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此，君子要安貧樂道。安貧是為了守“道”，終日帶著一張苦瓜臉去守，他能堅持的時間便很可疑，所以孔子提醒要“樂道”。隻有樂在其中，才有興趣與恒心。錢理群說過一句我認為相當高明的話——做任何事，刻苦的結語常常是兩個字：及格；興趣的結語常常也是兩個字：出色。
所以，孔子對“貧而無諂，富而無驕”的評語是尚可，但還不夠，應該更上層樓，登到“貧而樂，富而好禮”這一層。
也即在此時，孔子在奔波的路上連續遇到一係列隱士，並為他們所譏誚、批評。石門、荷蕢、楚狂接輿、長沮、桀溺、荷蓧丈人、儀封人，他們的一個共同特征就是：麵對天下無道，自己無法作為時，絕不同流合汙，而是在堅守自己節操的同時，選擇避世，以獨善其身；當世不可避時，則退而求其次，選擇避地，再等而下之避色、避言。
孔子自己是不避世的，因為他胸中懷擁著大道，負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與使命感，強調道德人格的崇高價值，有著以天下為己任、匡正時弊的社會擔當。但他並不因自己巍峨而忽視甚至去鄙視其他山峰的低矮。
相反，他向對自己毫不客氣譏諷加指責的七位隱士，送去了自己的讚許。這就是來可泓先生所說的：“孔子是反對隱士思想和行動的，他也曾被長沮、桀溺等人罵得很難堪。但孔子認為他們是賢者，比之於當政的鬥筲之徒要高尚得多。”所以，孔子一麵稱他們為賢人，一麵卻堅守自己積極進取的用世之道。
支撐孔子這樣做的內在生命力量在哪裏？
是《周易》所說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地勢坤，君子以厚德載物”的天地自在精神。“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孔子自己說。
孔子命運多艱，處處碰壁，就是因為他要保持人格的完整，要自己言行一致。假如他屈身與生活講和，彎腰向權貴摧眉，為自己找一個含混的借口，老人家還會顛簸在路上，與窮蹇為伴嗎？麵對官位，孔子的態度是：不汲汲於官位，也不避位，無可無不可。
無道則隱，死守善道，獨抱潔操；有道則現，行仁推禮，達民化人，這是孔子永恒的用世主張。如果政治黑暗，那麼就要隱起來，至於隱於野、隱於市，還是隱於朝，是在嶺上與白雲耳鬢廝磨，還是在山澗梅妻鶴子，怎麼隨意怎麼來。但隻要政治空氣清新，外部環境許可，大家就應該果斷地走出去，將自己的學術和政治理想盡可能地實現在各級崗位上。他始終昂揚向上，欲用一己之力來挽救即將垮塌的文明，不管在何時。
明知不可為而執意為之，並矢誌不渝，砥礪而行，這便給人生打上了幾許悲壯的色彩。
五。
天涯遙遙，何處是我家？我推仁化民的政治抱負又最終能在哪裏實現？
周遊的路上，他一定暗自一遍遍問過這個問題。
至齊、衛、陳、蔡、楚，一次次的碰壁，一回回的見阻，雖絲毫動搖不得他沛然於胸的大道，卻也使他日漸蒼老的心中開始泛起白居易式的歸鄉之情：“窮通與生死，其奈吾懷抱？江山信為美，齒發行將老。在郡誠未厭，歸鄉去亦好。”
公元前四八四年，從家鄉魯國遞來了一枝玫瑰。弟子冉求為季氏將左師，與齊軍戰於魯郊，克之。季康子問他是怎樣學會作戰的，冉求說學於孔子，遂薦孔子於季氏。季康子派公華、公賓、公林以幣迎孔子歸魯。至此，孔子結束了在外十四年的顛沛流離的生活，重回母國。
這是個溫暖的邀約。
六十八歲的孔子，在行將就木的人生末班車上，仿佛看到了一絲希望。
但，回來後的他很快就懂得，這隻是他的一份純係美好的遐想。雖然，此時的魯國國君已是魯哀公，執掌大權的季桓子也換為季康子，但魯國還是那個魯國，一切依舊。
魯哀公向孔子問政，孔子曰：“政在選臣。”又問：“何為則民服？”（《史記·孔子世家》）孔子回答說：“舉直錯諸枉，則民服；舉枉錯諸直，則民不服。”（《論語·為政》）哀公不置可否。
季康子也向孔子問政，孔子說：“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論語·顏淵》）季康子欲行“田賦”，將軍費改按田畝征稅，使冉求問孔子，孔子曰：“若不度於禮，而貪冒無厭，則雖以田賦，將又不足。”（《左傳·哀公十一年》）季氏不聽。
魯國再次向興衝衝歸來的遊子豎起了堅硬的手掌。
至此，這個白發蕭疏的文化老人終於徹底明白，己誌終不得抒，己道終不得行於天下。
“鳳鳥不至，河圖不出，吾已矣夫！”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複夢見周公！”
隔著兩千五百年的月光路，哲人那聲悠長的喟歎，在今天聽來，仍然那麼淒切，那麼嘶啞，那麼絕望！
作為一個用心靈構建生命、用思想涵蓋生活的人，他的神經末梢自然比別人更纖細，他的感官係統自然比別人更敏感。萬木凋敝，落葉飄零，別人眼裏再尋常不過的季節更迭現象，在他這裏卻得以延伸和拉長，情從心生，傷時感世，引出身家之戚，勾出黍離之悲。他因心靈質地上的細膩而更接近自然，他因思想上的豐博而更為敏感，所以，他比別人更具有神性的感知和領悟能力。
一生懷著繼先聖絕學，開萬世太平，懷著克己複禮大誌，倡行仁德大道，立意效法周公的孔子，在一派日薄西山的氣息奄奄之中，麵對堅硬而無奈的現實，終於知道大道難伸，己誌不抒。
盤桓在心頭持久而崇高的曆史使命，壓抑在胸口的艱澀憤懣與徹底失望，都使這位永不向現實低頭、永遠欽敬並迷戀遠古文化禮製的睿智老人的心中產生了巨大的落差和強烈的隱痛。
英雄暮年，壯誌難酬。
死，並不可怕，忘懷生死的孔子向來達觀，“朝聞道，夕死可也”。但崎嶇而漫長的人生路即將走到終點，麵前的這個亂世仍然嘈雜一片，“道”還是沒有聞，“仁”還是沒有布，“禮”還是沒有行，“均”、“和”、“安”的理想社會體係還是沒有建立。
雖然秉持一生的信仰旗幟依然高高飄揚，但此時，卻尤顯孤單和冷清。懷抱的道義依然鮮明而剛烈，但此時，卻更為獨孤而淒然。一切已不可為，無所為，無力為，那就將一腔鬱悶化作一聲長歎，盡付眼前寂寥的山河吧。
司馬遷《史記》中的一句話大可玩味：“魯終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
但讓人驚訝的是，這個生命即將走向終點的老人沒有因此而絕望，從此退隱柴扉，與世隔絕，而是抱著守死善道的信條，鑽進書齋，專心從事古典文獻的整理和教育事業，刪《詩》、《書》，定《禮》、《樂》，修《春秋》，讚《周易》，潛心聚徒授業。
自此之後，他不再過多關注時事和世情，而是埋頭浸淫於書齋，將自己的思想用學術形式傳諸後人，走向更加學術化和理論化的晚年思想者道路。
中國後世學人，不管在年輕時如何獨上高樓，到垂暮時分大都退隱田園，關起門來，三徑就荒，做起啟育後生，或學理研究之路，就是從這裏找到的最初的模板。
這是孔子一生之中文化事業的一個重要分水嶺。
公元前五二二年，三十歲的孔子開始設帳授徒，琴張作為開門弟子第一個從遊，自此，仲由、曾點、冉伯牛、閔損、冉求、仲弓、顏回、高柴、公西赤諸人先後入學，這些人組成了孔門弟子的第一集團。公元前四八四年，六十八歲的孔子受季康子之召，自衛返魯，有若、曾參、言偃、卜商、顓孫師諸人皆為此時從學，他們組成了孔門弟子的第二集團。
圍繞孔子早年與晚年的個人思想變化，這兩個學生集團也呈現出互不相同的集體治學風貌。之前的孔子有用世之想，時時寄望自己的學術主張與政治理想能付諸社會實踐。因而，前期的弟子多重於世道實用，學為的是行，注重體道於仕，注重學術的社會實踐化。這是冉求為季氏宰，子遊為武城宰，原憲為單父宰，子路先為季氏宰，後又為衛大夫孔悝之邑宰，以及子貢以一個國際政治家形象行走在列國的重要原因。
而當他在飽經風霜地周遊列國返魯之後，孔子深知己道不行，仁政難布，由此，用世之心漸漸淺淡，轉而向書齋，深入於學問之中。所以，後進的弟子潛心學理，禮樂的理論層次愈加細密，淡化用世之心，集體致力於學理探研，注重發幽見明之功，而且分別成為托缽師門的一代思想宗師。
但即便在此時，孔子仍在說：“先進於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聽來，尤令人神傷！
此身已老，但向往用一己良知積極改造社會的火焰依然沒有熄滅，以德化民的用世之思依然那麼強烈。
世上最打動人的美，往往最沉靜。不管是為家國英勇殞身，為道義慨然殉命，還是為愛情默默固守，為踐諾揚骨瀝血，其間所蒸騰、揚烈的精神，便是人的不尋常的堅執與守恒，從而有了撼人的力度。
崇高，就在那時拔離大地，巍巍矗立。
六。
“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這是孔子留給這個世界的最後絕唱。聲聲嘶啞，字字催淚，裏麵彌漫著無盡的悵惘，歎惋，憂鬱，絕望。
公元前四七九年，人類一代思想宗師孔子闔然長逝，享年七十三歲。
那個將人生誌向定位於“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的慈祥孔子，走了。
那個時時返身而誠，虛心而中空，保持清醒的生命意識的謙遜孔子，走了。
那個重民之急，行益民之舉，敬鬼神而遠之的務實孔子，走了。
那個謙遜辭讓，恒貞其德，守正持端的文雅孔子，走了。
那個胸擁大道，心憂黎元，認定一己之身隻為道生，一腔熱血隻為義流的豪縱孔子，走了。
那個談笑風生，風趣幽默，有著巨大生命力和情趣的快樂孔子，走了。
那個有教無類，因材施教，將貴族子弟與犁牛之子同置一堂傳授真知的教師孔子，走了。
故人遠遁，杏壇空空！
在其身後，他親手撫育的桃李，已滿山遍野綻蕊吐芳，灼灼其華；他親手栽植的儒家文化，已經蔚然成風，鬱鬱蔥蔥，化育萬民。
回望兩千多年前那個叫孔丘的老人風塵仆仆的背影，你我會在淚眼婆娑中懂得這樣一個樸素的道理：人，隻要聽命於心中的召喚，受肩負道義的引領，就會無視人生的任何表象存在，轉而進入心靈的自我世界。俗世的價值比較，此時隱退了；生存和信仰的關係，此時更新了；幸福與苦難的意義，得到重新厘清和界定。
此時，再來回頭審視孔子的“道”，便不能不心生欽敬。
在老子眼裏，“道”是一種自然存在。它無遠弗界，又虛無縹緲，隻可尊奉，不可觸摸，甚至不可名狀。這便是他那句著名的話：“道，可道，非常道。”
而在孔子眼中，“道”是一種人內心培護的仁道情懷，是責任，也是榮光。它近在咫尺，不離須臾，憑個人努力修為與持護即可得到。這也便是他那句著名的話：“道不遠人，吾欲仁，斯仁至矣！”
品啜人類早期兩位靈魂大師的思想，就不難看出如下差別。前者帶有濃厚而無奈的宿命色彩。你看，發芽的枝條最後還要枯萎，升起的太陽最終還要西沉，一切不可抗拒，一切也無須抗拒，袖手吧。所以，莊子有“生以待亡”的觀念，認為人生下來就是等死的。
後者，則呈現積極進取的昂揚姿態。是的，再參天的大樹也要倒下，再亮麗的旭日也會黯淡，但隻要我屹立在大地上一刻，我就要蔥鬱；哪怕我現在已是夕陽，那也要給世間拂上最後一抹和煦的霞光。
孔子的偉大之處在於，在天、地、人三者之間確立了以人為中心的主題概念，強調了人的主觀能動性所產生的巨大力量，從而為人精神生命的開掘、個體道德的實踐、人格的自我完善開啟了耀眼的航燈。他開創了一個將人的內在世界與天地萬物相互貫通、融洽和諧的生命境界，認定人受稟於天道，自性中含有神性，但沒有任何東西能遮蓋人由天道所生的神秘的創造力。“人能弘道，非道弘人。”這種創造力是自生的，也沒有任何力量能阻礙它的發展。
因為孔子心中蘊藏著無限，所以，他的胸懷便會遼闊無比，他的目光便會飛縱千裏，從而包容一切，涵蓋一切，洞明一切。
這個有趣的老頭兒，從此，用他手中那盞燈照亮漫漫萬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