橫亙在東西方文化源頭的是兩條大河。
一條是起源於蘇格拉底，繼之於柏拉圖，傳承於亞裏士多德，然後浩蕩東去的藍色河流。
另一條是發軔於孔子，繼之於子思，傳承於孟子，然後攜百川、納萬流，雄渾入海的黃色河流。
它們同時澤被萬世，浸潤並哺育了各自的文明，且影響至今。令人驚奇的是，它們在孕育、發展和壯大的早期路上，從雪山融水，到涓涓細流，再到波瀾壯闊，其發展竟然如此酷肖，而且每個階段都有著彼此對應的坐標。
抱著用自己思想為萬眾接生的蘇格拉底，同樣堅持述而不作，他以深邃的智慧和綿密的思想開創了希臘哲學的紀元，給學生柏拉圖以深刻影響。老師死後，柏拉圖用《蘇格拉底的申辯》、《克力同篇》等對話錄形式，闡述了老師博大而精微的思想。作為柏拉圖的學生，亞裏士多德年輕時進入柏拉圖學院學習，學成後在雅典建立呂克昂學校，繼承並發揚乃師的學術思想，創辦了著名的逍遙學派，並成為亞曆山大的老師。這個三人學術接力陣營所營造的學術天空，整整影響了希臘及羅馬時代，乃至今天的西方文化走向。
行一己仁道、力圖為東周理想國的孔子，薈萃其全部學術思想的對話錄《論語》，也是由其弟子及門人所撰。子思闡揚和發展了孔子的中庸思想，而且多采取引述孔子之言的方式申明自己的主張。到孟子這裏，他與對應在另一學術傳承鏈條上同等環節的亞裏士多德，不但生活在同一時代，而且有著共同的遊學、創辦學院、為帝王師等等人生經曆。最重要的是，他們都是左手托宗師衣缽，右手開一代之先，在將本門學術思想精深化、博大化的路途上，有著重要的繼往開來的作用。
西方人眼裏，蘇格拉底、柏拉圖、亞裏士多德是古希臘三聖賢，亞裏士多德有著大開門戶的至偉作用。
東方人眼中，孔子、孟子的學說早已為一個詞組——“孔孟”所焊接，孟子本人則成為僅次於孔子的一代儒家宗師。在墨學、農學、黃老之學位居顯學的戰國時代，正是孟子憑借自己單槍匹馬的努力，承繼孔子道統，開創了儒家繁榮昌盛的全新局麵。
亞裏士多德，是西方的孟子。
孟子，是東方的亞裏士多德。
一。
真是吝嗇，司馬遷《史記·孟子荀卿列傳》裏有關孟子的記述就區區一段文字，長度甚至還不及作為客人硬塞入本傳的鄒衍。
《史記》載：“孟軻，鄒人也。受業子思之門人。道既通，遊事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為迂遠而闊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麵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為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
其實，這已足夠。孟子的生平、遭際、思想、學術，在其間已大體呈現。
與孔子相比，孟子更像個沒有頭緒、毫無來曆、從彌天大霧中突然跳到眾人麵前的人。
有關孟子的出生年月，向來眾說紛紜，莫衷一是，但他出生於公元前四世紀上半葉已為定論，其遠祖為魯國赫赫有名的孟孫氏。他的家族發展史，應驗了孔子在《論語·季氏》中說過的一句話：“故夫三桓之子孫微矣。”
魯之三桓之家後來果真從史書上漸漸消遁。因家道衰微，孟子祖上從魯國遷居鄒國，完全成為一個普通平民之家。
如此，來為苦孩子出身的孟子推溯家譜便很難。關於孟子的父母，正史上記載寥寥，語焉不詳。《春秋演孔圖》、《闕裏誌》等，說孟子父親名激，字公宜，母親姓仉，但學界認為這些均於史無據，純屬無稽之談。
連同西漢韓嬰《韓詩外傳》所記載的“孟母斷機杼”、“買東家豚肉”，以及劉向《列女傳》中載錄的“孟母三遷”等故事，史家也都認為是憑空臆造，屬於後人為“亞聖”的增飾美白，不足為憑。
事實上，四十三歲之前的孟子的一切活動均為空白，不僅《孟子》一書中未曾提及，而且所有的文獻都不見有任何文字記錄，令人有“神龍見尾不見首”之歎。
有神龍在天，觀其騰躍之雄姿、聽其咆哮之滾雷就夠了，為什麼一定要煞有介事地重塑那個孵化了它的已然不存在的蛋殼呢？
既然找不到出處，那就不問出處。
於英雄，應作如是觀。
二。
鄒與魯是如此之近。
一陣清爽的北風，就能將魯地學庠裏琅琅的誦書聲吹送到近在咫尺的鄒國。流風所布，自然使得鄒國受其熏陶，儼然為禮樂之邦。
《莊子·天下篇》說：“鄒魯之士，縉紳先生多能明之。”
讀其書，感其人，慕其德，年輕的孟子一定時時將崇敬而向往的目光投向北方，一遍遍去追思那個叫孔丘的巍然矗立的藹然智者。
文化的感召力量永遠是超越國界的，最終，他負笈北上，遊學於魯，求教於子思門人。
地理上的近緣性，學理上的承繼性，決定了孟子一生的學術思想指向。他是這樣給自己定位的：“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硃，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孟子·盡心下》）。
自己所處之世離孔子不遠，自己所在之地也與孔子如此之近，那麼孔子之後無人為繼的大責自然就由自己來肩負，而且責無旁貸。“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孟子這樣對自己說。
他不僅將自己定位於“聖徒”的位置：“能言距楊、墨者，聖人之徒也。”（《孟子·滕文公下》）而且為自己定下了神聖使命：“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說，距跛行，放淫辭，以承三聖者。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
孔子地下有知，當起身鼓掌。
三。
在孟子心中，這個使命便是定紛止亂，於嘈雜一片中確定一種清朗之音。
孔子歿後，儒分為八。韓非在《韓非子·顯學》裏說：“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當然，這隻是韓非個人的學術觀念，所以他不僅在八派中剔除子夏一脈，使後人費解，而且又將孔子及門下弟子與再傳、三傳弟子並列，更使學者不知所從。
儒學八派的劃分並沒有嚴格的學術界定意義，隻是孔子去世之後至戰國末年的儒學大概情況。但從這個梗概之中可以看出，權威坍塌，眾口嘵嘵。
凡為一代宗師，必定在自己所從事的領域有著開宗立端的創始意義，有著極高的成就，他端坐在高處，身影也必耀古爍今。但，這也附帶形成了宗師的不幸。他磅礴的體係，他巍峨的高度，他深渾的厚度，都使他的衣缽傳承者難以悉數承接和傳遞。
空穀回音，這音色難免渾濁、失真、褊狹起來。
釋迦牟尼於公元前四八六年在拘屍那迦城附近裟羅林中入滅，公元前三八七年佛教開始分裂為上座和大眾兩部。
基督升天之後，公元一〇五四年，基督教分化為希臘正教和羅馬公教兩宗，十五世紀出現第二次新舊教會大分裂，又從羅馬公教中分裂出了信義宗（路德教派）、聖公宗（英國國教派）以及歸正宗（加爾文教派）等，其後又從支派中再次分裂出各種小教派。
儒學也逃脫不了這種宿命。
原因不難理解。孔子在世時，他創立的儒學呈現出博大、開放的氣象。孔子對弟子十分講究因材施教。講授中，盡管有著基本的共同原則和大體相仿的教學內容，但因弟子之間彼此個性與天賦的差異，他會在教學中有針對性地區別對待，罕譬而喻，予以啟發。這樣，就造成了弟子們學有所專的結果，客觀上使孔門後學在學術上趨向分化。
到孟子之時，儒學的分化與式微，孔子學說不同程度地遭受歪曲，法、墨之家的異軍突起，都讓儒學發展麵臨著嚴峻的挑戰。
回應這種挑戰的人正是孟子。
孟子的學說來自子思。子思為曾子高足，以昭明聖祖之德為己任。荀子在《非十二子》中說：“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誌大，聞見雜博。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案飾其辭而祗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弓為茲厚於後世。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
據此可知，思孟學派的學術主張是“法先王”，並據往舊思想資源造作五行說，在戰國中晚期形成非常非常大的影響。
述仲尼之意的孟子，在與這些對立學派的反複駁難、互相攻詰中，重新找回儒學。針對法家的刑名之術，孟子倡言仁義，以王道對抗霸道；針對楊、墨兼愛、尚同之說，孟子強調人倫綱常的重要性；針對許行學派的自食其力、市賈不貳的主張，孟子堅持社會分工，強調“物之不齊”的必然性；針對告子的性無善惡說，孟子堅持人心本善，仁義禮智根於心。
正是他的睿智與善辯，凜然與高邁，折服了一個個強詞奪理的對手，使得儒學得以重振。
韓愈在《孟子序說》中說：“孔子之道，大而能博，門弟子不能遍觀而盡識也，故學焉而皆得其性之所近。其後離散，分處諸侯之國，又各以其所能授弟子，源遠而末益分。惟孟軻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自孔子沒，獨孟軻氏之傳得其宗。故求觀聖人之道者，必自孟子始。”
這就是孟子的作用。
四。
篳路藍縷，開啟山林，化德布仁，揚義天下。一個人如果選擇了這條路，那就注定了他一生之中，必將永遠遊走在路上。偶爾有鮮花歡迎，那也是暫時點綴，或純屬門麵性的排場，他行走的背影，必將是淒淒惶惶。
在孔子如此，在孟子也是這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