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誌作為一種文化事業，緊密聯係著國家和民族的命運。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在帝國主義的炮火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地方誌也越過了它的第一個輝煌的高峰，和整個中華民族一起踏上了崎嶇、曲折的路程。
一、坎坷和探索的三十八年
辛亥革命的風暴卷走了中國最後一個專製王朝，卻並沒有結束中國屈辱和苦難的曆史。1911年以後的中國，依然內外交困，政局動蕩不安。北洋政府和國民政府同以前的曆屆政府一樣，即使自身在風雨飄搖之中，也並沒有忘掉修誌。1917年，北洋政府曾下達要求全國各地修誌的通令。國民政府在1929年頒布了《修誌事例概要》，要求“各省應於各省會所在地，設立省通誌館”，“即由該館編擬誌書凡例及分類綱目”上報內政部。在抗日戰爭勝利前夕的1944年，又公布了《地方誌書纂修辦法》九條，規定省誌30年一修，市、縣誌15年一修。1946年，再次重申這個“辦法”，並製訂了《各省市縣文獻委員會組織規程》。這些措施，在全國起了一定的組織和推動作用。但是，在風雨如晦的中國，有哪個角落可以讓人們安下心來修誌呢？
地方誌事業麵臨著軍閥混戰，外敵入侵，政權更迭，財政拮據等許多問題。河南通誌局1921年成立，中間兩次改組，花了15年時間才編成一部通誌稿，由於日寇侵略，沒來得及印刷，稿子被運到四川，抗戰勝利後再運回來，已經損失大半，終於未能成書。上海通誌館為編上海誌已經積累了1000多萬字的資料，因日軍進攻上海，通誌館關閉，修誌半途而廢。貴州通誌館成立於1919年，四年後因滇軍軍閥唐繼堯入侵貴州而停頓。1930年恢複，不到一年，又因軍閥內訌而中斷。1935年國民黨勢力進入貴州，再次組織修誌，其中數經人事變遷，拖到1944年，因日寇侵入貴州，再次中斷。《貴州通誌》雖然僥幸沒有夭折，但斷斷續續直到1948年才成書印出，前後竟然花費了30年。各省通誌館的命運大致差不多。
省誌如此，基層地方誌的境遇當然不會更優越。曾與蔡鍔將軍有八拜之交的修承浩老先生，以花甲之年受聘修湖南沅陵縣誌。由於兵荒馬亂，書院和各種公共場所全成了屯兵之處，為了尋找一塊可以安身修誌的地方，幾次“挾策抱牘，狼狽遷居”。最後總算在寺廟中借得一席之地，花費一年零八個月，於1931年8月將誌書編成，卻又無錢刻印，隻好長期將誌稿藏在家裏。安徽阜陽縣從1935年動手修縣誌，收集采訪兩年多，將要成稿時，抗日戰爭爆發，阜陽雖然沒有淪陷，但是敵騎逼境，無有寧日。1938年又遭日本飛機狂轟濫炸，縣城陷入一片火海，幸而誌館工作人員從大火中搶出了部分誌稿。到1944年才能重新坐下來根據舊稿續編，於1947年得以完成。由此可以看出，辛亥革命以後的38年中，方誌事業的處境何等艱難。
不過，即使在極為艱苦的條件下，方誌的編纂工作者從來沒有停止過奮鬥。浙江省在民國三年（1914）便設立了通誌館並開始工作。黑龍江通誌局、廣東通誌館、福建修誌總局，也都是建立或恢複在北洋政府正式下達修誌通令之前。如果按現存的誌書計算（不考慮亡佚的），方誌全盛時期的清朝，每年平均有誌書18種，而《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記錄的民國方誌有1500多種，每年平均達到31種。有些邊遠省份，修誌的絕對數量甚至超過享國近300年的清代。像西藏在清末以前可以說沒有一部像樣的縣誌，民國時期卻修了13種縣誌。
這一時期，一批知名的文化界人士，繼承了清代學者修誌的傳統，積極參與編寫地方誌。他們既有我國傳統學術的深厚功底，又接受了近代科學知識和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熏陶，痛心於山河破碎，國運衰微，往往通過地方誌表達出他們對國家和民族命運的思考。他們對地方誌從內容到體例作了一係列改革的嚐試，編出了一批很有新意的誌書。這些誌書著意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重視科學，重視民生，重視能夠振興中國的實業，給方誌界吹進了一股清新的風。
著名教育家、社會活動家黃炎培主修的《（民國）川沙縣誌》（上海川沙）、史學名家柳詒徵、黃煥鑣編纂的《（民國）首都誌》（江蘇南京）、曆史學家兼方誌學家李泰棻編纂的《（民國）陽原縣誌》（河北陽原），都是民國前期方誌的代表作。它們都以大量篇幅反映了近代文明的進展。《（民國）首都誌》中，新創設的類目如氣候、警政、司法、外交等占總篇幅的4/10；交通、禮俗、方言、宗教等，在舊誌裏隻是其他類目的附庸，在這部誌書中都大大擴充，蔚為大觀。《（民國）陽原縣誌》的“農業”一項，分為富農、自耕農、半租農、全租農、全佃農五種，分別記述他們的生產狀況，確實是以實際的社會調查為基礎的，絕非照搬舊誌格式者可比。又獨創“生活”一門，從衣服、首飾、飲食、娛樂幾個方麵記錄民眾的日常生活，通過具體的吃、穿反映貧民與富人生活質量的差別。並在卷首配發照片，將富人與貧民的服飾、住居作對比，給人以深刻的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