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可問：有沒有對於事物的最高程度的了解，即所謂殊勝解？
於此我們說：從理論上說，這種了解是可能有的。一事物所表現的理，我們若皆知之，則我們對於此事物，即可謂有完全的了解。完全的了解，即最高程度的了解也。不過最高程度的了解，理論上雖是可能有的，而事實上是不能有的。因為一事物之為一事物，其構成的性質，是極多的。此即是說，其所屬於的類，及其所表現的理，是極多的。我們知一事物所表現的一理，我們即可就此事物，做一我們於《新理學》中所謂是的命題，即普通所謂真命題。我們若完全知一事物所表現的理，我們即可就此事物，做許多是的命題。這許多是的命題，即構成我們對於一事物的完全的了解，亦構成此事物對於我們的完全的意義。於是我們始可以說，我們完全了解此事物是怎樣一個東西，怎樣一回事。但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因此我們對於一事物的了解總是不完全的，而一事物對於我們的意義亦總是不完全的。
以上所說，有些是對於一事一物說的。此所說對於某類物、某類事，亦同樣可以應用。例如，我們可以離開某一山，而對於山有了解；離開上某課，而對於上課有了解。照上文所說，我們於了解山時，須借助對於某一山的經驗；於了解上課時，須借助對於上某課的經驗。但於了解以後，我們可以離開某一山，而對於山有了解；離開上某課，而對於上課有了解。對於某類事物有了解，即是知某類事物的理所含蘊的理。例如，我們說：“人是動物。”此命題即表示人類的理含蘊動物的理，此命題即代表我們對於人類的了解。我們對於某類事物有了解，某類事物對於我們即有意義。我們對之了解越深越多者，其意義亦越豐富。我們對於一類事物亦可有最低程度的了解，可有最高程度的了解。我們說：“人是物”，此命題表示我們對人類的最低程度的了解。我們若知人類的理所含蘊的一切的理，我們即對於人類有最高程度的了解。最高程度的了解，即是完全的了解。一類事物所含蘊的理，可以是極多的。所以對於一類事物的完全的了解，亦是極不容易得到的。雖不容易得到，但比對於某一事物的完全的了解，又比較容易得到一點。
人生亦是一類的事，我們對於這一類的事，亦可以有了解，可以了解它是怎樣一回事。我們對於它有了解，它即對於我們有意義，我們對於它的了解越深越多，它對於我們的意義，亦即越豐富。
哲學或其中的任何部分，都不是講“因為什麼”的學問。或若問：因為什麼有宇宙？因為什麼有人生？這一類的問題，是哲學所不能答，亦不必答的。哲學所講者，是對於宇宙人生的了解，了解它們是怎樣一個東西，怎樣一回事。我們對於它們有了解，它們對於我們即有意義。
宇宙人生等，即使我們對於它們不了解，或無了解，它們還是它們。宇宙之有不靠人的了解，即使宇宙間沒有人，它還是有的。若使沒有人，固然沒有人生，但如有了人生，雖人對於它不了解，或無了解，它還是有的。
對於一事物的完全了解，事實上是不可能的。對於一類事物的完全了解，亦是極不容易得到的。因此，人對於宇宙人生，亦不易有完全的了解。所以人雖都在宇宙之中，雖都有人生，但對於它們，有了解其是如此如此者，亦有了解其是這般這般者，亦有對之全不了解，或全無了解者。《易·係辭》說：“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百姓日用而不知。”《中庸》說：“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對於宇宙人生全不了解，或全無了解者，即所謂日用而不知，及飲食而不知味者也。
對於一事物或一類事物的完全了解，是極不容易有的。但其最特出顯著的性質，是比較易於引起我們的注意的，因而易於使我們在此方麵，對於某事物，或某類事物，得到了解。人生亦有其最特出顯著的性質，易於使我們對其得到了解，對其有覺解。
解是了解，我們於上文已有詳說。覺是自覺。人做某事，了解某事是怎樣一回事，此是了解，此是解，他於做某事時，自覺其是做某事，此是自覺，此是覺。若問，人是怎樣一種東西？我們可以說，人是有覺解的東西，或有較高程度的覺解的東西。若問，人生是怎樣一回事？我們可以說，人生是有覺解的生活，或有較高程度的覺解的生活。這是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人生之所以異於別的動物的生活者。
了解必依概念，自覺是否必依概念？於此我們說，了解是一種活動，自覺是一種心理狀態，它隻是一種心理狀態，所以並不依概念。我們有活動，我們反觀而知其是某種活動，知其是怎麼一回事。此知雖是反觀的，但亦是了解，不過其對象不是外物而是我們自己的活動而已。我們於有活動時，心是明覺的。有了解的活動時，我們的心，亦是明覺的。此明覺的心理狀態，謂之自覺。
人與禽獸是同有某些活動的，不過禽獸雖有某活動而不了解某活動是怎樣一回事，於有某活動時，亦不自覺其是在從事於某活動。人則有某活動，並且了解某活動是怎樣一回事，並且於有某活動時，自覺其是在從事於某活動。例如人吃，禽獸亦吃。同一吃也，但禽獸雖吃而不了解吃是怎樣一回事，人則吃而了解吃是怎樣一回事。人於吃時，自覺他是在吃。禽獸則不過見可吃者，即吃之而已。它於吃時未必自覺它是在吃。由此方麵說，吃對於人是有意義的，而對於禽獸則是無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