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五二二年，三十歲的孔子從此奠定了治學、做人、為政等堅實的學問與道德基礎。至此，開始授徒設教。顏無繇、仲由、曾點、冉伯牛、閔損、冉求、仲弓、顏回、高柴、公西赤諸人先後從學。魯國權臣孟僖子將死，囑其二子孟懿子與南宮敬叔說：“今孔丘年少好禮，其達者歟？吾即沒，若必師之。”由此可見，其學問與道德之名已經盛傳。
孔子的政治生涯是從公元前五〇一年的五十歲開始的，先任中都宰，次年升為小司空，後擢而為大司寇，攝相事，魯國實現大治。
官位的亨通，生活的裕如，這些永遠是不屬於哲人的。即便擁有，也隻會是暫時，一切都會轉瞬而逝。因為真理在懷，他會時時向虛妄與醜陋質問；因為愛意在胸，他會時時對民眾的苦難流下艱澀的眼淚；因為道義在肩，他會時時向謬誤的現實憤然。
果然，公元前四九七年，為敗壞魯政，齊國選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文馬三十駟，遺魯君。季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終致失望的五十五歲的孔子，遠離母國，踏入周遊列國的漫漫風塵之中。
臨走時，他唱了一首歌：“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遊哉，維以卒歲！”雞鶩升堂，鳳凰遠潛。月雖是故鄉明，但親愛的故鄉已被位居上僚的少數混蛋搞得烏煙瘴氣，理想被現實徹底瓦解，隻剩下失望之後的深深絕望。那就輕咳一聲，拂下衣袖，轉身而去。
何處是歸程？長亭更短亭。
遠走時的心境，永不是《詩經》中“適彼樂土”的那種欣然，而是充滿鬱憤的無奈，很像憤然離開李希諾斯夫基親王時的貝多芬。音樂家留下的紙條是：“親王，您之為您，是靠了偶然的出身；我之為我，是靠了我自己。親王們現在有的是，將來也有的是。至於貝多芬，卻隻有一個。”
孔子沒有貝多芬的私人化怒怨和憤懣，他隻因大道不行而盡棄所獲，出逃與遠離也非尋找新的依托和寄靠。
就這樣，毅然決然，他將自己從一個大司寇變成了一個流浪漢。
哲人在自我認知上是沒有歸屬感的，他的本意就是漂泊，就是伶仃，就是遊牧。駐也由我，行也由我，沒有任何東西可以羈絆我自由的雙腳，這就是大自在的人生，這就是永恒的行者。
一流的心靈，不光盛放著智慧和關愛，還永遠留著一張空蕩的床，供憂患棲息，讓憂傷小憩。所以，不管佛陀，還是老莊，不管真主，還是耶穌，都講求逃離安逸，堅持苦修，於財色名利的紅塵之外艱難地尋求抵達智慧的必經之路。
但，一個五十五歲的老人，就為了對真知與道義的向往與擁抱，從而不顧年邁體衰，放棄至尊的高官位置，扔掉優裕的生活條件，毅然自我放逐，遠離故鄉，一頭走向前途未卜的蒼茫夜色之中。這無論如何，都令人感慨萬千。
這是中國文化史上最令人心酸的一幕。
夕陽西下，一個憂傷的老人，一輛破舊的牛車，一條通向遠方的迷茫之路。他將從這裏走出去，用雙腳丈量山河，用思想丈量文化。
那就走吧。沒有猶豫，也沒有遲疑。
三。
這一走，就是漫長的十四年。
需要多麼堅韌的健壯肉體，才能經受長達十四年之久的坎坷崎嶇路上牛車的顛簸呢？何況他這時已經是一個五十五歲的羸弱老人。
信念，是一種存放在內心的力量，它由天地間一種無聲的精神喚醒，成為生命的大自覺。而一經產生，其力度就遠遠大於一切，包括孕育這種力量的肉體自身。當一個人為理想而活，為真理存在，雖篳路藍縷而不苦，雖赴湯蹈火而自若。簡約生活，輕視肉體，慨然生命，全因他心中托著尊貴無比的信念。
“吾欲仁，斯仁至矣！”懷著無限的美意，持著永恒的善念，以禮律約束自身，克製非分之念，在推己及人中，尋求自身的博大和真誠，將執政理念定為“道之以德，齊之以禮”，用高尚的道德情操、彬彬有禮的世風化民導眾，為淵驅魚，為心植綠，為百姓謀福祉。
孔子的精神力量就來自於此。道義在肩，舍我其誰？因為真正的智慧和知性，必是以追求人格完整為目的的。他隻向更為完美的人格折腰，隻在陶冶情操的路上，甘心接受所有的苦難和磨礪。
但，路上等待孔子的又絕不隻是饑腸轆轆的窮蹇和風塵仆仆的艱辛，還有無盡的凶險磨難。
就像頭戴荊冠、背負沉重十字架走向受刑地的耶穌所展現的高貴與仁慈，災禍如影隨形地伴隨著周遊路上的孔子。正是在危機四伏中，他用特有的從容與淡定、自信與快樂，向世人展示了他大義凜然的精神稟賦，人格的尊貴，人性的魅力，盡綻其中。
艱難重重，困苦多多。
公元前四九七年，去衛適陳，過匡地（今河南省長垣縣境）時，匡人誤認孔子為陽虎（因陽虎的人曾欺壓匡人，而孔子的長相又極似陽虎），圍困孔子。匡人拘孔子益急，弟子懼。孔子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後孔子過蒲，恰逢公叔氏發動叛亂，再遭蒲人野蠻扣留。虧得弟子公良孺施勇鬥狠，才得以脫險。
公元前四九三年，去衛如曹，在適宋的路途上，曾與弟子習禮於枟樹之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
公元前四八九年，孔子離陳過蔡地去楚國時，被陳、蔡大夫率徒圍困。絕糧七日，弟子饑餒皆病，子路、子貢均麵有慍色，但孔子依然大雅傳誦，習禮不息，弦歌不止。
大家都在皺眉頭，孔子卻幽默地引用《詩經》中“匪兕匪虎，率彼曠野”來反問學生們：我們既非犀牛，也非老虎，為什麼總徘徊在曠野上？難道是我的學說不對嗎？顏回的回答是：“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為此欣然而笑，滿臉春風地說：“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有財，吾為爾宰。”假如你有錢了，我去為你當管家。
麵前是無盡的困苦、磨難、威脅，付之的卻始終是持定、自若、不屑，甚至是發自內心的微笑。
聽聽孔子在生命遭到威脅時隨口擲出的傲岸、豪縱乃至俏皮的話語，你就不能不對他心生敬意。
麵對周遊路上的一次次拒絕，麵對路遇的一次次生命險境，這個枯瘦的老頭兒始終沒有放棄甚或減弱自己的弘道之誌，反而更加堅定自己的信念。這就是孟子後來總結的：“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誌，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所以動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既然胸中抱定大道，並將整個生命悉數奉獻給道，那麼生命的全部意義就在於弘道，雖明知道之不行，也要知其不可而為之，直至盡其道而死，為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朱熹說：“人外無道，道外無人。然人心有覺，而道體無為。故人能大其道，道不能大其人也。”
一個人內在德性生命境界的高下，決定了其外在人生實踐的優劣，欲在人生中張揚自己，顯功德於世，先決條件是德性生命的塑造。所以，人與道永非互為主客體關係，而隻能是前者施，後者受。
孔子已從常人的“愉快”生活含義裏高高拔離，具體些講，是“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是“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樂之至於斯也’”；是“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統而言之，是在仁德之心的培護之中，通過持之以恒的內外雙修，獲得德性生命的萌芽、茁壯、參天，繼而於仁者之心中升騰起無限的欣然和暢快，進而形成行仁弘道途中無限的動力，並竭誠盡力投入其中。
“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這句極具啟發而又深含寓意的話，他用整整一生在恪守踐行。
此時，他胸中裝著無限，所以不再拘泥於恒常的窮蹇生活細節；他心中有使命召喚，所以自然磊落使氣，凜然於人，用微笑作答一切。
四。
“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這是孔子一句相當自負的政治宣言。
但現實的世界，從來沒有一片可供他的仁政思想跑馬馳騁的牧場。他的王道主張、民本思想、仁政綱領決定了每一位統治者都願意用優厚待遇供養這樣一位文化偶像做擺設，卻不會真正啟用。而他也絕不願意將自己作為統治者的飾物，來裝點誰的門麵。
所以，他隻能一直在路上。
唐開元十三年，在泰山封禪之後，取道曲阜祭奠孔子的李隆基甚至還發出了這樣的感歎：“夫子何為者？棲棲一代中。”而這聲悠長的發問早在孔子生年就被另一個人問過，問者是魯國隱士微生畝。他話語倨傲，居高臨下地問孔子：“丘何為是棲棲者與？無乃為佞乎？”
孔子的回答是：“非敢為佞也，疾固也！”我不敢賣弄口才，是這個世界病得太重了。
病在哪裏呢？孔子深刻地看出：乏仁。
遍地佞邪虛妄，哪裏是“仁”所棲息的枝頭？處處瓦礫荊葛，“道”又在何處安身？
在孔子那裏，仁，是一種道義沛胸、無暇他顧的修養。仁，同時是一種不為生活羈累、物我兩忘的境界。仁，具有最完美的人格、最高尚的品德、最和善的愛意，是人類最高智慧與終極道德的結晶。它是人與自己內心、他人及整個外部世界的一種同體感通的情懷，是真理的最高敬奉。
為了求得仁，人就必須學習，博古敏求，學而無厭。為此，他首創性地大規模招收學生，聚眾授徒。不管在流亡的路上，還是燕居在故鄉，總有一大幫學生簇擁著他，聽他教誨，受其啟悟。弟子三千，賢人七十二，就是孔子煌煌的教學成就！
孔子這一全方位的學術建設，為後來的戰國諸子提供了治學行為所仿效的樣板，他們或傳授生徒，或撰寫著述，或遊曆諸侯，或建立學派，均沒有超過孔子所創立的為學模式。
在中國最早的這間課堂裏，師生酬答有致，彼此談笑風生，話題寬泛而精深。夫子的全部教學主張，就是以文發學生之蒙，以行積學生之德，以忠立學生之節，以信全學生之身，以禮約學生之形。他的教學，是將古代文獻典籍的知識教育和以忠信為人性之本的道德教育，以及社會實踐三者結合修為的綜合體係。他要的，是學生認識現實生活中的自我，達到對人生當下和永恒的了悟，形成一個永遠的探索過程，貫穿人的整整一生。
在孔子那裏，為學，遠非僅僅熟讀“六經”課本，然後俯仰天地，以飽學自命。他通過弟子曾參之口，道出為學之人的首要——盡忠，守誠，執信，然後對之時時習練，在心領神會、身體力行中，走向人格與學術的雙重完善。
一個在現實世界處處碰壁、始終顛沛流離在路上的老人，為什麼始終高揚著清臒的麵龐，謙和有致，不改其度，即便厄於陳、蔡，也教習嚴明，話語琅琅，無一日不大雅傳誦，無一時不弦歌悠揚？是自我蒙蔽性陶醉，還是絕望至極點，轉而尋求心靈的另一向度溫存？
都不是。孔子眼裏的禮樂，完全不同於今日吾儕酒足飯飽後的無聊K歌。我們是在發泄，孔子是在發心。他已將禮樂作為學生修德明心、為學論政必經的一扇門，而且，作為日常功課，須臾不可廢。
《禮記·樂記》：“君子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原因是，致樂以治心，致禮以治躬。禮就紮根於人心之仁，它憨憨地坐在人性最溫柔、最慈善的角落，有陽光斜披，靜穆而善良。
有仁心才有仁行，才有高貴的俯身，才有同情的眼光和憐憫的眼淚。所有不端的思想和行為，病灶都是他心中乏仁。仁者人也，不仁則不人。所以作為人，怎麼能不習禮呢？“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這是個邏輯遞進關係。
他有個主張：“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他主張對富與貴的訴求，但必須限定在“以其道而得之”的尺度之內；他也認同惡貧去賤的人性本能，但給出的限製仍是“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這個“道”在哪裏？就在於“仁”。隻有仁德之人，才會“名利於我如浮雲”，安於仁德，貧富自適；也隻有智慧的人，才能看清世間種種的虛妄和短暫，順仁而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