解，既如此地少，所以他亦不知怕死。他不知怕死與一般動物不知怕死不同。一般動物不知怕死，是因為它不知有死。在自然境界中的人，不知怕死，是因為不知死之可怕，如所謂“初生牛犢不怕虎”者。
不知怕死者，雖亦可不受死的威脅，但不能有不受死的威脅之樂。因為他不受死的威脅，乃是由於他的覺解的不及。他本不知死之可怕，所以他雖不受死的威脅，而不能有不受死的威脅之樂。他不受死的威脅，可以說是“為他的”，而不是“為自的”。《莊子·大宗師》說：“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道家常將自然境界與天地境界相混。此所說“真人”，但就其不知說，此所說的境界是一種自然境界。
在自然境界中的人，不知怕死。所以他亦不有目的地、有計劃地，設法對付死。在功利境界中的人，一切行為，都是“為我”，死是“我”的存在的斷滅，所以在功利境界中的人，最是怕死。他們有目的地、有計劃地，設法對付死。他們對付死的辦法約有四種。
第一種辦法是求避免死。例如，秦皇漢武都是蓋世英雄，做了些驚天動地的大事。但他們的境界，都是功利境界。他們的事業越大，他們越不願他們的“我”失其存在，他們越不願死。《晏子春秋》及《韓詩外傳》說：“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秦皇漢武的晚年，大概都有這種情感。所以他們都用方士，求長生藥。所謂“尚采不死藥，茫然使心哀”。他們費很大的力，以求避免死，不過結果還是“但見三泉下，金棺葬寒灰”。（李白《古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