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師是用來仰望的。
每一位大師，都是一座嵯峨的高山。或壁立萬仞，危岩高聳，峬峭幽邃，或霧鎖深穀，藤纏迷徑，蒼苔侵階，但他們都巍巍屹立，傲然橫空，獨成風景。
每一位大師，又都是一條奔競的長河。或波平水闊，遠帆點點，浩浩東逝，或水急流湍，浪花澎湃，魚躍鳶飛，但他們都靜臥大地，通古接往，自成生態。
因而，仰望大師，其實就是在仰望一種別樣的人生，膜拜自己難以企及的高度，體驗自己無法擁有的厚度。
寬博、深邃、遼遠、浩渺……這些構成了大師群體的精神底色，同時也生動著我們因長時間張望在庸碌俗世而日益呆板、凝滯的眼睛。通過仰望大師，於是知道，人原來可以將自己活到這樣精彩的境界，人也可以將自己豐厚到如許超拔高邁的地步。作為一種人生的高標，大師以曾經的既定存在，告訴來者的是《詩經》裏這樣一個耳熟能詳的句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大師還是用來觸摸的。
因為每一位大師，首先是一個血肉豐滿的人。雖然頭頂的月光不一樣，吐納的空氣不一樣，但他們一樣品啜著人生旅途中的諸般艱辛與苦澀，一樣有我們對現實世界的種種憂心與感傷，這就和同樣為人的我們有了根基上的貼近性。
畢竟，將一個人放在相框裏，而不是供在佛龕中去打量，會更為逼真。
單純仰望的視角，會讓大師獲得我們無盡的敬意與歆羨，但同時也獲得我們的慨歎與陌生。後者造成的疏離感，無論於大師本人，還是對需要認識大師的我們，均無益處。
那就伸出手，觸摸大師，哪怕隻是輕輕牽了一下他的衣襟，指頭肚兒都會觸到一種分明不同的質感。
仰望大師，隻需崇敬就夠；觸摸大師，還需要有一份平常心。就像領袖身邊的秘書，除了有與大眾一樣的景仰之外，他還需有拋開神聖與神秘之後的日常悉心照料之心。
中國儒學的發展曆程，無論是先秦儒學，西漢章句訓詁之學，東漢的讖緯學說，魏晉南北朝的玄學，還是三教合流的隋唐學，探究義理的宋元之學，明代心學，清朝的考據學，都大體繼延了這樣一個發展程式：興起，隆盛，衰變，末流，糾偏。然後，周而複始，進入到下一個循環之中。
梁啟超在《清代學術概論》中對此有過精辟的論述：“佛說一切流轉相，例分四期，曰：生、住、異、滅。思潮之流轉也正然，例分四期：一、啟蒙期（生）；二、全盛期（住）；三、蛻分期（異）；四、衰落期（滅）。無論何國何時代之思潮，其發展變遷，多循斯軌。啟蒙期者，對於舊思潮初起反動之期也。舊思潮經全盛之後，如果之極熟而致爛，如血之凝固而成瘀，則反動不得不起。反動者，凡以求建設新思潮也。然建設必先之以破壞。故此期之重要人物，其精力皆用於破壞，而建設蓋有所未遑。所謂未遑者，非閣置之謂。其建設之主要精神，在此期間必已孕育，如史家所謂‘開國規模’者然。雖然，其條理未確立，其研究方法正在間錯試驗中，棄取未定。故此期之著作，恒駁而不純，但在淆亂粗糙之中，自有一種元氣淋漓之象。此啟蒙期之特色也，當佛說所謂‘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