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莫高窟寧波天一閣以收藏明代方誌聞名。鴉片戰爭時期，英國軍隊侵入寧波，曾闖進天一閣，從地方誌中查看寧波一帶的地形，並且掠走了《大明一統誌》等幾十種地方誌和輿地圖書。1900年，敦煌莫高窟發現藏經洞，大量上千年前的古寫本重見天日，這一重大發現令全世界嘖嘖稱羨。自此以後，英國人斯坦因、法國人伯希和等，陸續聞風而來，盜走了敦煌寶藏中的大批精品，其中包含十幾種唐至五代的圖經地誌寫本殘卷。這些稀世之珍，現在大部分保存在倫敦不列顛博物館和巴黎法國國家圖書館。據1957年巴黎出版的《歐洲各國圖書館所藏中國地方誌目錄》的記載，歐洲英、法、意、德、比、荷、瑞典七國的25個藏書單位，共有中國地方誌1434種。其中以法國國家圖書館收藏最多。
如果把這些都加在一起，不算重複的，現存於世的中國地方誌大約在萬種左右。據估計，現存中國古籍的總數為八至十萬種，那就是說，地方誌占了中國古籍的1/10。
二、湮沒在曆史長河中的地方誌
但是，中國曆代編修的地方誌遠遠不止這個數字，還有更多的地方誌由於種種原因沒有傳到今天，在曆史的長河中相繼湮沒了。
在雕版印刷術廣泛使用以前，書籍靠手抄，難以廣泛流傳，所以多數不能保存下來。南齊的陸澄曾輯錄160家地理著作，編成《地理書》149卷。梁代的任昉又增補了84家，彙編成252卷，稱為《地記》。過了不過100年，到唐朝貞觀年間編《隋書·經籍誌》的時候，這200多種書的原本已經9/10找不到了。再過幾百年，到元、明兩代，《隋書·經籍誌》所記載的書也已十不存一，連陸氏、任氏的彙輯本也失傳了。可見古代書籍的散失有多麼嚴重。
即使在印刷術發達起來以後，也有許多地方誌從來沒有刊刻過。或者雖然刊刻了而印數卻很少。明、清兩代地方誌大多是官修，修成之後，向上級報送幾部，稿本或書板就藏在府縣衙門，平時鼠咬蟲蛀，潮濕黴爛，不時遭到水災、火災，一旦發生社會動亂或戰爭，府縣衙門更是首當其衝。如河北省束鹿縣（今辛集市）明代修過五次誌書，明末天啟年間滹沱河水患，“俱沒於洪水”。湖北房縣，早在明嘉靖年間就編有誌書，在明末戰亂中書板被毀。到清康熙年間重修，過了15年又“板毀而書亡”。吉林的臨江縣（今渾江市臨江區），曾於1926和1928年兩度重修縣誌，兩次都因失火，原稿全部燒毀。1930至1931年再次重編，隨即遇到“九·一八事變”，東北淪於日軍鐵蹄之下，“已脫之稿，盡付劫灰”。翻開各地修誌的曆史，這一類令人傷心惋惜的記錄隨處可見。
曆代皇朝都曾經投入巨大的財力組織修誌，修好的方誌集中到中央，精心構築了堅固的書庫，設置了專門的管理機構，和其他圖籍一起妥善保管。但即使是這些得天獨厚的皇家藏書，同樣屢屢葬身於大規模的戰爭或火災之中。如唐朝皇室的藏書一毀於“安史之亂”，再毀於唐末戰亂。北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一場大火燒光了皇室藏書處昭文館、集賢院、史館和秘閣的三萬多卷圖書。此後，宋朝的皇室藏書又在宋金、宋元戰爭中兩次被毀。這些被毀的圖籍中都包含著大量地方誌。明朝政府曾經收集保存有不少宋、元方誌。明初編輯的《永樂大典》一共兩萬多卷，是我國有史以來最大的一部類書，其中許多寶貴的資料就是來自地方誌。明末的戰亂，是圖書的又一次浩劫，編《永樂大典》的人曾經看過、用過的不少宋、元誌書，從此就再也看不到了。《永樂大典》有一個正本，一個副本，正本也在明末戰亂中被毀，副本則在清末經過英、法聯軍的搶劫和八國聯軍的焚燒，喪失殆盡，幸免於難的部分僅及原書的千分之三，也多數被劫走。許多僅靠《永樂大典》得以保存的宋、元方誌資料，終於隨同《永樂大典》一起從這個世界上永遠消失了。
皇權統治下的文化專製政策，也往往殃及地方誌。司馬遷在《史記·六國年表序》中說：“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諸侯國的“史”和“記”，從現在看來，都是珍貴的地方文獻，由於其中往往有對秦國不恭的文字，所以在秦始皇焚書的時候尤其難逃厄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