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年抗戰時期，許多文化教育機構遷到大後方，一些學者在顛沛的流亡生活中仍然修誌不輟。教育家、語言學家黎錦熙隨北京師範大學西遷陝西。他提出，文化界人士要對抗日救國真正負起責任來，“第一步工作，就是要給所有的地方修縣誌”（《洛川縣誌自序》）。因為地方誌可以作為探索救國之路的依據。他自己身體力行，先後主纂了陝西的城固、洛川、宜川、同官（今銅川市）、黃陵諸縣縣誌，都是當時的名誌。
黎錦熙的《（民國）洛川縣誌》，淘汰了舊誌中的“宦績”、“封爵”一類過時的篇目，增加了許多新內容。像“農業”類加上了“地政”，成為“地政農業誌”，中有“全縣地價之估定”、“城市地籍之整理”、“土地分配”、“土地利用”等細目；“財政誌”中有“人民負擔”一目；“衛生誌”以翔實的數據記載洛川人民的飲食、營養和體質狀況。他還結合自己的專長，調查洛川的方言俗諺歌謠，設立“方言謠諺誌”，都是既新鮮又實用的。凡是和抗戰有關的事，《洛川縣誌》都不厭其詳地記載，“務使人人知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之義，借以振衰起懦，敵愾同仇，共赴國難”（韓賡丞《洛川縣誌跋言》）。同官縣、黃陵縣諸誌，體例都和《洛川縣誌》大體相同。
民國時期的學者們努力將科學知識帶進地方誌。記人口，不再僅僅是簡單的多少戶、多少“口”，有了出生率、死亡率、性別比率、年齡構成，既有動態的調查，也有靜態的分析；記氣候，不再僅僅是記錄“災異”，描述災變，有了雨量統計、雨量分布、氣象變化的曆年比較等。浙江大學史地研究所遷到貴州遵義以後，研究人員張其昀帶領研究生，用科學方法詳細考察了當地的地質、地形、氣候、土壤、生產、交通、民族、史事等，編了一部體裁全新的《遵義新誌》。1945年，顧頡剛、傅振倫等曾組織當時雲集於四川北碚的各種學術機關的科學工作者，各人發揮專長，合作編纂《北碚誌》。預計全書分為八編：大事編、地理考、政治略、經濟略、文獻略、社會略、列傳、聚落記。書後有別錄，包括文征、機關社團名錄、索引等。這不僅是對傳統修誌方法的一種改革，其內容之新穎在民國方誌中也是數一數二的。可惜這部誌書沒有最後完成，隻寫成了大約60萬字的稿子。
祖國因經濟落後而飽受欺淩的切膚之痛，使國人深切認識到發展經濟乃是民族自強之本。方誌家們也更多地將眼光投向經濟領域。據統計，清代的一些誌書名作，如戴震的《（乾隆）汾州府誌》、洪亮吉的《（嘉慶）涇縣誌》等，其經濟門類隻占全書的3%～5％。而民國方誌中經濟方麵的內容大幅度增加，如川沙、洛川等誌，經濟門類一般占到全書的20％以上。當時的浙江大學校長蔣夢麟曾為修浙江省誌擬訂了一個方案，按照他的設計，經濟門類要占全書的1/3。
民國方誌更普遍注意記載帝國主義侵略和中國人民反侵略鬥爭的史實。例如，《（民國）璦琿縣誌》特詳於17世紀以來的中俄關係。小小一縣，卻在縣誌中特設了“外交誌”一卷，記載《中俄璦琿條約》和曆年中俄交涉事件及其他條約。它的“藝文誌”不是收錄詩文，而是收錄有關中俄交涉的文獻公牘。它的“武事誌”，曆數沙俄對璦琿的侵略及中國軍民的抵抗，其中周繼功的《庚子之秋，邊釁互開，璦琿不守，人民流離原委記》，十分細致地描述了璦琿失守的經過和百姓流離失所的慘景，是研究光緒二十六年（1900）沙俄侵略黑龍江的第一手資料。《（民國）膠澳誌》，引用德、日占據青島時的原始檔案和其他文獻，記述了德、日帝國主義侵占我國膠東半島的始末。安徽的《（民國）阜陽縣誌續編》專設類目彙輯抗日戰爭史料。《（民國）察哈爾省通誌》設有《長城抗戰紀略》一章，記載二十九軍官兵英勇抗戰的事跡，都能使人感受到時代脈搏的跳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