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大批方誌目錄，省卻了人們許多翻檢的辛勞，但它們畢竟是分散的、局部的。要查清全國到底有多少誌書，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這方麵有開創之功的是方誌學家朱士嘉。他首先以個人力量調查了國內外幾十個藏書單位，弄清了5800多種地方誌的編纂者、編纂時間、版本和收藏地點，編成《中國地方誌綜錄》，於1934年出版。這是我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對地方誌的普查。1958年，朱士嘉在重新調查的基礎上又出版了《綜錄》的增補本。此後，中國科學院北京天文台由於整理天文資料的需要，將調查範圍擴大到190個單位，主編了《中國地方誌聯合目錄》，於1985年出版。幾乎是同時，台灣於1960年出版了《台灣公藏方誌聯合目錄》；1985年又出版了它的增訂本《台灣地區公藏方誌目錄》。現在，根據海峽兩岸這兩個聯合目錄，我們便可以大致了解國內現存地方誌的數量，以及它們保存在什麼地方。
古人研究地方誌，由於見聞不廣，隻能限於對個別誌書作些考訂或評論。有了這許多目錄，特別是有了聯合目錄，我們才有可能對地方誌作宏觀的整體的分析，才有可能對舊誌作有計劃的大規模的整理。當然，平時要查找利用地方誌也方便多了。
辛亥革命以後，仍有不少學者鍾情於舊誌輯佚。據統計，僅民國時期即輯有古方誌達100多種。葛向勇：《試論民國時期的地方誌》，載《中國地方誌》1994年第4期。此後，又有趙萬裏輯的《元一統誌》、國家圖書館善本組的《析津誌輯佚》、賀次君的《括地誌輯校》，還有1984年出版的李裕民的《山西古方誌輯佚》，輯有山西省236種舊誌的佚文，都是比較重要的輯佚新作。
而20世紀舊誌輯佚的最重要的收獲，是張國淦的《中國古方誌考》。這部書最早在1935年到1936年的《禹貢》雜誌上連載，後來經作者不斷修改補充，直到1962年才定稿，由中華書局出版。作者以40年的功力，將在古籍中見到的所有元以前方誌類圖書的書名、佚文、序跋和有關的評論等都輯錄下來，一共2000多種。這是第一次對我國古代佚誌所留下的蛛絲馬跡作全麵清理。同時，它也是一部以輯佚為基礎編成的古方誌書目。將它和記錄現存誌書的《聯合目錄》合起來看，就可以對我國地方誌兩千年來的成就有一個清晰、全麵的印象。
校勘重印舊誌也是整理舊誌的一種重要方式。尤其在近半個世紀中，比較重要的誌書大部分都出了新的影印本。例如，中華書局的《宋元方誌彙刊》，將海內外現存全部宋、元方誌彙為一編；20世紀60年代上海古籍書店的《天一閣藏明代方誌選刊》和90年代上海書店的《天一閣藏明代方誌選刊續編》，兩次共影印了天一閣現藏271種明誌中的216種；書目文獻出版社在國家圖書館協助下編印了《日本藏中國罕見地方誌叢刊》；中國科學院圖書館選擇它的珍藏編成《稀見中國地方誌彙刊》，由中國書店出版；國家圖書館也將自己收藏的數十種善本方誌編入《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中，由書目文獻出版社出版。台灣成文出版社的《方誌叢書》，選印了曆代方誌2000多種；上海書店、巴蜀書店和江蘇古籍出版社合作編印的《中國地方誌集成》，將選印曆代方誌3000餘種，目前已陸續同讀者見麵。
隨著印刷技術的發達，其他許多出版機構、學術機構和修誌機構，也整理重印了不少舊誌。從1911年到現在，包括海峽兩岸，用石印、影印、排印等各種方式重印的舊誌已有數千種。影印能夠最大限度地保持舊誌的原貌，而許多排印本經過認真的校勘、分段、標點，更便於現代人閱讀。重印舊誌不但保護了古籍，使舊誌免於繼續毀損、散亡，也使許多珍本秘籍走出了藏書樓，和普通人朝夕相處，給研究工作帶來了極大的便利。
此外，當年由顧炎武開創的整理舊誌的道路，如今已經成為一條康莊大道。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許多生產和研究部門根據國家建設和科學研究的需要，將地方誌中的天文、地理、物產、水利等各種專門資料彙編起來，使方誌資料在我國的經濟和文化建設中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專題資料彙編已經成為開發舊誌資料的一種最重要的方式。這方麵的成果，以及這些資料彙編如何在各行各業、各種學科中發揮作用的實例，那是說不勝說了。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將整理舊誌和編修新誌一起納入了國家規劃，使它從個別學者、個別單位分散的工作，轉向有計劃的分工協作。新中國的地方誌工作者，無論在方誌學理論上，還是在編纂新誌和整理舊誌的實踐中，都正努力開拓著新的天地。