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方誌用於記錄事實的手段更加豐富多樣。民國十八年（1929）國民政府頒布的《修誌事例概要》，就強調要盡量采用新技術。如“輿圖應由專門人員以最新科學方法製繪精印，訂列專冊，以裨實用”。“地方名勝、古跡、金石拓片，以及公家私家所藏各種古物，在曆史上有重要的價值者，均應攝製影片編入，以存真跡。”“誌書中應多列統計表”，等等。民國誌書廣泛采用測繪、照片及新式統計圖表。有的用鉛字排印，新式裝訂，使誌書麵目煥然一新。如《（民國）首都誌》中，列有62張表、75幀照片、52幅地圖，加上硬皮精裝，其準確、生動、美觀、實用，自是舊式誌書無法望其項背的。民國方誌多數采用淺近文言，加上新式標點，有的將方言用國際音標注音，以便於一般人閱讀。這些編製技術上的進步，也是近代科學文化發展的生動反映。
不過，必須指出，大多數民國方誌基本上還是沿襲舊誌的體例，隻是或多或少地插入一些諸如民政、教育、交通、實業之類的新類目，以適應近代中國社會的巨大變化。民國方誌中也包含著一些清朝遺老的作品，不用說它們是處處遵守封建舊誌的規範。更有極個別漢奸傀儡政府編的地方誌，如漢奸黃希文的《增修磁縣縣誌》（河北磁縣）之類，公然為日本侵略者張目，甚至露骨地宣揚侵略者的“理論”，這隻能給他的賣國求榮永遠打上恥辱的印記。
總的看來，民國時期的地方誌，就像當時的整個中國一樣，處在新舊交替之中。少數有識之士已經衝出封建舊誌的藩籬，正在山重水複之間探索，尋找著柳暗花明的新境界。
二、方興未艾的新中國修誌事業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古老的地方誌和古老的中國一起，重新煥發出青春。
當年，在烽煙滾滾的抗日戰爭年代，在革命聖地延安，中國共產黨中央曾在1941年8月1日頒布的《關於調查研究的決定》中指出：“係統的周密的社會調查是決定政策的基礎。”《決定》將地方誌列為調查研究的基本材料之一，要求“收集縣誌、府誌、省誌、家譜，加以研究”。不過，盡管對地方誌的價值早已有充分的認識，那時候在戎馬倥傯之中，不可能大規模地組織編寫新方誌。隨著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建立，編修新誌很快就被提上了日程。
1956年，國務院科學規劃委員會將編寫新方誌列為《二十年哲學社會科學規劃方案》的20個重點項目之一，隨即組成國家地方誌小組領導這項工作，掀起了新中國的第一次修誌高潮。到1960年為止，全國已有20多個省區，500多個縣開展了修誌。這第一批新方誌多數是未定稿，正式出版的隻有湖北的浠水、鹹寧、孝感、漢川、廣濟、應城等縣的簡誌和河北的《懷來新誌》，貴州的《水城縣誌》、《鎮寧新誌》等少數幾種。省誌則隻出版了《湖南省誌》的《大事記》兩卷、《地理誌》一卷。
經過“文化大革命”的10年，國家和人民再次痛切地體驗了一個真理：建設中國，先要認識中國。1977年，山西省壽陽縣率先成立了縣誌編纂委員會。1978年，湖南省決定恢複省誌的編纂工作。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全麵掀起了新中國的第二次修誌高潮。1981年中國地方史誌協會成立。1983年恢複了中國地方誌指導小組。1985年公布了《新編地方誌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新方誌的體例和有關組織領導的事宜。一時間如同風起雲湧，各省、市、縣普遍建立起修誌機構。計劃到20世紀末，除完成各省及直轄市的誌書外，還要完成3782部縣、市誌。經過年複一年的辛勤耕耘，目前已進入新方誌的豐收期，每年都有數百部新誌問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