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地方誌絕大多數是官修，私人修的誌書，大多不敢以“誌”命名，小心翼翼地表示和官修方誌有所區別。例如康熙年間林本裕著《遼載》（遼寧），全按方誌體裁，但他在此書的自序中聲明說，他寫這本書，不過是把他父親講述的一些地方瑣事和曆代故實參照史籍記載下來，使子孫不要忘了先人熱愛故土的一片心意。至於以修誌來頌揚盛京（遼寧沈陽，清入關以後將這裏作為“留都”）的宏偉氣象，自有輝煌的巨著（指官修《盛京通誌》）在，豈是草茅之人敢參與意見的呢？江蘇無錫秀才黃卬（ánɡ）不滿於本縣縣誌的簡陋，用16年時間著書12卷，題名為《錫金識小錄》，意思是隻能算給縣誌拾遺補缺。此外，如方式濟所著的黑龍江誌名為《龍沙紀略》、師範著的雲南誌稱為《滇係》、張澍著的四川誌稱為《蜀典》、劉寶楠著的江蘇寶應縣誌稱為《寶應圖經》等。這些私人撰著中有不少是清誌中的名作，我們在了解清代地方誌的時候，不應該忽略它們。
封建政府對地方誌的高度重視，既將地方誌推向了繁榮，也給地方誌加上了桎梏。清朝對修誌控製極嚴。清初的文字獄和文化專製政策，使地方誌遭到大規模的摧殘。許多明以前的特別是明代的方誌被竄改、刪削甚至禁毀。至於新編的誌書，各省通誌必須經過皇帝審查，府、州、縣誌必須經過總督巡撫衙門審查，才能定稿。由於政治上的禁忌，加上封建官場盛行的敷衍因循、請托受賄等腐敗作風，清代方誌忌諱隱瞞的現象很多，應付公事、草草成書的也不在少數。
不過，清代地方誌成書數量之多，分布區域之廣，都超過了以往的任何時期，證明方誌確實進入了有史以來最鼎盛的時代。此外，清朝作為古代方誌發展的頂峰，還有一個鮮明的標誌，那就是方誌學的誕生。
四、方誌學的誕生
飛馳的歲月，不僅留下了數以萬計的地方誌，而且積累了豐富的修誌經驗。人們一麵實踐，一麵思考，對於地方誌的性質、特點、功用、內容、編纂方法，以及它產生、發展的過程和長盛不衰的奧秘，探討得越來越深入，逐漸形成一門係統的學問，這就是方誌學。
一開始，人們對於地方誌的思考和見解，多見於誌書的序、跋中，例如宋代鄭興裔《廣陵誌序》說：“郡之有誌，猶國之有史。”說明他認識到了方誌和史有密切關係。宋代劉文富《嚴州圖經序》說：修誌是為了記下前人處理地方政事的各種措施和經驗，以“告後之為政”。宋代董弅（fěn）《嚴州圖經序》也說，修誌並非僅是為了應付閏年呈報的製度，而是要“使為政者究知風俗利害，師範先賢懿績，而承學晚生，覽之可以輯睦而還舊俗，宦達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風而利名節”。就是說，修誌是為了使執政者了解風俗利弊，以先賢的優良政績作為榜樣。後學晚生讀它，可以和睦親近，有助於恢複古代的淳厚風俗。做官的人和社會名流仔細品味它，有利於保持自身的高風亮節。這是對地方誌功用的概括。明代劉魯生《曲沃縣誌序》說，修地方誌“其載欲悉，其事欲核，其書欲直。”（記載要詳盡，事實要核對無誤，對是非善惡要敢於直書）。這是對誌書質量要求的概括。這些早期的方誌理論非常零散，多半就是這樣的片言隻語，沒有進一步的闡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