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個孤獨的人。
在兩千五百年前的夕陽殘照下，他始終以一個被放逐者的姿態，孤獨而傲岸地置身在主流社會的熱鬧人群之外。但這種遊離與疏遠，卻又有著過多主觀躲避的成分，那是一種天性皎潔的高尚人格所致。前途窮蹇，四處壁壘，孔子懷揣著終不得抒的理想與抱負，跋涉在崎嶇的山路之上。周遭罡風烈烈，他卻獨自浩浩蕩蕩。雖荊棘纏腿、步履維艱，但因心有所向而樂此不疲；雖遺世獨立、衣衫襤褸，但因胸有所懷而矢誌不渝。
他是一個簡單的人。
聽到一曲美妙的韶樂，便沉浸其中，竟然三月不知肉味；簡單到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將生存的快樂簡約為“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甚至為向學生辯解自己內心無虧時，不惜指天發誓“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簡單到在落魄之中被人形容為“累累若喪家之犬”時，卻一臉嫵媚地說：“然哉，然哉。”
他也是一個浪漫的人。
他相信，如果人人都心底亮堂，處處都燭光閃耀，那麼世界就會光明一片。重要的，君子應從自身做起，來啟亮人世，開解混沌，驅除低下、齷齪與鄙吝。他懂得，知識分子的全部擔當與使命，不是坐擁書城，俯仰其間，與書籍悠然獨對，在筆墨間消遣人生，而是通過博文約禮，完善自己的德性生命之後，用自己的知識與思想，化愚頑，明盲瞽，去邪佞，為他人心中植綠，為世界墾荒，通過改造人心改造世界，最終實現文質彬彬、綱常有紀的和諧大同社會。
他還是一個悲劇性的人。
小德川流，大德敦化。他從來沒有忘卻一個文化者對統治者的規勸與教導的職責，他強調“政者，正也”、“舉直錯諸枉”，他呼喚所有的統民之人，視民如傷，心懷黎元，蒼生在念。懷著無限的美意，持著永恒的善念，以禮律約自身，克製非分之念，在推己及人中，尋求自身的博大和真誠，將執政理念定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用高尚的道德情操、彬彬有禮的世風化民導眾，為淵驅魚，為心植綠，為百姓謀福祉。而這種呼喚終是空穀傳音，有去無回。但他明知不可為而為之，明知一己之力微若草芥，仍信念在懷，大道荷肩，他守之不移，持之以恒，這便有了悲劇的色彩。
他走得太遠，超越時代的睿思尚不能被他所生存時代的大眾理解；他站得又太高，高居眾人頭頂視線之外，又絕非時人所能看到，而這些都構成了哲人永恒的生存宿命。但，凝重與莊嚴就蒸騰於其間，向四周嫋嫋揮散，雖無人觀瞻，卻愈顯靜穆與神聖。
佇立在出雲的山巔，為眾生作亙古的瞭望，瞭望者自己便不能不承接寂寞；避開喧囂的塵世，讓思想款接天地古今，為大眾思考生命與永恒的真諦，思想者自己便不能不擁抱永久的岑寂。
他就是孔丘，孔仲尼。
一。
這些都是他，但又都不能準確概括他。
雨果說伏爾泰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時代。孔子知識的豐厚、眼光的超邁、做人的篤實、行事的執著、沛胸的道義、高蹈的人格、健全的德性生命、心憂天下的人文情懷、影響中國數千年政體與文化的思想體係……都在指向這樣一種界定：“孔子”已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種文化的標高。
曆史對孔子的身份認定，是三個依次強化的學術肖像。
首先，他是位老師。一個在中國教育史上首次將王官之學下移至民間，打破教育門閥，實現“有教無類”的偉大教育家。
其次，他是個重要的文化拾荒人。通過潛心書齋，全麵整理古典經籍，祖述堯舜，憲章湯武，上承三代，下啟來世，這是銜古接今的孔子所獨具的文化裏程碑意義。
再次，他是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在中國建立起一個龐大而係統的學術體係，並賦予“儒”以強烈的使命感、自尊感和內在德性力量，使之傳習不衰，構建了中國士大夫層的集體精神生命——守死善道、士不可不弘毅。
不管是哪種身份認定，孔子都具有開山立宗、舉燈映路的非凡意義，決定了其在中國文化史上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至高至偉作用。
周平王東遷之後，社會矛盾更為加劇，天下大亂。伴隨諸侯國的不斷強大，周王室雖為天下共主，但已搖搖欲墜，不複有一統天下、號令諸侯的力量。諸侯國之間弱肉強食，戰亂頻仍，表現在文化層麵上，就是“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的禮崩樂壞，斯文掃地，傳統文化難以為繼。《莊子·雜篇·天下》在描述這一文化道德紊亂期時說：“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是故內聖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
感謝孔子，正是孔子潛心書齋，敏古好求，刪《詩》、正《樂》、定《禮》、讚《易》、修《春秋》等一係列文化搶救工作，保存了傳統文化，起到了振衰繼絕、接竹引泉的曆史作用。
宋代邵康節在《皇極經世書》中說：“孔子讚《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可以看出，沒有孔子的文化拾荒行為，濫觴於堯舜禹的中國傳統文化的長河可能早已枯竭、斷流。
而澆鑄其萬古師表地位的，則是他開天辟地地創立了以“仁”為核心、以“禮”為律約、以“中庸”為手段的思想體係。
《漢書·藝文誌》載：“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官，助人君順陰陽明教化者也。遊文於六經之中，留意於仁義之際，祖敘堯舜，憲章文武，宗師仲尼，以重其言，於道為最高。”《說文解字》中解釋“儒”，為“術士之稱”。這就是說，“儒”在孔子時，是與其他具有“六藝”之能，並借此求仕的行當並列的，除了有別於躬耕於壟畝的野人，和騎士、武士、樂士、術士等完全一樣，隻是一種普通的行業。儒學成為學派，也仍是孔子首創之後，經子夏設教西河，大雅傳誦，以及子思開館授徒，將儒學發揚光大之後的事情。
孔子生值春秋季世，當其生年，他的學說不過名列九家之一，還遠遠不能稱之為顯學。老子的無為論，墨翟的兼愛說，法家的法統論，都與之分庭抗禮。所以，齊國的晏子、楚國的子西，以及陳、蔡那些大夫們，才都可以坦然對儒學撻伐，屢屢攻擊。將孔子學說獨家掛牌為儒學，並且實現亨通、顯達，過上了好日子，是到漢高祖才有的事。自那時起，孔子才被請到祠裏享祭，受用起生牛肉大禮。在隋唐以前，孔子是跟附在周公之後享祭的，提到儒家學說，必是周孔連稱，猶如老子前麵要有黃帝。直到唐太宗貞觀二年，詔停周公先聖，孔子才從原先的“二哥”位置，躋身到“一哥”的寶座。
這些，當然都與純學術意義上的儒家文化本身毫無幹係。讓人感興趣的始終是，他獨創的係統而龐大的儒家學術體係的終極價值在哪裏。
是的，這終極價值就在那延宕數千年而不衰，至今仍為人類社會向往並追求的崇德貴民的政治文化、孝悌和親的倫理文化、文質彬彬的禮樂文化、遠神近人的民本思想之中。
孔子知道，隻有建立一個“均”、“和”、“安”的理想社會，殺戮才會停止，紛爭才會熄滅，紊亂才會找回秩序，道德才會得以回歸。
圍繞這一目標，他建構了龐大而係統的思想體係。首先要解決人與人之間相互關愛的問題，每個人都應當加強德性生命的塑造，即“仁”；其次要對人進行律約，使其各安其分，即“禮”；最後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論，即“中庸”。
如何使人具有仁、禮與中庸，那就是教育。儒學終究來說是一門人生實踐之學。在老師方麵，是用啟發的方式，循循善誘弟子去認識現實生活中的種種真實和謬誤，從而達到對人生和道義的了悟；而在學生方麵，則需要踐形盡性，從老師的教誨中得到啟蒙，然後再回到自家身心生活，對世界和真理有所體認和存養，最後實現知禮而達仁的境界。隻有人人存仁體禮，由個體的人放大到組成社會基礎單元的家，繼之再放大到邦國天下，那麼，最終就會實現“均”、“和”、“安”的理想社會。
一個係統的中華文化體係就此橫空出世，巍然矗立。
一個完備的中華思想譜係就此紮根民間，蔭庇萬古！
錢穆說：“儒家思想形成中國民族曆史演進之主幹，這是無疑的。廣播在下層的是社會風俗，英華結露而表顯在上麵的是曆史上的各方麵人物。而傳衍悠久，蔚為一民族之文化……儒家思想是中華民族之結晶，是中國民族文化之主脈。並不是儒家思想造成了中國民族之曆史與其文化，乃是中國民族之內性之發揮而成悠久的曆史與文化者，其間最要的一部分，則為儒家思想。”
孔子所創樹的儒家思想，自西漢被政體納入，遂始成為中華民族最基本的主流價值觀，其倡導的禮、義、廉、恥、仁、愛、忠、孝，不僅是中國文化的靈魂，也成為東方人類普世倫理的重要組成，更是中華民族精神的重要淵源。
如果不數典忘祖，那麼就該承認，曆史上儒學一直為中國文化的正統和主體，儒學就是中國文化的代表和象征。
在中國內交外困的某些特定曆史時刻，比如“五四新文化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人們曾對儒學進行批判和撻伐，但今天看來，這些彌漫著濃鬱火藥味的運動，依然缺乏學術的思辨和思想的冷靜，多的是革命名義下的呼嘯，還有就是不明就裏式的蠻橫無理。因為漢儒把孔子神聖化、讖緯化，隋唐將孔子斷章化、分裂化，宋儒將孔子印心化、教條化，這麼一路折騰下來的孔子，早已不是夫子本人能認識的模樣了。
法朗士說過一句話：“生為一個偉大的人物，實在是種大不幸。在活著時，他備受苦痛，而死後，又硬被不相幹的人作弄，最終使自己變成與己毫不相幹的人。”
讓我們聽聽這樣一些聲音。
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寫道：“《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鄉往之。餘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國言‘六藝’者折中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朱熹說：“此道更前後聖賢，其說始備。自堯舜以下，若不生個孔子，後人去何處討分曉？”
法國思想啟蒙導師伏爾泰在他的《哲學辭典》中說：“我全神貫注地讀孔子的這些著作，我從中吸取了精華，除了最純潔的道德之外，我在其中未發現任何別的東西。”
柳詒征在《中國文化史》中說：“孔子者，中國文化之中心也。無孔子則無中國文化。自孔子以前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傳，自孔子以後數千年之文化，賴孔子而開。”
公元一九八八年，諾貝爾獲獎者齊聚巴黎，探討二十一世紀人類的生存與發展，達成共識：“二十一世紀人類欲更好地生存與發展，必須到孔子那裏去汲取智慧。”
當然，被後人泥塑成“素王”供奉在大成殿裏，孔子會為此深感訝異而可笑，他會認真地說，這哪裏是我呢？
二。
行走在春秋末年，孔子比煙花更寂寞，比浮萍更伶仃。
公元前五五一年，孔子生於魯國陬邑。因父母禱於尼丘山而生，故名丘，字仲尼。
端的是“德不孤，必有鄰”。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幾位最重要心靈導師，在公元前六世紀中晚期這個特殊的時間段裏，幾乎同時相約在東西方接踵而出。
先孔子十五年，佛教創始人釋迦牟尼於公元前五六六年在迦毗羅衛降生；後孔子十一年，古希臘哲學家、辯證法奠基人赫拉克裏特出生；孔子去世後十年，蘇格拉底出世；具體出生年月不詳的老子，卻與孔子在公元前五一八年的周王室洛邑有過清茶嫋嫋融會心的促膝交談，因交談者的偉岸身量，這次會晤注定是空前絕後的，那是站在人類思維巔峰上的最偉大智者的會晤，是中華民族兩位精神原創者的絕世會見。
人類文化的天空，因這幾顆耀眼星宿的橫空出世，陡然變得璀璨至極。從此，他們彼此鑲嵌在人類哲學的母版天空上，熠散著冷峻而永恒的光亮。
而現實之中的孔子，隻帶著俗世遮罩給他的卑微與辛勞敘寫他成長中的歲月。
三歲喪父的孔子，在寡母顏征的教育下，自幼就好習禮儀，“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史記·孔子世家》）及長，二十歲時擔任委吏（管倉庫的小吏），二十一歲時改做乘田吏（管理牛羊畜牧的小吏）。此即孔子自況：“吾少也賤，故多能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