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還有不少圖經由日本的使節、留學生和留學僧攜帶到日本，藤原佐世在891年左右（相當我國唐昭宗在位時期）編的《日本國見在書目錄》，其中“土地家”一類，就列有《揚州圖經》、《濮陽縣圖經》、《唐州圖經》、《越州都督府圖經》、《海州圖經》、《州縣圖經》等。《州縣圖經》後麵附注：“關內道、河南道、河北道、山南道、隴右道、劍南道、淮南道、嶺南道各一卷”，可能是各地圖經的摘錄吧。875年，日本宮內藏書處冷泉院失火，皇室藏書蕩然無存，這個目錄，是在大火後重新收集的圖書的記錄（所謂“見在書”，就是“現在還在的書”的意思），失火以前的收藏想必還要更多。
唐朝的官吏十分熟悉圖經，唐朝文人的詩文也常常寫到圖經。中唐詩人張籍有一首《送鄭尚書赴廣州》詩，廣州是唐時嶺南道的首府，詩人想象鄭尚書作為節度使出鎮嶺南的威儀，以及到達廣州後將受到的隆重接待：
聖朝選將持符節，內製宣時百辟聽。
海北蠻夷來舞蹈，嶺南封管送圖經。
鄭尚書帶著朝廷的符節到達那裏，百官（“百辟”）靜聽他開讀皇帝的詔旨（“內製”），不但邊遠地區的少數民族要來拜見，而且嶺南道所管轄的地方都要向他呈送圖經。詩人的想象必定有所依據，顯見呈送圖經是當時各地接待新到任重要官員的一項通行的儀式，也是彙報地方情況的一種重要方式。
大文學家韓愈在唐憲宗元和十五年（820）被貶官到潮州（廣東潮安），路過韶州（廣東韶關），想要遊覽一番，就預先向韶州太守借看圖經，並且寫了一首詩紀念這件事：
《將至韶州先寄張端公使君借圖經》
曲江山水由來久，恐不知名訪倍難。
願借圖經將入界，每逢佳處便開看。
“將入界”就是“帶入界”。帶著圖經作為旅遊向導，韓愈或許是中國的第一人。
盛極一時的唐朝，在“安史之亂”以後逐漸衰落下去，藩鎮割據，國家四分五裂。這時，一些關心時政的大臣和學者熱心於修誌，希望幫助皇帝認識國家的現狀，找到鞏固中央政權，恢複國家統一的辦法。如著名的地圖學家賈耽，每獻上一幅地圖，都附一部《別錄》，作為地圖的說明。他配合《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圖》，編寫了《關中隴右及山南九州別錄》；配合《海內華夷圖》，編寫了《古今郡國縣道四夷述》和較為簡明的《貞元十道錄》。這些別錄，記載風俗、山川、道路、物產、曆代興廢沿革的原因、貢賦的數量等，和地圖相互補充，當是屬於圖經一類。現在隻有《貞元十道錄》在敦煌石窟中發現了部分手抄本殘卷。
更有名的，是李吉甫編的《元和郡縣圖誌》。李吉甫稍晚於賈耽，是唐憲宗時的宰相，很有政績，曾幾次參與策劃平息藩鎮之亂。他善於讀書，特別注意研究地理。《元和郡縣圖誌》完成於唐憲宗元和八年（813），原有40卷，現存34卷。它以唐貞觀十三年（639）規劃的十道為綱，按照當時的47個方鎮（“安史之亂”以後形成的軍事兼行政區域），依次敘述各州縣的境界、人數、鄉數、地理、貢賦。原來每鎮前都有圖，到宋代圖失傳了，就略稱為《元和郡縣誌》。它在魏、晉到隋、唐的地理總誌中，是比較完整地保存到今天的最古的一部，也是編得最好的一部。
負有盛名的詩人元稹，也是圖經的熱心編纂者，他寫過一篇《進西北圖經狀》。這篇奏狀說，他曾進呈過一幅《京西京北圖》，十分詳細。隻是圖太大，在牆上掛起來，皇上看它要忽俯忽仰，未免過於勞累，所以又根據古今的圖籍編成《京西京北圖經》四卷，希望能便於皇帝隨時閱覽。有了它，靠著枕頭就可以巡視各個郡邑；遊幸的時候，倚在馬旁，各處山川便盡在眼前。當時正值太和公主要下嫁回鶻（hú）（唐朝邊境的一個少數族），他恐怕皇上擔憂路途遙遠，還特意將去回鶻一路上食宿休息的地點，都附在圖經內一起進呈。這篇文章雖然不長，卻是一份難得的史料，很形象地告訴我們當時的最高統治者和圖經有著怎樣密切的關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