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清三朝，我國地方誌在封建政府的推動下穩步前進，走向它的鼎盛時代。
一、走在穩步發展的路上
忽必烈建立的元朝，管轄著中國曆史上最遼闊的疆土。為了建立穩固的統治，以蒙古貴族入主中原的忽必烈大力推行“漢法”，繼承了前朝各種行之有效的製度，其中也包括編纂地方誌。
據統計，現在可以考見名稱的元代方誌有200種左右。這個數字雖然少於南宋，但考慮到元朝曆史不到100年，可以說它的成績比前朝毫不遜色。而且南宋的誌書局限在長江以南，到了元朝，隨著國家的統一，誌書的分布才重新擴展到北方。
隨著“省”的設立，元代出現了我國的第一批省誌。見於記載的，有《雲南圖誌》、《甘肅圖誌》、《遼陽圖誌》（元遼陽行省統轄東北地區）等，都是在元朝建立之初的二三十年間，奉中央政府之命編修的。完成後馬上呈報，沒有刊刻，結果都沒有逃出佚亡的命運。
現在還能見到的元代區域性方誌總共隻有十幾種，多數都深受後人的讚賞。
元代的誌書比較注意紀實，編纂者對於自己認為重要的事物，記載唯恐不細、不詳。對於後世的研究者來說，這種做法當然十分受歡迎。例如元初徐碩的《（至元）嘉禾誌》（浙江嘉興），一共32卷，“碑碣”一門占了11卷，從三國到南宋，隻要是石刻文字都盡量收羅，其中有許多是一般人沒見過、沒聽說過的。僅這一部分，就為研究曆史、研究人物、研究古文物保存了一大批有用的資料。袁桷（jué）的《（延祐）四明誌》（浙江寧波），“賦役考”下列了33個子目，其記載之細致可以想見。元末的李好文，曾兩次在陝西擔任重要職務。他關心民間疾苦，凡經過的山川、城邑，必定要實地查訪、考察。他認為“涇渠之利”和百姓的衣食相關，所以特別重視水利。他的《（至正）長安誌圖》（陝西西安），又稱為《長安圖記》，一共兩卷，一卷記述長安宮闕、陵寢、坊市、古跡等的沿革；另一卷專記水利，從先秦的鄭國渠講起，曆敘各涇渠的變遷、洪堰製度、用水則例、屯田的設立等，分析水利和水害，並配有詳備、明晰的涇渠總圖和灌溉圖，以特色鮮明和切合實用備受稱道。
此外，如元末至元年間的《齊乘》，實際上是山東第一部省誌，不過它不是官書，而是纂修者於欽獨力完成的。於欽以本地人寫本地事，又廣閱經史，對當時、當地的政治、風俗、人物都作了認真的探討，頗有自己的見解。熊夢祥的《（至正）析津誌》，是現在發現的最早的北京誌。這是元朝人講述元大都情況的書，所以十分珍貴。可惜這部書已經散亡，據記載原來有34目，不知道有多少卷。北京圖書館善本組將它的殘章斷簡編成了《析津誌輯佚》一書，隻有薄薄的一冊，仍能看出它工細、翔實的風貌。還有馮福京的《（大德）昌國州圖誌》（浙江定海）、俞希魯的《（至順）鎮江誌》（江蘇鎮江）、張鉉的《（至正）金陵新誌》（江蘇南京）、駱天驤的《（元貞）類編長安誌》（陝西西安）等，也都是比較優秀的誌書。
元代著名的農學家王禎，在做安徽旌德縣令的時候，主編了《（大德）旌德縣誌》。他用自己創製的一套木活字和自己發明的轉輪排字架試排、試印，全書六萬字，不到一個月就印了600部，比雕版印書快得多。他把木活字的製作方法和這次試印的經驗詳細記錄下來，收在他的名著《農書》中。這在方誌史和印刷史上都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
官修的《大元大一統誌》，則代表著元代地方誌的最高成就。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1279），元兵攻下了宋朝抗元的最後一個據點——今廣東新會縣南麵的崖山。陸秀夫背負著宋朝末代皇帝七歲的帝昺投了海。南宋滅亡，中國重新統一。至元二十三年（1286），大學士、西域人劄馬裏鼎建議說：“方今尺地一民，盡入版圖，宜為書以明一統。”元世祖忽必烈欣然同意，編修全國總誌便由此開始了。誌書完成以後，許元壬奉命作序，對這部書的編寫意圖講得更明白。這篇序指出：修這部方誌不僅僅是供人增長見聞而已，而是要宣揚大一統的國威。要“垂之萬世”，讓後人知道祖宗創業的艱難；要“播之臣庶”，讓臣民都知道生活在一統之世，政治清明，時勢安定，臣子要各盡其職，百姓要各盡其力，維係好君臣上下的關係，共同鞏固這個一統，使國家同天地一樣長久。所以，這部總誌就命名為《大元大一統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