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貢》是《尚書》的一篇，隻有1100多字，經後人考證認為是戰國中期的作品。它先以自然山水作為界線，將全國分為九州，假托是大禹治水以後劃分的行政區域。每一州中，簡明地敘述境內山川的方位和脈絡、土壤的性質、居民的種族、物產和貢品的種類、田賦的等級和運送貢品到中央的交通路線。然後是“導山”、“導水”部分，假托大禹治水時順著山勢疏浚河道，係統地敘述全國的山係、水係。最後敘述“五服”（諸侯分封地區）。全文結構嚴密，基本上拋棄了神話迷信成分。它的記載比《山海經》更科學、更準確。例如《山海經》認為中國四麵都是海，《禹貢》已經確認隻有東方是大海。所以，作為一部地理著作，《禹貢》更加受到後人的重視。
《周禮》在記載掌管四方朝貢的“職方氏”的職責時，也以不足700字的篇幅敘述了九州的位置，各州境內的名山、大澤、河川、特產、人丁、牲畜和穀物的種類、“五服”的分布。雖然比《禹貢》更簡單，卻也初步有了地理總誌的格局。
《山海經》、《禹貢》、《周禮·職方氏》篇幅都很短，但是氣魄都很大。筆下千裏萬裏，山重水複，全都有條不紊。絕國異域，描摹得曆曆如見。試想在那交通極其不便，傳遞信息的手段極其落後的年月，它們的作者從哪裏得到如此廣泛的知識？一定是更早就有專人在搜集、整理這一類資料，包括留心采訪來自遠方的各種傳聞。當時的各個政治、文化中心不僅擁有豐富的曆史記錄，一定也擁有豐富的地理記錄。這些早期的地理著作，正是我國先民長期集體積累的地理知識的總結。
《山海經》、《禹貢》、《周禮·職方氏》還有一個難能可貴的共同點：它們在諸侯割據、邦國林立的局麵下，卻能夠把全國作為一個整體來考察。它們描述的“九州”、“五服”，隻是一種理想的區劃，並不是當時真正實行的製度，卻是當時正在萌發躍動的大一統思想的反映。後世的地方誌，特別是全國總誌（“一統誌”），往往參考它們的內容、範圍和結構，絕非偶然。
此外，據漢代文獻記載，古時候有采集民間詩歌的製度。政府設有“采詩之官”，王者通過采得的詩歌，可以考察民間的風俗，了解政治的得失。這個說法看來是可信的。我國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傳說原來有詩3000篇，後來經過孔子刪選，選出305篇，編定成為現在這個樣子。其中的《國風》，分國編集了15國的民歌。15國覆蓋的地域很廣闊，包括現在的陝西、山西、山東、河南、湖北的全部或一部。在當時的交通條件下，如果不是有計劃地派人采集，要在這麼大的範圍裏收集這樣多的民歌，恐怕是不可能的。政府派專人采集，孔子又將它們整理出來給弟子們做教材，顯然不是單純為了文學欣賞，而是將它們看作一種重要的地方文獻，也是執政的或準備執政的人必須掌握的政治知識和社會知識。有人認為，《詩經·國風》是按地區收集記載文藝作品的開端，後來的地方誌往往記錄、保存本地的詩文作品，就是受了《詩經·國風》的啟迪。
三、先秦的地圖
與地方誌的產生有密切關係的，還有古地圖。地圖是地理學的特有語言，從某種意義上說，它比文字記錄更能夠形象地、有效地表示一個地區的地理特點。
中國的地圖起源很早。傳說神農氏、黃帝的時代，已經有了《神農地形圖》、《黃帝九州圖》。當大禹走遍全國治水的時候，也該是有地圖作參考的吧。據說夏禹曾收集天下之金（銅），鑄成九個大鼎，分別代表九州。鼎上繪著九州的山川、草木、物產、人物以至鬼怪，放在宗廟裏，作為傳國的寶器。後來商滅夏，九鼎被遷到商的都城；周滅商，又將鼎遷到周的東都洛邑。戰國時期，秦國和楚國都曾興兵向周朝“求鼎”，就是要奪取周天子“天下共主”的地位。可見“九鼎”和它上麵的地圖，是當時國家統治權力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