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在五代十國戰亂時期，各地編寫、修訂圖經也沒有完全停止。據史書記載，唐朝開始的關於閏年編報圖經的規定，到後唐仍然很正規地在執行。在敦煌石室中還曾發現後晉的圖經《壽昌縣地境》一卷（壽昌在今甘肅敦煌西南）。《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一二記載著這樣一件事：開寶六年（973），宋朝派盧多遜出使南唐。當時南唐割據江南，還沒有歸入宋朝版圖，不過實際上已是宋朝的附庸，甚至自願取消了帝號和國號，改稱“江南國主”，隻求宋朝能容它在江南苟延殘喘。盧多遜完成使命離開南唐首都金陵（今南京），走了不遠又停下來，派人回去對南唐的國主李煜說：“朝廷正在編修圖經，隻缺江東各州，希望各求取一本帶回去。”李煜奉命唯謹，連忙找人通夜繕寫校對送去。於是盧多遜對江南十九州的地理形勢、兵力布置、戶口多少了如指掌，回去便向朝廷建議，說南唐軟弱可攻。這段記載說明，五代十國之一的南唐，對所屬州縣的圖經收集保存得相當齊全，隨時可以查閱、索取。
比起魏、晉、南北朝的地誌、地記來，隋唐的圖經更多地注意到記載社會現象，如官署、學校、歌謠等。不過它們基本上還是詳於地理而略於人文。即使像《元和郡縣圖誌》這樣的名作，也是隻記地理不記人物。我國古代各種目錄都很少記錄隋唐圖經，說明當時的圖經多半還不是成型著作，可能隻是一些地方給中央的呈報材料，屬於半檔案性質，內容比較單調，也缺少文采，所以不能傳之久遠。圖經的遍地開花，是向正式地方誌過渡的前奏。
三、瓜熟蒂落——地方誌的成熟和定型
圖經到北宋進入了它最繁榮的時期。現知北宋圖經的數量大大超過隋唐。宋代將天下分為一府（首都開封府）十八路。南宋初史學家鄭樵所著的《通誌》，在《藝文略》“圖經”條下，載有北宋圖經的目錄，一共1433卷，一府十八路的圖經都是齊全的。
在我國曆史上，宋代是一個學術空氣比較自由、活潑的時期，私人不得編史修誌的禁令早已被突破。同時，經過隋、唐、五代幾百年的編圖經、用圖經，社會上下對圖經的價值有了更深入的認識。不但一些有文化、有抱負的地方官，開始將修誌作為一項地方文化事業來對待，而且許多文人、學士認識到誌書是一種很好的著作形式，通過它，可以向政府、向社會表達自己的政治見解和學術見解，既能影響當代，又可以傳之後世，所以願意將他們的學識和才能貢獻給地方誌事業。在這樣的社會背景下，北宋的圖經不僅數量多，而且在質量上有了重大突破，從內容到體例都在從早期圖經的舊框框中擺脫出來。
圖經在質量上的突破，突出地表現在它開始掙脫古地理書傳統範圍的束縛，大量增加了曆史和社會的內容，逐漸向兼記史地、統合古今的正式地方誌過渡。樂史的《太平寰宇記》是體現這一轉變的名著。
樂史是撫州宜黃（江西宜黃）人，一生誌在研究曆史、地理。他曾長期擔任史館編修，得以閱讀皇家檔案和藏書，又做過多年地方官，獲得很多親身感受。《太平寰宇記》是一部全國總誌，原有200卷，現存192卷。它的書名一語雙關，既說明這部書編於宋太平興國年間（976～984），又表示對宋朝大一統“太平盛世”的讚頌。樂史在這部書中，除保留傳統的地理類目外，增設了姓氏、人物、風俗等類；由人物又擴充到官爵、詩詞、雜事；不僅參考了過去的地誌、圖經，對於正史、雜史以至小說筆記中的材料，隻要靠得住，也都盡量采取，從而大大擴充了誌書的容量。過去也有個別誌書記載過人物或歌謠，那隻是偶爾的曇花一現，不能形成普遍的氣候。《太平寰宇記》卻能將多方麵的內容融會貫通，合理地綜合組織起來，從此確立了曆史、人物、藝文在誌書中的地位，為以後修誌樹立了史、地、人、文並重的範例。《四庫全書總目》評論它說：“後來方誌必列入人物藝文者，其體皆始於（樂）史，蓋地理之書，記載至是書而始詳，體例亦自是而大變。”（《四庫全書總目》卷六八）顯然認為它是方誌史上的一個裏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