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組織全國修誌，還是具體編纂一部誌書，必定先有一個總體設想：為什麼修誌？要編成什麼樣子？這個總體設計，就是政府頒布的修誌條例，或是誌書的凡例。這個設想是根據什麼提出來的呢？一定要先考察前人的做法，再研究當前的情況來決定棄取，或加以創新。所以，修誌的條例和凡例，是前人修誌經驗的歸納和總結，也是方誌學理論寶庫中的一筆重要財富。
宋、元以前，這種編纂方誌的設想和計劃很少見於記載，沒有記載不等於沒有，像漢代要求全國上報“郡國地誌”，隋、唐時期在全國普修圖經，沒有一個通盤考慮，沒有統一的格式要求，那是不可想象的。到了南宋，誌書中才開始出現“凡例”，如《（淳祐）玉峰誌》（江蘇昆山）有凡例五條，但極其簡率，隻是列了幾條收錄資料的範圍。稍晚，有周應合的《（景定）建康誌》所附的《修誌本末》，除記述修誌經過外，它將修誌的全過程作了清楚的歸納，分為四個方麵：定凡例（確定全書框架結構、門類設置、編寫要求）、分事任（編寫人員如何分工）、廣搜訪（怎樣通過多種渠道搜集資料）、詳參訂（怎樣審訂誌稿以保證質量）。這是方誌學史上的一篇重要文獻，讓我們知道宋朝人在修誌方法上已達到怎樣的水平。
明朝永樂年以後，不僅政府製訂了修誌條例頒告天下，同時有越來越多的地方誌將凡例印在書中，它們規定的內容也越來越細致、周到。如《（成化）新昌縣誌》（江西宜豐）的凡例規定，人物立傳要根據政績和德行，不專以官位大小作標準。政績好、德行好的立大傳，否則隻在名字下麵加個小傳就可以了。《（嘉靖）許州誌》（河南許昌）的凡例說，地方誌不是世家大族的家譜，所以那些封贈士大夫之家的誥敕之類一概不收。清康熙二十九年（1690）河南省發了個《修誌牌照》，列了23條，其中規定，記古跡“需考明某代某人，將事實備細注明，不可以小說攙入”。記土產，“非本地所出及平常草木，可不必載，須載其特產者”。諸如此類，很明顯都是針對過去修誌中的流弊提出來的。它們同樣表達了修誌人對誌書性質、功能和質量標準的理解。不過，它們也同誌書序、跋中的那些片斷見解一樣，不免就事論事，分散零碎。直到明末清初，在方誌理論方麵還沒有形成係統的著作。
清代中葉以後，許多學者參與修誌，他們用各自不同的學術觀點指導修誌實踐，逐漸形成不同的流派。方誌理論就在他們的切磋爭鳴之中一步步完善起來。當時的方誌學界主要分成兩派：
一是地理派，也稱考據派或舊派。清代由於文字獄的威懾和政府的提倡，到乾隆、嘉慶年間，興起了一股注重考據的學風。一批學者潛心考訂古典文獻，從古書中搜集證據，辨別真偽，訂正謬誤，注音釋義，對整理古籍作出了巨大貢獻。但是，他們往往嗜古成癖，陷入不切實際的繁瑣考證，認為隻有考據才是做學問的正道，輕視考據以外的一切學問，以致嚴重地脫離實際，不通世務，在學術史上被稱為考據學派或乾嘉學派。地理派的代表人物戴震、洪亮吉等都是乾嘉學者中的大師。他們用考據學派的學術思想和治學方法來研究地方誌，形成了自己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